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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創新與公司治理的關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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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關鍵在於公開發行之後企業由誰所控制,因為中國企業有控制股東的股權顯 著大於第二大股東的現象,平均最大股東占 46%,而第二大股東卻僅占 7%,最 大股東對於公司的營運而言勢必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研究也發現若企業是由私 人投資者所控制,營運表現的降幅就會較小,因此,政府在私有化後若能停止對 企業的控制才能真正有助於企業的長遠發展。

第三節 創新與公司治理的關聯性研究

本章前兩節關於創新和公司治理議題的相關文獻探討,主要的研究範圍是在 創新或公司治理其分別對企業營運表現所產生的影響,試圖去瞭解創新活動目前 在企業營運中的作用,以及公司治理的代理問題、股權結構因素與企業經營策略 取向的關聯性。而隨著各類無形資產於企業總資產中所占比重的提高,智慧資本 逐漸受到重視,創新活動的進行已成為創造企業價值的重要環節(Kalafut and Low, 2001)。因此,究竟什麼樣的企業會有意願與能力將策略的重心投注於創新,在 公司治理與企業營運表現的關聯之間,是否會存在創新作為中介的變數,此種結 合公司治理與創新並探討彼此間互動關係的構想,將更深入影響企業營運表現的 核心,Hill and Snell (1989)在股權結構如何影響企業生產力的研究中即指出,股 權結構會因影響中介變數研發費用的策略意圖而間接導致企業生產力的高低,本 節彙總探討目前有關公司治理因素影響企業創新表現的相關文獻。

若從傳統代理問題的角度切入,也就是股東與經理人彼此因資訊不對稱和利 益不一致所產生的問題來探討公司治理與創新的關係,由 Holmstrom (1989)所提 出創新活動的五項特性可以瞭解到,其中像是長期或高風險皆為經理人較不偏好 的策略類型,經理人偏好的是短期可產生報酬且可衡量的投資案,而非長期且可 能有損本期財報利潤的創新投資策略(Baysinger and Hoskisson, 1989),研發投資 的高失敗率也使得經理人缺乏進行創新的意願(Mansfield, 1968),由於經理人沒 有足夠的誘因,更加深了代理成本在公司治理與創新中的影響力,Franci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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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1995)便發現股東與經理人間利益衝突導致的代理成本與企業的創新表現 之間呈現負向的關係。

在這樣的狀況下,股東便會透過其控制能力來左右經理人的決策,而各股東 的持股比例和整體企業股權結構的組成皆會影響其使經理人接受創新此種長期 投資策略的能力。股權所代表的就是支持或反對管理階層的力量來源,力量強弱 視其集中程度而有所不同,若股權愈集中將愈有能力去支配企業的決策(Salancik and Pfeffer, 1980),Hill and Snell (1989)的研究也證實當股權集中時,會提升股東 在企業中所擁有的影響力,股東較易與管理階層進行溝通,兩者的資訊不對稱得 以降低,同時股東撤換管理階層的能力也將因此而提高,經理人開始有須從事對 股東有利策略的壓力,而與經理人相比,股東較易偏好研發支出的創新投資,研 究結果也指出若企業決策是由股東所主導,創新面的策略較受到青睞。Francis and Smith (1995)則從反面驗證廣泛分散持有的公司是否較股權集中或少部分外 部投資者大量持有股權的公司不創新的假設,其利用專利活動、併購和內部發展 的成長、長期投資支出的時間點等要素進行研究,研究的結果發現分散持有的公 司的確較不創新,較集中的股權和有較強外部監控的公司可以有效的降低與創新 有關的高代理與契約成本,符合了先前研究所認為的股權集中企業較有可能進行 創新面策略的預期。

在股權集中有利於企業創新表現的研究基礎下,雖然可知大股東較小股東更 有能力對經理人進行監督(Cubbin and Leech, 1983)且大股東更有動機去監督經理 人使其所做的決策與企業的長遠利益一致(Alchian and Demsetz, 1972),但什麼樣 屬性下的股權集中才能真正對企業的創新表現有正面影響則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雖然有研究認為法人機構投資者較易有短視近利的決策行為,並促使經理人從事 短期的投資決策(Graves and Waddock, 1990),但 Baysinger, Kosnik, and Turk (1991) 分別檢測了董事會中外部董事的比例、股權集中度、個人及法人機構投資者,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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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要素對公司研發投資策略所帶來的影響,研究發現當董事會中有較多的內部人 以及法人機構投資者有高度集中的現象時,對於研發投資策略會有正向的效果,

且法人機構投資者的高度集中較個人投資者來的有效,可能是因為法人機構投資 者通常擁有更多元更大的投資組合,在將研發投資風險分散的能力上較個人投資 者來的好。Eng and Shackell (2001)也支持相關的論述,其研究指出法人股權與研 發費用此種創新變數間有正向的關係存在。Aghion, Reenen, and Zingales (2009) 的研究發現當公開發行公司中的法人股權愈高,愈會有較多的創新發生,並排除 了是由於法人機構投資者自行選擇較創新的公司進行投資的因素,實證結果顯示 原因可能在於管理階層的職業保障考量,因為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甚高,若不如 預期,經理人的職業保障可能受到威脅,法人機構投資者會藉由降低創新活動可 能的職涯風險而增加管理階層進行的誘因,也發現當股權結構中法人比例高時,

企業執行長面臨獲利下降時被除去職位的風險會降低,而在實證法人機構投資者 與創新的關係時發現,創新的替代變數若為研發費用所產生的正向效果會較小,

若是用研發生產力作為創新的替代變數,其正向效果則相當大且顯著。

但在東亞國家的企業,代理問題主要是控制股東剝奪少數股東之權益,因此 所呈現出的公司治理與創新的關聯性議題也有所不同。金成隆、陳俞如(2005)便 研究在台灣控制股東因剝奪效果而去傷害企業的價值時,是否會對創新活動造成 顯著的影響,其以控制股東的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的偏離程度作為剝奪效果的代 理變數,創新活動的代理變數則為專利權的取得數量,實證發現當偏離程度愈大,

企業所進行的創新活動便愈少,顯示控制股東的確存在負向的誘因效果而缺乏進 行創新活動的意願。另外,此研究也從控制股東的董事會組成中發現若控制股東 有同時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或董監事的情況時,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程度的 增加,會使得創新活動顯著的減少,代表控制股東涉入企業的經營管理後,偏離 程度的增加會強化對創新的負面效果。因此,控制股東於股權結構中剝奪效果的 程度,將會對企業的創新與永續發展造成莫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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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與創新的關聯性在公司治理相關法規環境尚未成熟的新興國家中 應該受到更廣泛的重視,因為這甚至會是影響國家整體競爭力的關鍵,而在中國 快速成長的經濟環境之下,輔以其獨特的股權結構與資本市場運作機制,中國的 企業在此方面的議題似乎更迫切的須要去瞭解。Chin, Chi, and Lee (2009)的研究 從公司治理的框架來探討中國企業的股權結構組成是否會對創新表現有所影響,

主要將中國的股權結構分為國有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等三類,而創新的表現則分 別以在中國與在美國所取得的已授權專利數量來衡量。此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

當國有股於股權中所占的比重愈高,對於創新的表現愈有顯著的負向效果,但創 新表現會隨著法人股的增加而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與前述法人機構投資者的股權 愈集中企業便愈願意進行創新投資策略的論述相同。而國有股對創新之所以會有 負向的效果主要是因為雖然這三十年來,中國為走向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對股 權結構做了許多的改革,也將原本由國家持有的股份逐漸釋出,但大部分的國有 股仍是移轉至當地的政府機關,因此仍然保有相當程度的社會主義色彩,且中國 政府在大型與中型的私有化企業中尤其保有大量的國有股權,政府對企業的控制 持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Qian (1996)也提出中國企業公司治理的困境是在於代理 成本以及政治因素的影響。

另外,Chin, Chi, and Lee (2009)的研究也顯示當中國企業的股權結構中有外 資股的存在時,對企業創新表現產生的影響與法人股同樣有顯著的正向效果,因 為當企業有外資投資時會較容易取得相關的專利知識與技術,且有機會培養與創 新相關的管理技巧。而外資投資的企業通常會願意維持較高的治理標準並保護少 數股東的權益(Khanna and Palepu, 2000),其監控能力甚至能使管理階層更一致的 進行極大化企業價值的行動(Wei, Xie, and Zhang, 2005),這些也都可能是外資股 在中國得以對企業帶來正面創新效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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