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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懺情小說所從來的文類源頭「懺悔錄」（confession），具有來自於宗教背景 裡認知個人罪惡，而進行自我譴責的文化基礎；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西方文學 保持著向自我靈魂問詰，叩問個人生命存在的傳統。台灣沒有基督宗教的社會文 化背景，本研究所關注的台灣懺情小說也普遍不重視悔悟內涵，即使自白個人生 命中悖德、悔痛、挫辱的記憶，他們的敘述猶著重在自我張揚，刻意表現個人特 異的姿態。古典懺悔書寫叩問靈肉衝突，追求上帝為依歸的絕對真理，警覺著靈 魂的墮落，而在懺悔中進行自我的對話；反省個人罪惡既不是台灣懺情小說的重 點，也可看出不存在一個絕對的真理指標，初始他們的懺情就不是與自己對話，
而是為了與所處社群對話。台灣小說家懺情自白是為了以自身的挫敗，控訴致使 其挫敗的曲扭社會，以自白為自己異於社群的作為辯護；因此同時可以發現，相 較於古典懺悔書寫透過自白告解使自我趨近真理，台灣小說家的懺情則意在陳述 個人信念的正確。懺情小說家對個人信念價值觀的自信，相當程度來自於他們大 專生的身分，在那物質貧瘠的時代裡是少有的知識分子，更是因為他們的閱讀─
─六○年代西潮中的各種舶來文本──掌握到了先進的知識，使他們相對於保守 落伍的環境，具有較高的文化視野。同時，追求這些具「現代」符碼意義的知識 文本，也是他們欲自我完成成為現代主體所不曾懈怠的。無論是小說家們的創作 自述或懺情自白，他們都不諱言喜愛當代風行的西方文本，並且受其影響。王尚 義有意將存在主義哲學的思考融入作品，施明正從藝術家傳記學習，顯示小說家 敏感於當代的文化風潮，並自主從中汲取創作養分。可以推測，當代具有進步符 碼意義的西潮文本受這些初出茅廬的創作者青睞，其中若干元素或深或淺被吸收 來表現他們「現代」的姿態，而鑄成這幾位小說家懺情書寫的風貌。
這些文學創作者日後被標籤為受現代主義風潮洗禮的一代，或許偏好書寫悖 德、蒼白及虛無，關注個人內在心理的描寫是他們共同的特徵，但本研究所關注 的台灣懺情小說家，又明顯與《現代文學》雜誌為核心的學院派作家群的面貌不 同。台灣懺情小說不追求簡約精確的現代主義風格的語言，自白敘述顯得鬆散蕪 雜，這些懺情小說家幾乎只採取直白的敘述方式，而不運用象徵、隱喻之類的手 法；當《現代文學》小說家高舉文學信條，反對文學作為政治宣傳，主張文學只 是獨立的藝術品，台灣懺情小說家雖也尊崇文學的藝術性，他們的懺情卻常常牽 涉現實脈絡，並不如現實主義批評者所指稱，是圍繞自我方寸間的呻吟，他們的 自白總針對著現實。懺情文類的藝術價值，一般包括懺情主人公在內省時自我矛 盾、自我辯證所展現的人性，與挖掘人性所展現的心靈深度，以及深刻體會命運 不得不然昇華出的悲劇性。然而，若懺情小說家的思索依然擺在社會批判，可能 將捐棄掉懺情敘事的特長。不同於傳統的寫實敘事，懺情自白在描述情節不如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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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敘事靈活，自白敘述也難以施展隱喻、象徵修辭，反應社會現實並非懺情文類 所長，反而使自己近似散文化的議論，難以經營自己的藝術深度。台灣懺情小說 家從外國先進文化汲取創作養分，或許效仿有時顯得稚拙，有時則是片面地理解 文本，但無法否認台灣懺情小說家的創造性。即使他們受自己的文化傳統影響，
使懺情小說有別於西方懺悔文學的面貌，而步上了現實批判的路子，忠於自我的 書寫誠意挽救了這些懺情小說不墮於學舌，反而是在寫實批判的文學傳統中另闢 了不同於寫實小說的社會批判方式。這幾位六○年代懺情小說家，接受了舶來繁 雜的文化產物，在尋求現代化更新的前提下追求所有可能的現代性文本，既當代 崇尚理性、進步、科學的布爾喬亞現代性（bourgeois modernity），並從存在主義 哲學接受對現代異化的反省；既模仿西方現代文學裡頭的美學現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也把舊俄小說等現實主義作品當作一種文學現代性來學習。這些貌 似矛盾的素材都無礙他們並時地吸收，然後在戒嚴體制的黨國現代性壓抑下，刺 激推動他們揉捏創造出台灣特色的懺情小說，一種「政治─現代主義」風貌的文 學。
懺情文類的一個主要特點在於懺情主人公擁有最大的發聲權力，並且書寫重 心即在主人公身上，而非其他敘事軸線，這使得懺情主人公的現身最具書寫潛力，
而其自白敘述因具發聲權力而擁有豐富的創造空間，本研究的幾位小說家藉此文 類特點創造了獨特的懺情小說。不同於一般懺情小說，台灣懺情小說的主要目標 不是透過內省去獲得自我生命的洞察──雖然施明正和七等生在懺情中都表示 這樣的期待──而是藉形塑個人形象、身世，重新為自我定義，並以個人生命的 暴露去表達社會批判、為自我辯護。不同於一般懺情小說，因愛慾經驗曾在他們 心理上發生的衝擊，而使得懺情主人公日後必須審慎地爬梳記憶，省察它的意義，
並在自我負責、自我承擔的意義上果敢地開誠布公。台灣懺情小說則以張揚的成 分較大，藉愛慾經驗塑造自我某種異質形象，表現個人姿態。台灣懺情小說家的 愛慾缺乏對象主體，他們真正的愛慾目標是自我理想，迷戀自我完整的主體想像
──由此衍生出的問題是：什麼因素使他們執著於想像性質的理想自我，而無法 完成現實中的愛慾關係？他們的愛慾自白透露出自我實現的焦慮，對於無法在社 會中找到個人的定位，這些懺情小說於是回頭省視生命的座標，藉父親來標定自 己的位置。然而與其說書寫父親幫助他們確立自己的社會定位，懺情主人公更常 藉書寫父親來表白他們的信念立場。台灣懺情小說裡的父親並不為主人公安頓什 麼社會位置──實際上他們的父親也都在社會現實或國家體制中挫敗──只是 作為對照，讓懺情主人公闡述自我的價值觀，或是在追溯父親面貌的過程中，成 為小說家闡述其信念的根據。可以發現，無論是愛慾題材或父親書寫，所以成為 小說家自白的主題，都肇因於懺情主人公邊緣、找不到出路的處境，與遭體制、
社會排擠傷害的遭遇。因為個人無法扭轉社會價值觀的偏斜，或是因為個人與國 家的權力不對等，懺情自白乃成為自我勉強得以發聲，訴諸公眾社群評價的媒介。
所以台灣小說家在懺情中以一己肉體的歷史挑戰國家歷史敘事，用身體教養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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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訓權力，召喚烏托邦保留想像歷史的能力，用犬儒姿態閃避權力侵犯，都是訴 求公眾評判的介入，呼喚歷史真實。也就是說，懺情書寫是戒嚴時代下，個人受 到壓抑，面對無法實現自我，遭遇創傷的主體困境，藉著訴求公理，校正失衡的 真理天平，保護個人賴以生存的價值體系，自我保全，並重建崩解的自我，最終 拿回個人主體性的一種書寫。
雖然台灣懺情小說並不都反應戒嚴體制，台灣懺情小說的誕生仍與戰後環境 密切相關，來自體制上的壓抑、法令上的禁止，與一元意識形態對異質邊緣的排 擠，都激發了個人發聲、現身的渴望。懺情確乎是屬於受壓迫的失敗者的文類，
懺情主人公能在小說的塑造中重新自我定義，他們並非被動地省視記憶，同時也 相當程度地以今日之我介入時間長河的詮釋，為自我的價值觀、人格定錨。他們 為過去「未能夠是」懺情，在懺情中還其「本應該是」的面貌，贖回無可挽回的 時間，撫平時間裡的傷痛。小說家以自我為支點、懺情為槓桿，掀舉現實中難以 挑戰的權威，讓懺情小說在台灣發展為入世批判的文學類型，一門以個人聲音訴 求公理、與社會對話的敘事藝術。台灣文學史中一直不乏自傳性小說的創作，日 治時期有描寫內心情慾世界，受日本「私小說」影響的翁鬧，戰後則有以個人一 生經歷為材料，敘寫家國歷史的吳濁流和鍾肇政。懺情小說在此之間，兼容二者 並非偶然，實際反映了現代性追求與現實批判的兩種台灣文學傳統的融合。解嚴 後，以自傳材料寫家國歷史方興未艾，除緒論提過的劉捷《我的懺悔錄》，還有 東方白的《浪淘沙》、《真與美》，以及葉石濤憶述日本殖民與白色恐怖時代的自 傳體小說《紅鞋子》和《台灣男子簡阿淘》等。這些小說裡個人只是媒介，重點 在社會外部，他們意在與歷史對詰。單純寫個人情慾、挖掘敗德劣跡的小說則不 多見，但如陳雪書寫情慾與創傷，雖專注於個人內在記憶，卻也開啟性別政治的 權力對抗，私我書寫的文學向度仍不侷限在個人。公開表示受七等生啟發，亦獲 七等生推崇讚賞的舞鶴，創作多以惡漢（the picaresque）敘述者的姿態，發其狂 人囈語。他揮灑情慾奇想，兼且咀嚼歷史傷痕，「探索一種台灣人與社會的曖昧 處境」1，用嘲諷、犬儒的態度揭穿所有虛偽不堪，儼然是台灣懺情小說的繼承 者了。他與七等生或許不僅止於仰慕情感，也確實傳承了一種文學精神，差別只
懺情主人公能在小說的塑造中重新自我定義，他們並非被動地省視記憶，同時也 相當程度地以今日之我介入時間長河的詮釋，為自我的價值觀、人格定錨。他們 為過去「未能夠是」懺情，在懺情中還其「本應該是」的面貌，贖回無可挽回的 時間，撫平時間裡的傷痛。小說家以自我為支點、懺情為槓桿，掀舉現實中難以 挑戰的權威，讓懺情小說在台灣發展為入世批判的文學類型，一門以個人聲音訴 求公理、與社會對話的敘事藝術。台灣文學史中一直不乏自傳性小說的創作，日 治時期有描寫內心情慾世界，受日本「私小說」影響的翁鬧，戰後則有以個人一 生經歷為材料，敘寫家國歷史的吳濁流和鍾肇政。懺情小說在此之間，兼容二者 並非偶然，實際反映了現代性追求與現實批判的兩種台灣文學傳統的融合。解嚴 後，以自傳材料寫家國歷史方興未艾，除緒論提過的劉捷《我的懺悔錄》，還有 東方白的《浪淘沙》、《真與美》，以及葉石濤憶述日本殖民與白色恐怖時代的自 傳體小說《紅鞋子》和《台灣男子簡阿淘》等。這些小說裡個人只是媒介，重點 在社會外部，他們意在與歷史對詰。單純寫個人情慾、挖掘敗德劣跡的小說則不 多見，但如陳雪書寫情慾與創傷，雖專注於個人內在記憶，卻也開啟性別政治的 權力對抗，私我書寫的文學向度仍不侷限在個人。公開表示受七等生啟發，亦獲 七等生推崇讚賞的舞鶴，創作多以惡漢（the picaresque）敘述者的姿態，發其狂 人囈語。他揮灑情慾奇想，兼且咀嚼歷史傷痕，「探索一種台灣人與社會的曖昧 處境」1，用嘲諷、犬儒的態度揭穿所有虛偽不堪，儼然是台灣懺情小說的繼承 者了。他與七等生或許不僅止於仰慕情感，也確實傳承了一種文學精神，差別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