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再現」與「認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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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再現」與「認同」的關係
為釐清影像歷史再現與族群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本節先從「社會建構論」
的角度來探討族群的文化認同是如何產生，以及此類認同意識的特質為何；再者，
也會援引「後結構主義」的理論，說明論述再現和文化認同之間是如何彼此互相 影響；最後則會敘述意識形態與集體記憶等相關理論，以理解影像歷史再現如何 傳達意識形態、形塑集體記憶，甚至建構文化認同。反過來說，既有的文化認同 意識和集體記憶也會蘊含在影像論述之中，從而形成一種往復循環的論證關係。
一、 族群與文化認同
欲瞭解南澳泰雅族的文化認同，首先必須重新檢視「族群」（ethnic groups）
的定義。王甫昌（2003，頁 10-14）說明，「族群」是一群擁有共同來源、祖先、
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被其他人認為構成某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並作為區分
「我者」與「他者」的標準。而張茂桂（2003，頁 218）則指出：「族群是存在於 大社會中的集體（次團體），成員擁有或為真實或為假設的共同祖先，有共同的 歷史記憶，以及擁有定義自我的特別文化表徵。」換言之，族群為一種「相對性 的群體認同」，往往透過共同認知的祖先來源、歷史記憶、文化表徵（如語言、
宗教、習俗、生活習慣等）以及主觀意識上的集體自我認同，來凝聚關於「我們 是誰」的族群認同意識，是一個「維繫（關係）的建構」（an affiliative construct）
（Joseph E. Trimble & Ryan Dickson, 2005, p. 417；施正鋒，1998，頁 73-76）。
關於「族群」與「文化認同」之間的討論，Stuart Hall（1990, pp. 222-237）
提出以下兩種思考模式：1.視文化認同為共享某一特定歷史、文化的族群，反映 共同的歷史經驗和文化符碼，並使族群成為「單一特有民族」（one people），具有 持久不變的意涵；2.不以相似性（sameness）來看待文化認同，而是藉由「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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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來建構我們所認知的自我，從而凝聚族群共同感。
前者是「相似」與「連續」的意義，後者則屬於「差異」和「斷裂」（rupture）的 意義。而文化研究的反本質主義及後結構論述所探討的認同問題，即強調族群之 文化認同乃透過社會中的「論述實踐」建構而成。一方面，意義的生產會不斷地
「延緩和補充」；另一方面，「文化差異與歷史斷裂則具有不穩定的意涵」（陳明 珠，2003，頁 88-93；Chris Barker, 2004∕許夢芸譯，2007，頁 83-84, 195-196）。
相較於Stuart Hall 所主張：「文化認同是被社會建構出來的。」Tony Bennett 與John Frow（2008∕黃涵音、廖珮如、黃元鵬、謝明珊等譯，2013，頁 823）則 認為，文化認同不僅由「社會建構」，同時也是「心理建構」。前者顯示一個共同
主要參考許維德（2013，頁 13-18）對於「認同」概念的分析方法：首先，基本 理論將以「社會建構論」為基礎，承認「族群與文化認同」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同時也會隨著情境脈絡來變化，而屬於階段式、動態性、多重的「發展過程」；
此外，為了抓住認同的「流動性」特質以方便分析，在概念化的層次上，則假設 認同是一種「固定性且客觀存在的實體」，群體內部成員仍具有一定的同質性和 歸屬感，並得以藉由文化差異來區分外在團體。因此，必須從電影文本論述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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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述再現與認同建構
倪炎元（1999，頁 89-90）探討媒介文本如何「再現」他者，大致分為三種 策略：1.純粹語言學（linguistics），基本上涉及的是選擇哪些「語言結構」的要素 來建構，認為意義的形成是受到這些語言學要素所制約；2.符號學（semiotics）， 所涉及的是一組符號之建構，而揭露這些「符號內涵」的知識活動，主要是藉由
「詮釋」來進行；3.後結構主義之社會學或歷史學，基本上是透過某種特定歷史 與權力支配下的「論述」（discourse）所建構的，強調必須分析更廣泛的「歷史和 社會脈絡」，以及權力主體如何利用此一論述的操作而再現。而本研究為了瞭解 影像歷史再現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由於牽涉更廣泛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場域 的作用，將採取上述第三種「後結構主義」的觀點及「社會建構論」來進行分析。
對於後結構主義學者來說，語言和符號的意義並非來自其所對應的外在真實 世界，也無法被限定在單一文字、句子或特定的文本中，而是基於不同文本之間 的「差異關係」，也就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結果。正如 Jacques Derrida
（1973）所提出的「延異」概念，其中包含兩個層面：1.「差異」（difference）。
說明符號體系是由空間分布之差異關係所構成的，一個詞的意義是在與其它詞的 意義相互之間的區別中而產生；2.「遞延」（deferral）。表示一個符號指涉到另一 個符號的無止盡的延遲過程，以致於意義並非穩定的符旨（signified），而是持續 游移在符徵鏈（signifying chain）當中，不斷地補充及替代（孟樊，2001，頁 93-97；Chris Barker, 2004∕許夢芸譯，2007，頁 195-196）。再者，Jacques Lacan（1977）
則運用心理學分析說明主體認同的發展過程，並強調主體是藉由媒體符號再現的 互動關係被召喚出來，從而形成想像的、理想化的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差異性認同
（陳明珠，2003，頁 88-93）。根據上述 Derrida 和 Lacan 的觀點，意義並非永遠 固定不變，而透過符號及論述再現所建構的認同，也不存在最終確定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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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看法也深刻地影響了文化研究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並廣泛採納
「論述」的概念，而使得「反本質主義」及「社會建構論」成為文化研究領域的 核心觀點（Chris Barker, 2004∕許夢芸譯，2007，頁 195-196）。
首先，Michel Foucault 追溯了歷史上主體的來源與世系，並以此建立「現代 主體的系譜學」（a genealogy of the modern subject）。他認為，主體完全是、並且 僅止於是歷史的產物，同時也是論述實踐和社會建構的結果。一方面，「論述」
（即被規範的言說或實踐方式）在特定的歷史及文化脈絡之中，建立了說話者的 主體位置，讓說話者得以理解世界；但另一方面，卻也受制於這些具有「權力」
意圖的論述，兩者之間交互影響。所以，Michel Foucault 反駁「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史觀中絕對性、連貫性的意義，並主張認同是支離破碎而非統一的
（Chris Barker, 2000∕羅世宏等譯，2004，頁 210-212；John Storey, 2001∕李根 芳、周素鳳譯，2003，頁 139-141）。
再者，Stuart Hall（1996, pp. 1-17；1990, pp. 222-237）也援引了「延異」的 概念，強調「身分∕認同」乃經由「論述」所建構，不可能獨立於「文化再現」
之外。主體會運用自己與他人可供辨認的論述再現形式來表達其「身分∕認同」， 並「在特定的時間、地點、歷史與文化脈絡中書寫和發言」，從而改變其意義。
換言之，社會關係與權力結構可能影響論述再現對於認同的建構，相反地，人們 也會在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之下，揀選與自身利益相符的認同。但必須注意的是，
某些少數族群或弱勢族群往往是別無選擇的（Tony Bennett & John Frow, 2008∕
黃涵音、廖珮如、黃元鵬、謝明珊等譯，2013，頁 823-824）。
統整上述四位學者的論點，可發現「再現」與「認同」之間是彼此作用的。
一方面，論述主體會藉由媒介的再現系統，如電影、電視或廣告等，來傳達特定 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意義，並涉及了權力關係及我群認同的建立；但在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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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被再現的「他者」（Michel Foucault, 1980∕轉引自倪炎元，1999，頁 104）。 亦即，論述主體能夠經由選擇性地「再現」，以建構「對他者」與「他者自身」的 認同，同時也反過來形塑了「我者自身」和作為另一個被再現的「他者」之認同。若以迪士尼（Disney）電影再現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為例，例如
《風中奇緣》（Pocahontas, 1995）、《獨行俠》（The Lone Ranger, 2013）等影片中，
大多顯示美洲原住民具有歷史意義的刻板印象，並建構出一種特定的「集體認同」
（collective identity），忽略了族群內部的個體獨特性與印地安社會的真實樣貌
（Justin R. J. King, 2015, pp. 58-61）。這說明迪士尼電影（論述主體）通常將美洲 原住民（他者）描寫為自然、原始、樸質和神祕的特質，並有意或無意地形塑了 原住民的文化認同；但反過來說，迪士尼電影（代表白種人觀點）在刻劃他者的 同時，也作為另一個他者而被再現成種族中心主義者以及文化霸權的強烈形象。
論述再現與身分認同的建構之間具有緊密且重要的關聯，相互交織影響著。
論述分析觀點便強調，必須從整個社會文化的脈絡去研究論述再現的運作機制，
並且解讀其中意識形態的支配作用（Teun A. van Dijk, 1995, pp. 283-284）。亦即，
論述分析試圖打破「自我∕他者」、「統治者∕被統治者」、「國家∕社會」等二元 對立的分類方式，而將某一現象視為「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所接合呈現的 效果」。文化認同的發展正是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之下，突顯或排除特定論述，並 引導著歷史文化的延續與變遷（蔡篤堅，2001，頁 129）。
而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也同樣突出了論述層次的衝突或權力關係，
不只將殖民視為政治和經濟的剝削過程，也將關注範圍擴展至殖民情境下的文化、
語言、認同、再現及心理等問題（陳明仁，2004，頁 16-18）。基本上，少數族群 在確定其「身分∕文化認同」時，不僅取決於自我本身，同時也取決外在的主流 社會人群對他們的看法與認同，並往往依靠「媒體再現」的力量來實現。但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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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身分並非是「真實的反映」，而是「真實的主觀建構」，其中的誤識和 偏見尤其體現了文化霸權及主流意識形態的立場（劉燕，2010，頁 44-46）。因此，
我們非常需要發展「少數論述」（minority discourse），重新肯認少數族群與弱勢 族群的話語權，以挑戰主流媒體所形塑的刻板印象、迷思和論述（倪炎元，1999，
頁106）。而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欲藉由原住民觀點之電影，來探討原住民 如何再現其自身的文化認同，並反思日本國策電影再現中所隱含的意識形態。
本研究在社會建構論及後結構主義的基礎之下，並輔以後殖民主義的觀點，
初步推論：「再現與認同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的關係。一方面，再現建構了認同；
而另一方面，認同也影響了再現。」據此進一步檢視《莎韻之鐘》（1943 年上映，
日本國策電影）和《不一樣的月光：尋找沙韻》（2011 年上映，首部由原住民編
日本國策電影）和《不一樣的月光：尋找沙韻》（2011 年上映，首部由原住民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