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四節 原住民傳播權的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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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原住民傳播權的發展脈絡
媒體所再現的符號事實與族群形象部分源自於真實世界，但是經由創作者或 媒體組織內部的互動模式、意識形態、權力結構等因素的作用之下，加以選取、
改編、複製、發行和生產，從而建構出媒介真實，甚至影響社會及文化的運作。
換言之，媒體再現是社會真實的建構，而非社會真實的客觀反映（臧國仁，1998，
頁31）。而倘若主流媒介內容忽略原住民本身的差異性與複雜性，並持續加強或 深化某些偏頗的情境，則可能形成「刻板印象」（stereotype），使得原住民本身的 狀態及觀點無法確切地被表達出來（陸映彤，2016，頁 18）。因此，培養原住民 傳播人才與發展族群自主媒體，對於原住民權利的發展和提升有著相當大的助益。
為瞭解《莎韻之鐘》與《不一樣的月光：尋找沙韻》對臺灣原住民的再現及 其所隱含的文化認同意識，本節將先介紹原住民在臺灣電影或媒體中的形象再現，
以及原住民傳播權低落的問題；再者，則從國際會議與人權宣言的角度來切入，
探討多元文化的理念和國內促進原住民傳播權之政策；最後，則敘述族群主體性 的重要性、自主傳播的特色以及簡介原住民媒體的發展狀況。
一、 原住民的媒體形象再現
根據Antonio Gramsci（1971）提出的意識形態理論，統治階級必須重新塑造 被統治階級來維持其霸權，並運用傳播媒介選擇性地、片面地、單向地及扭曲地 再現特定族群，以主導社會信念、建立主流價值觀，進而促成社會各群體之間的 共同意識。換言之，媒體再現的刻板印象實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並維持社會 的不平等現象，但是這種霸權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必須不斷地生產或重製，同時 也需要努力抵擋各個族群或階級次文化的挑戰（陸映彤，2016，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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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惰、生活水準低落等（陳依玫，1987；謝世忠，1987；張芝菁，2007，頁 18）。
因此，為擺脫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某些原住民人士也積極參與 傳播自主權的議題，致力於建構原住民本身的論述空間和文化認同，藉此反抗或 翻轉殖民政權的支配模式（林福岳，2011，頁 153-154）。巴蘇亞·博伊皙努（2000）
便指出，當原住民在面臨急遽變動與多樣思維的潮流時，更需要善用傳播媒介來 向社會中其他族群表述其自身文化的內涵，進而獲得平等對待、掌握生存契機。
孔文吉（2000）也表示，傳播媒介作為塑造形象及尊嚴最有力的論述場域，象徵 著一種符號權利，並可以控制並賦予族群關係的定義，亦即擁有族群的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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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有關臺灣原住民傳播權大致存在以下幾項主要問題：1.長期以來 被殖民的歷程中，原住民在傳播場域中幾乎都處於弱勢或邊緣地位，因此原住民 傳播議題的首要任務為爭取傳播權益；2.由於缺乏自主媒體，原住民主體性受到 壓抑和宰制，甚至被取代或消失，需要借助更精確的論述再現技巧，並透過持續 不斷的傳播實踐，展示其詮釋意義及建構世界的意圖與能力，以重新自我定位並 形塑族群認同；3.在大眾媒體上，原住民往往是以「他者」的角色、或是由主流 社會所認定的「刻板印象」而被再現，較缺乏從自己族群的身分和觀點來發聲，
所以更必須加強原住民的傳播近用權（林福岳，2012，頁 4-5）。
在此脈絡之下，1943 年電影《莎韻之鐘》再現出哪些原住民的「他者」形象，
並反映日本製作方與殖民政府所欲建構何種文化認同賦予原住民，以及論述背後 是否隱含某些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殖民統治意圖，皆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
再者，2011 年電影《不一樣的月光：尋找沙韻》由南澳泰雅族的陳潔瑤所執導，
又會如何從「原住民觀點」來再現族群關係及我群認同，而其中是否建立了哪些 反抗文化霸權的論述策略，也都是本研究後續將著力探討的面向。
二、 原住民傳播權的內涵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族傷亡慘烈，國際上開始重視基本人權的維護，
並逐步建立弱勢族群人權的相關公約或法案。原住民的權益保障理念與基本人權 理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也是落實在族群政策和法律的基礎。自 1948 年 聯合國公布〈世界人權宣言〉以來，陸續通過了各種反對種族歧視∕種族偏見、
促進多元化社會及尊重少數族群的價值、保障原住民的歷史與文化發展等宣言、
公約或會議，而原住民的傳播權益也隨著科技和經濟發展趨勢，慢慢獲得國際間 的關注（張錦華，2014，頁 92；陳楚治，2008，頁 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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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球族群衝突不斷及族群意識升高，聯合國於1995 年在雪梨（Sydney）
召開了「全球文化差異大會」（Global Cultural Diversity Conference），主張各國應 採取「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之具體政策，鼓勵各種文化差異並存，
同時肯定弱勢族群的認同（張錦華，2014，頁 106-107）。但直至 1998 年聯合國
「原住民工作小組」（United Nations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UNWGIP）召開年會時，「原住民族傳播權」才正式被列入議程討論，包括主流 媒體對原住民的刻板形象再現、媒體近用權與所有權等議題（孔文吉，2000）。
而至 2007 年，終於通過〈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UNDRIP），也是近年來有關多元 文化與族群權利之最重要的聯合國公約。其序言便強調：「由於考慮到原住民族 和保障，為我國原住民族權利的基本大法（張錦華，2014，頁 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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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社會推動多元文化與族群傳播權的趨勢之下，我國於 2004 年也頒布
〈通訊傳播基本法〉，其宗旨直接揭示了「多元文化精神」，法條並進一步強調：
「通訊傳播應維護人性尊嚴、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此法為 原住民的傳播權益提供了基本的宣示（張錦華，2014，頁 191）。而根據我國傳播 學者（林福岳、陳楚治，2008；陳楚治，2008，頁 37-42；張錦華，2014，頁 110）
的歸納，原住民傳播權主要包括以下三種內涵：
1. 社會文化發展類：為最基本的傳播權利，包括表達權、聯繫權、教育權、
語言權、平等權、多樣性價值等等。許多政策即明文規定傳播媒體必須 豐富社會文化、穩定社會秩序，並促進原住民表達自身文化及教育公眾，
讓各族群之間的溝通交流更為順暢。
2. 媒體制度類：為國際社會最關注的政策結構面，包括創建媒體的權利、
獨立自主權、媒體組織工作權、社區媒介的發展權等。多數的國際條約 旨在推動原住民創建自主媒體組織，焦點為「媒體權」而非「傳播權」， 而這也是最直接且有效幫助原住民發展傳播權的方法。
3. 傳播媒體表現類：涉及媒體內容表現的原則與規範，包括接近使用權、
自我詮釋權、專業報導、媒體自律等等。由於主流媒體經常偏誤地再現 原住民的形象和文化意義，所以必須增進原住民的媒體參與機會及能力，
除了能夠透過傳播媒體重新詮釋自身、體現部落族人的生活情況，甚至 可以藉此爭取原住民的若干權益與訴求。
在多元文化主義的脈絡之下，原住民得以運用傳播媒體或是網路科技來傳遞 資訊、教育和傳承文化，並且與其他族群互動。因此，培養媒體識讀及媒體近用 能力便顯得相當重要，唯有加強原住民對傳播自主權的認知，才能真正擺脫主流 媒體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宰制，從而達到維護族群尊嚴、自我認同、文化復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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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住民傳播權的實踐
長期以來，臺灣原住民的「主體性」在高壓殖民統治之下而被壓抑與剝奪，
其所處的生存空間和歷史文化遭到破壞，媒體環境也是由主流意識形態來控制。
因此，有必要在多元文化主義與尊重族群發展的概念之外，注入更多實踐行動的 面向。而傳播媒體作為一種深具影響力的抗爭空間及互動場域，既能使原住民以
「主體行動者」來競逐象徵符號的詮釋權、翻轉主流價值的論述，更可以於生產 與再生產的運作過程中，重新建構世界和族群認同（林福岳，2010，頁 136, 157）。
回顧臺灣原住民族群傳播實踐的歷史，從戰後初期的省政府時代起，國民黨 政權便延續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傳播政策，乃將原住民視為需要「被教化」的社會 邊緣族群，並透過傳播媒體，尤其是廣播節目，來行使社會教育及政治宣傳功能。
在此階段，傳播媒體幾乎都被政府所掌控，除了是為穩固上層權力結構，也藉以 對原住民的社會階級與經濟狀況進行歸化和收編，是故原住民在主流媒體的形象 往往都是以「他者」的身分被再現（林福岳，2012，頁 14-15）。
隨著原住民主體認同意識的提高以及 1980 年代起所陸續發起的原權運動，
原住民開始自覺性地運用傳播媒體，例如原運時期由臺大學生編纂的《高山青》
雜誌，從最容易近用的平面媒體來著手，由知識份子透過文字的力量，實踐族群 內部與外界社會的廣泛動員，確實展現了原住民意欲擺脫被殖民宰制的強烈企圖，
可謂原住民自主傳播的濫觴。近年來，也陸續出現了許多原住民平面媒體，例如
《蘭嶼雙週刊》、《南島時報》、《台灣原民報》、《原聲新聞報》、《台灣原Young》、
《原教界》、《原住民族月刊》、《原住民自然人文期刊》、《山海文化雙月刊》等；
而學術相關刊物則有《台灣原住民研究季刊》、《原住民族文化傳播學刊》、《臺灣 原住民研究論叢》等（張錦華，2014，頁 174, 207；林福岳，2012，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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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節目的製播基本上皆由達悟族人自主完成（林福岳，2012，頁 16）。2005 年，原住民族電視臺在官民合作之下正式開播，儘管相關法規和組織架構仍不完善，
但作為「全亞洲第一個原住民族電視頻道」，實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2009 年，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成立，不僅接手經營原住民電視臺，更承擔了維護以及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成立，不僅接手經營原住民電視臺，更承擔了維護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