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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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西方的懺悔文學，本於其基督信仰的文化背景而有綿長的歷史。它發展的脈 絡，從面對神祇懺悔自身罪咎，以崇仰神聖秩序，到彰顯個人主體性，以主體性 的完成為主要目的，以至俄國現代懺情小說所發展出的類型，經由自白顯示主體 所處的無益的環境，提出社會存在的矛盾85。懺悔文學逐漸增益其辯證性，使個 人自我的書寫產生與社會對話的可能。本論文以西方懺情文類為批評座標，觀察 台灣六○年代起從事創作的小說家，類似的文類創作。欲探討文學史所標定的「現 代主義文學」時期的小說創作，是否因其接受西方文學的影響，而成為複製的藝 術品，失去與台灣社會對話的能力；藉懺情小說次文類以個人自白辯證社會矛盾 的潛力，進行台灣六○年代小說家的懺情書寫研究。經過前面文類特徵的爬梳，
本論文選為考察的懺情小說作品，以內容是主人公自白其苦痛、羞辱或悖德罪惡 的生命經驗為準，這類經驗的自白必須具有敘事的主題性。要注意的是，懺情小 說雖肇始於「懺悔錄」，但並非所有懺情小說皆帶有後悔、悔悟的意識，許多懺 情小說不諱言自己的醜行，冀求暴露公開的傾向甚於懺悔，故不以懺情主人公的 主觀意識是否達到悔悟為標準，而以其自白內容為標準。因探討的目標放在個人 自白與社會的辯證性，本論文進行對話的社會現實指向台灣戰後的戒嚴體制。這 些作家的作品中常描述到他們成長年代的壓抑與苦悶，確實現實經驗是他們創作 的土壤，戰後在蔣氏父子的威權統治下，社會、政治、文化諸領域呈現出相當的 連續性與同質性，本論文故以六○年代至 1987 年解嚴為時間範疇，進行台灣懺 情小說的討論。
台灣六○年代書寫懺情小說成果較豐的作家，計有七等生、陳映真、王尚義、
施明正及王文興等人。王尚義、七等生、施明正的小說創作中都有典型的懺情類 型，陳映真則以其早期現代主義文學風貌的作品，雖不完全貼合自傳式的書寫，
但其構設的人物仍運用作者的傳記材料，延續作者的（左翼）思想脈絡，表現出 誠摯的懺悔意識，仍屬懺悔文學類型86。而王文興創作具有強烈的美學獨立信念，
創作重視作品的形式結構，研究者也多從語言鍛鍊的角度切入，鮮少與作家的身 世產生聯想；《背海的人》雖脫胎自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然而主人公
「爺」已屬純粹虛構的人物，不具王文興的自傳元素，難以探討個人自白與社會 的辯證性，故捨棄之。此外，可知日治時期《台灣新民報》記者，也是「台灣文 藝聯盟」成員的文學評論者劉捷，著有《我的懺悔錄》87一書，為其歷日治、抗 戰到光復後戒嚴三個人生階段的回憶錄。特別因其日治時期從事文學評論，與文
85 劉金舉，〈基督教懺悔制度及懺悔體文學對日本私小說的影響〉，《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104。
86 詳盡的文類批評依據，請見第四章第二節的析論。
87 劉捷，《我的懺悔錄》（台北市：九歌，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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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關係緊密，他的往來見聞是文學史相當重要的史料。但此作創作性質屬於生平 見聞的徵信紀錄，以個人「遭遇與當時社會的動態」為主，並非個人精神上的內 部省察，屬於散文實錄，而非小說虛構；雖然其回憶紀實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 戒嚴時期被警備司令部、保密局前後兩次的逮捕，共計五年的冤牢，與本研究關 聯性較強，但宜以散文文獻視之。且其出版時間已進入九○年代，故不列入本研 究探索範圍。另外，解嚴以前鹿橋曾以《未央歌》風行台灣，1975 年在台出版
《懺情書》，此書收集書信、雜文體裁等創作筆記，部分書信體裁亦屬懺情文類，
但這些創作與台灣脈絡無關，亦非本研究討論的目標。
本研究所援用批評文類「懺情小說」，如前所揭，尚有懺悔、自白、告解、
悔罪等多種中文譯名。因「告解」較常使用於基督信仰的宗教脈絡中，「自白」
則易連繫到法律審判及精神治療所為之自白，故不用這些譯名。「懺悔」與「悔 罪」則著重於對人的罪惡的悔悟意義上。在中文語境中，多以「懺悔」和「懺情」
二詞指涉「confession」文類，以「懺悔錄」翻譯奧古斯丁、盧梭及托爾斯泰等 所著書名《Confession》的作品在先，這個書名來自同一文類傳統，指稱告解個 人一生的自傳式長篇；而「懺情」之稱則多用於自白個人悖德事跡──特別是情 慾自白──的短篇作品，如李歐梵於《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指稱郁達夫的
〈沉淪〉等作品，或王德威指稱施明正的短篇小說88。就本論文討論文本觀之，
大部分小說既不諱言自我的悖德行為，不具嚴肅的懺悔意識，又都是短篇體裁，
以愛慾自白為共同元素，故採用「懺情」的譯法，較能發揮提示研究內容之效。
唯本論文定名為「懺情小說」，以論文自我指涉、陳述論點為主，因應論述脈絡、
援引所需，仍使用其他中文譯名。
台灣文化背景缺少西方基督教文明固有的原罪觀念，故沒有形成懺悔文學的 傳統，亦未曾產生懺情小說這一次文類的書寫風潮，以懺情小說為概念的研究至 今仍付之闕如。中文研究中，劉再復與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 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一書，曾梳理懺悔文學的概念，試從中國文學背景尋繹出 懺悔意識的書寫，以為文革後反省文革經驗的寫作的借鏡。此書將懺悔文學規劃 為四種型態89：
甲、作家直接作為懺悔主體的身世自敘，可稱為懺悔文體的自傳；
乙、由作品的虛構主人公替代作家承擔懺悔主體的小說、詩歌、戲曲等，事 實上是作家的靈魂自白；
丙、具有懺悔主人公但非自傳式的懺悔文學；
丁、非懺悔主題也沒有懺悔主人公的作品文本中的懺悔情感與罪責意識。
88 參王德威，〈島上愛與死──現代主義，台灣，與施明正〉，《島上愛與死》（台北市：麥田，
2003 年），頁 13-34。
89 劉再復、林崗著，《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2002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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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與文學》的劃分中，第一種型態實際上即是自傳，屬於廣義的散文，部分也 被視為小說，範型即奧古斯丁與盧梭的《懺悔錄》，為最古典的懺悔文學。第二 種型態以作家所塑造的人物作為懺悔主體，人物的身世細節已不完全與作家疊合，
帶有虛構成分。第三種型態可看作以懺悔為主題的小說。第四種型態則擴大討論 一般文本（非懺悔主題）中的懺悔意識。懺悔文學起源於自傳文體，後為小說援 引為虛構文類體例。以自傳視之，則其真實與虛構的辯證，本是西方懺悔文學研 究的重點之一90。本論文則不涉此方面的討論，材料處理上一律視作小說虛構；
《罪與文學》所劃分的甲、乙、丙三種型態，都是本論文將探索的範疇91。 用懺情小說概念詮釋討論中文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則有前例。李歐梵《中國 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探討 中國二、三○年代作家，曾以「懺情」評述郁達夫。史書美則選擇五四時期到四
○年代第一人稱敘述的女性懺情小說，從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探討其主體意識 的本質與內涵92。危令敦則對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的懺悔書寫進行反省93。 這些前行研究為「懺情小說」作中文文學創作詮釋概念的開發值得借鏡。中研院 文哲所「宗教學術研究室」自 2008 年起，展開三年為期的研究計畫「書寫懺悔：
中國文學與宗教的接點」，「從宗教意識與文學書寫的特質觀察懺悔書寫的淵源傳 承、演變與特徵，及其與公共道德、神聖空間的互動關係，就懺悔書寫的特質及 其相關涉的社會文化脈絡加以論述。」94替導源於佛教懺法傳統，中國文化中留 下的豐富的懺悔書寫進行研究。於 2010 年 9 月 9 日、10 日舉行「眾生病，故我 病：中國文化書寫中的罪悔與療癒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成果出版《沉淪、懺 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論文集》（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13 年）；而該計畫另有部分研究成果出版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 卷 3 期的
「近世東亞出版文化視野下的宗教實踐與通俗倫理」專輯。此研究計畫為中文領 域懺悔書寫的研究起步，但其關注的文本範疇未及近現代文學創作，暫無法提供 本研究參考。
西方懺悔文學（confessional literature）的發展與興盛，一般是在受壓抑的時 代，進行懺悔／自白的往往是社會中受到壓迫的失敗者；然而，為什麼總是失敗
90 參考 Eugene L.Stelzig, Hermann Hesse'sFictions of the Self 的討論。Ch.1 “Confessional Imagination” pp. 3-24.
91 《罪與文學》所規劃的第四種型態採廣義的懺悔文學，有其微言大義的用心，但在西方研究 中已越出懺悔（自白）小說的文類批評範圍，故不取之。而第二種型態，以虛構人物為懺悔主體 的小說中，將中國的《紅樓夢》作為例舉之一，亦本之於作者的構思，在西方文類批評的定義下，
可能還值得商榷。
92 該文將懺情小說譯作「自白小說」。史書美，〈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女性自白小說〉，《當代》第 95 期（1994 年 3 月），頁 108-127。
93 危令敦，〈欲語還休──論《一個人的聖經》的文革記憶〉，《中外文學》37 卷 1 期（2008 年 3 月），頁 11-46。
94 廖肇亨，〈從懺悔到救度：「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專輯導言〉，《中國文 哲研究通訊》18 卷 2 期（2008 年 6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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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自白而支配者不自白呢？原因在於自白是一種扭曲了的權力意志，它不是真 的悔過，而是以柔弱的姿態試圖獲得「主體」的支配力量；它是這樣一種表白形
者在自白而支配者不自白呢？原因在於自白是一種扭曲了的權力意志，它不是真 的悔過，而是以柔弱的姿態試圖獲得「主體」的支配力量；它是這樣一種表白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