第四章 面對社會
第一節 身體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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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面對社會
懺情小說雖是書寫者向自我內在挖掘的文類，但它的自白形式其實預設著 公開向所處社群對話的前提。本研究所關注的幾位懺情小說家，不僅在其懺情 內容已多所關涉所處的社會環境，勾勒出戰後台灣物質貧乏，戒嚴體制壓抑，
文化保守落後的具體氛圍，他們也嘗試透過個別具特色的懺情敘述，向所處社 群喊話，與社會體制語彙交相問詰、辯證。這些突出的懺情敘述，包括施明正 進行的身體書寫，以肉體的示現反轉國家體制的權力；陳映真向人道主義理想 懺悔，七等生用「精神病患」的姿態狂言控訴，投射他們理想的烏托邦，以烏 托邦的追尋映照身處的現實之荒蕪；而施明正懺情自白時特殊的嘲諷腔調又另 成一章，他以鮮明的嘲諷語言凸顯事實、公理，冀望將自我放到公眾面前接受 公正裁判，自我丑化的語言風格成就他挑釁威權的犬儒姿態。以下三節分別論 述之。
第一節 身體與國家
1949 年國民黨政府因大陸上國共內戰失利敗逃台灣，為鞏固政權，隨即在 台實施戒嚴，使全國司法、行政由軍隊接管，採取非常態的集權運作。在恐共的 陰影下，對內頒布「懲治叛亂條例」及「肅清匪諜條例」，實施高壓統治，使台 灣因國共內戰的延伸進入動員戡亂時期。自此從體制到個體身體，都受到戰爭有 形無形的牽制，國民黨政府得以利用戰爭的可能性，整合台灣社會，形成「軍民 一體」的關係1。五、六○年代，國民黨政府因應眼前可預期的反共戰爭，為了 能控制有效運用台灣的人力，穩定島上的內政治安，在台灣島內運用了大量的管 控、治理技術，這些技術包括大量身體治理的內涵。本論文所關注的幾位戰後第 二代作家，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學習以至跨入社會的階段，正好是在「戒嚴 令」籠罩下管控、壓制最為確實的時候，他們這一代人在這體制下有著共同的身 體經驗。
戒嚴時期的身體經驗相當大的成分來自軍事管理技術的應用。國民黨政府退 守台灣後，因應整軍備戰的需求，需要在台灣實施兵員徵集與軍事動員，蔣介石 曾借助日本名為「白團」的軍事顧問團，完成徵兵體制、動員制度的建立，這一 套兵源徵集與軍事動員所需的役政管理技術，幫助國民黨政府對國民身體的掌控
1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 1895-2005》（台北：聯經，2009 年），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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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一定的精準化2。另一方面，為使國民達到準軍事備戰狀態，國府則透過軍 訓體制達成軍事知識和技能的布署。在校園內實施軍訓教育，作為反共戰爭軍士 官的培育工程3。軍訓教育除了成為傳授軍事知識技能的必修課程，還進一步使 校園軍事化，〈台灣省師範學校軍訓管理辦法〉便規定實施軍事訓練，且學校組 織仿同軍隊，實施軍事管理、層級管制4。自此學生的起居作息、服裝儀容、寢 務和集會都接受軍事管理，學校以此對學生的身體進行編組、訓練，學生也以此 進行自我身體管理。此外，軍事化的身體管理技術，在「軍民一體」的要求下，
還透過「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這個組織每年舉辦的青年訓練營隊，滲透到社會 其他領域5，將軍事教養從軍隊、校園等特定空間，逐漸帶入一般民眾生活的領 域。軍事治理的運用讓政治中心不需突出集權式的宰制權力，而能普遍而有效地 將紀律（或譯規訓，discipline）施展於人體之上。紀律透過軍事操練、日常活動 的 人 體 動 作 分 解 ， 施 加 微 妙 的 強 制 ， 成 為 一 種 支 配 活 動 人 體 的 微 分 權 力
（infinitesimal power）。它關注肉體的運動效能、運動的內在組織，在軍隊、學 校、營隊等特定範圍內，嚴密地劃分時間、空間，掌控活動進行、組織的方式。
這種技術的目標「不是增加人體的技能，也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而是要建立 一種關係，要通過這種機制本身來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 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6軍隊管理普遍應用的分層管制，構成一個個金字塔形 的監督模式，分層、切實而持續的監督能夠誘發出「層級監視」的權力效應。這 種規訓權力作用的方式，既是「漫不經心」的，又是絕對「審慎」的：
漫不經心是因為它無所不在，無時不警醒著，因此沒有任何晦暗不明之處，
而且它無時不監視著負有監督任務的人員。「審慎」則是因為它始終基本 上是在沉默中發揮作用。紀律使一種關係權力（relational power）得以運 作。這種關係權力是自我維繫的。它用不間斷的精心策劃的監視遊戲取代 了公共事件的展示。7
這種權力效應基本上不訴諸暴力，而能自動達到對肉體的馴化；身體在層級監視 的作用中，自動產生自我約束。國民黨政府可以說藉著現代化的軍事技術，在國 民身體施展著規訓權力，使國民能符合備戰與治理需求，自我約束。
為了達到全民皆兵的備戰狀態，除了軍事動員，國民黨政府也在民間進行社 會動員，冀由動員將民間日常生活帶入想像的戰爭狀態，其中以 1952 年的「反
2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頁 137-140。
3 李泰翰，《一九五○年代台灣學生軍訓之研究》（台北市：國史館，2011 年），頁 84-88。
4 同前註，頁 76。
5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頁 149-150。
6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苗栗縣：桂冠圖書，1992 年），
頁 137。
7 同前註，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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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最為重要。「反共抗俄總動員」企圖推行經濟、社會、文化 與政治各面向的改造運動，藉日常生活規範的建置，使國家權力與國民身體發展 出支配關係。這個官方主導的社會運動，清楚訂定公共生活的秩序規則，諸如行 路靠右走、上下車排隊、公共場所不大聲談話等條目，以現代性進步意涵為依歸，
倡導節約、衛生的生活準則，標榜現代化生活型態，並由憲警人員作取締、糾正 的檢查工作，讓日常行為的監督達到給民眾全面監控的權力想像8。國民黨政府 盡一切能力進行反共宣傳，從新聞、廣播、影視、教育、圖書各個範疇，型塑
「共匪／匪諜」的無所不在，使共匪成為永遠的他者9。「小心匪諜」的警告成為 五、六○年代生活中共同的經驗。共匪成為戰後普遍「想像中」的異己，不在場 的異己身體，這造成一種持續的緊張，每個個體因此成為等待辨識、被觀察的身 體。軍訓教科書這麼教人辨識可能存在的匪諜：
1. 特別喜愛交遊及揮霍無度的人。
2. 沉默寡言，時常竊聽別人談話，形跡詭秘的人。
3. 時常冷言批評現實，對人假裝同情，無端賜惠的人。
4. 舉止突然失常，而故作鎮定的人。
5. 背人行動，似有隱憂的人。10
這些線索實際上無法提供身體上確認的特徵，最終只是訴諸個人的詮釋，藉以臆 想共匪的存在。重點不在於有多少確實的辨識的線索，而是從正式的法規到一切 反共規範，規定了所有文本生產、所有身體必須被檢察（examine）以及自我檢 查。
正是被規訓的人經常被看見和能夠被隨時看見這一事實，使他們總是處於 受支配地位。此外，檢查是這樣一種技術，權力藉助於它不是發出表示自 己權勢的符號，不是把自己的標誌強加於對象，而是在一個使對象客體化 的機制中控制對象。11
正是在這自我客體化的過程中，確立了國家的規訓權力，確立了身體服從的姿態，
這正是五、六○年代的人普遍的身體經驗。
國民黨政府試圖將反共建構為一套客觀的知識，使社會普遍實現分散、流動 的權力布置，建立一個規訓化的社會。並且在戒嚴令籠罩下，它建立了一套情治 系統，對社會進行直接的監視。戒嚴法頒布後，因應軍事戒嚴，成立了「台灣省
8 參曾薰慧，〈台灣五○年代國族想像中「共匪／匪諜」的建構〉（台中市：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 士論文，2000 年），頁 40-50。
9 同前註，頁 73-91。
10 林玉體，《台灣教育面貌 40 年》（台北市：自立晚報，1987 年），頁 44-45。
11 傅柯著，《規訓與懲罰》，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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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司令部」──即改制後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來「執行全省非軍人戒 嚴業務」，以專案方式對社會進行各種滲透，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將整個社會 作為敵體來監視、情蒐12。警政體制也在國民黨「以黨領軍」、「以軍領警」、「戶 警合一」的原則下，成為治安體系的外圍角色，配合著情治系統運作13。基於情 報人員不得進入校園活動的前提，警總則以吸收忠貞學生，布建於重要社團，進 行文教偵防、防範學運14。又仿同軍隊政戰體系，在各大學設立國民黨知識青年 黨部，如台灣大學的「逸仙學會」、政治大學的「覺民會」、師範大學的「研究室」
等，中、小學則有「安全維護秘書」，各級學校的人事室二科也是專門偵察師生 言行及思想活動的單位15。在情治偵防不分時間、空間綿密地情蒐、監視下，讓 被規訓的個體不間斷地處在被監視，卻無法確定監視目光所在的狀態，形成「全 景敞視」（panopticism）技術的條件16，最終，不必情治單位的糾察，個體便會自 動自我約束、自我壓制。
隸屬於這個可見領域並且意識到這一點的人承擔起實施權力壓制的責任。
他使這種壓制自動地施加於自己身上。他在權力關係中同時扮演兩個角色，
從而把這種權力關係銘刻在自己身上。他成為征服自己的本原。17
在情治監視的狀況下，個體即使在開放的公共生活中，仍隨時隨地是受檢查的客 體，意識到監視目光的個人於是自動地進行自我的管理，身體在這種權力關係的
在情治監視的狀況下，個體即使在開放的公共生活中，仍隨時隨地是受檢查的客 體，意識到監視目光的個人於是自動地進行自我的管理，身體在這種權力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