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電影再現與認同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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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在前面文獻探討中，已大致釐清「歷史再現」與「文化認同」的概念化過程，
並主要以Stuart Hall、Michel Foucault、文化研究、社會建構論等理論作為基礎，
初步推論：「再現與認同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的關係。再現建構了認同，而認同也 影響了再現。」本章第一節將先整理國內及國外之「電影再現與認同」相關研究，
並敘述「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和「論述 分析」的內涵與特色，以及說明本文為何選擇「論述分析」之研究取徑；第二節 進一步介紹電影論述分析法的兩大主線，亦即「情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
與「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第三節則會說明本文的研究策略、研究架構、
主要資料來源和預期研究結果。
第一節 電影再現與認同相關研究
本節將先爬梳國內與國外探討「電影再現與認同」的相關文獻，以檢視包括
「文本分析法」、「內容分析法」和「論述分析法」的內涵及差異，接著再進一步 說明本文選用「論述分析法」的原因。
Anne Hickling-Hudson （1990）以「文本分析」探討四部澳大利亞電影
（Australian films）的白人電影製作者如何構建原住民的認同，以及在澳大利亞 的社會框架內，這種建構對原住民的意識形態具有何種意義。作者發現，在四部 電影當中，大多以白人為主體、原住民為客體，殖民地白人會攻擊原住民的身分 與某些方面的文化形象，並使用同一種藝術模式，將種族主義的觀念永久定型化，
進一步加深殖民地原住民的族群焦慮。作者主張，電影文本再現所建構的原住民 文化形象和身分認同，牽涉到現實的政治問題，並深刻影響族群之間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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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 Hirschfeld（2011）也採用「文本分析」，並選取克羅埃西亞（Croatia）
三部電影為樣本，以瞭解電影如何藉由處理戰爭罪行的表現形式（雙重性與集體 恥辱）來製造文化親密感，進而構成一種意識形態傾斜的國民身分和民族認同。
Elzbieta Ostrowska 與 Joanna Rydzewska（2007）以「符號學」觀察兩部波蘭 電影（Polish cinema）如何藉由賦予角色特定屬性，以及如何從外國女性的性別 隱喻來理解波蘭與西方之間的曖昧關係，特別是西方在波蘭集體意識中所存在的 神話問題，並以此來構建波蘭對於西方的認同。
劉亮雅（2016）依據「文本分析」與「符號學」，探討電影《賽德克‧巴萊》
（2011 年）的歷史再現和認同政治。本片特別以彩虹橋及太陽旗兩組文化符碼，
來構築Edward Said 所說的「對位式」（contrapuntal）手法：前者包括狩獵、紋面、
部落共舞共飲等場景；後者如警察、日式房舍、樹下賞花、和服、茶道、榻榻米、
飛機、大砲等視覺意象，以呈現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截然不同的文化和世界觀。
此外，也同時呈現兩者重疊交錯的地帶，賦予雙方主體能動性，且內部是異質、
多元的，包括賽德克族的自我認同及分裂認同，並非簡單的文明與野蠻之對立。
蔡篤堅（1999）使用「敘述認同分析」，來討論《超級大國民》（1995 年）、
《香蕉天堂》（1989 年）、《好男好女》（1995 年）等多部電影，並主要透過詮釋 情節的安排，以彰顯文本中所呈現的主體敘事和組織敘事之間複雜的互動過程，
以及相對場域與權力不平等關係，從而在兩極徘徊中形塑出各種交錯混雜的身分 認同想像，並構成文本分析性敘事，更進一步導引到論述分析式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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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金鳳（2001）援引 Michel Foucault 的「論述分析」觀點，將電影視為一種
「社會實踐」。除了研究臺語片中的特殊符碼與本土文化符碼之再現狀態，並且 試圖梳理臺語片從1955 年開始至 1972 年結束，期間所採納或是排斥特定論述的 演變過程。由此可知，論述分析是一種較「兼顧微觀和宏觀、歷時性及共時性」
的研究方法，其目的不僅在於深入檢視臺語片的創作過程、電影語言、象徵體系，
也包含理解整體社會生活脈絡與電影文化論述之間的關係。
周維萱（2010）也採用「論述分析」來探討文化菁英帶給社會新形塑的力量 和可能。首先定義「臺灣社會已成規範的意識形態」，解讀身分認同想像的樣貌，
再結合「正在形塑的移工身分認同」特質，以說明並反省認同主體如何孕育變化。
Tom Robinson、Mark Callister 與 Dawn Magoffin（2009）則是以「內容分析」
研究1980 年至 2006 年間 60 部最流行的青少年電影，來瞭解電影論述如何描繪 老年人，並呈現何種負面的刻板印象。而根據符號和情節（老年人被邊緣化）的 統計量表顯示，現今青少年對於老年人的負面刻板印象，確實反映在這些流行的 青少年電影中。由於青少年在成長階段長期接觸此類電影，便常對老年人表現出 負面態度，影響其對老年人的身分認同感，以及與老年人的互動質量，甚至影響 青少年看待自己老年前景的方式。
統整上述「電影再現與認同」相關文獻，最多採取「文本分析」的研究取徑，
主要從符號學（含隱喻）、敘事結構和藝術表現形式，來探討文本中的意識形態 如何賦予角色特定屬性，進而建構族群或文化認同。其操作型定義大致為二分法，
例如Anne Hickling-Hudson（1990）分成「白人∕原住民」、Elzbieta Ostrowska 與 Joanna Rydzewska（2007）分成「波蘭∕西方」、劉亮雅（2016）分成「太陽旗（日 本）∕彩虹橋（賽德克）」，而羅燦煐（1998）則分為五個類目來探討強暴再現。
儘管「文本分析」的二分法並非完全對立，也包含複雜且多元的認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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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金鳳（2001）和周維萱（2010）便運用「論述分析」，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理解 論述再現對社會建構認同想像的影響。而Tom Robinson、Mark Callister 與 Dawn Magoffin（2009）的研究，則以「內容分析」的統計數據為基礎，來探索青少年 電影中老年人的負面刻板印象，如何影響青少年在現實生活中對老年人的認同。
但是這種量化的資料，是否足以證明電影再現與認知態度之間的關係，以及那些 少數或隱而未明的符號和情節，是否也代表著在統計數據之外的其它不同意義，
可能都是「內容分析」比較無法處理的面向。
大致上來說，「內容分析」較傾向於實證主義，強調科學客觀的量化分析；
而「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則較強調意義的詮釋及解析，但文本分析的研究 對象通常只針對單一種文本，例如新聞報導、文學作品、電影或海報圖片等等。
相較之下，晚近社會學者更為重視超越文本分析以外的「互文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與「情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論述分析不僅單純檢視文本，並 且會將建構文本所使用的「論述」和相關「社會場域」（institutional sites），以及 歷史文化等因素都納入分析範圍之中（游美惠，2000，頁 32）。
因此，本研究將採取「論述分析」方法。一方面是因為電影再現與文化認同 之研究，必須要從整體社會結構和文本情境脈絡來觀察，包括政治、文化、經濟、
制度或機構等方面對電影產製的影響，以及社會權力關係如何介入其中來運作
（Graeme Turner, 1993∕林文淇譯，1997，頁 160-161）；另一方面，針對《莎韻 之鐘》與《不一樣的月光：尋找沙韻》這兩部皆以泰雅族原住民為主題的電影，
跨越了將近 70 年的時空，其社會文化背景和電影產製環境皆已發生明顯轉變。
除了分析文本內部的語言符號及敘事結構之外，更要注意跨文本之間的內在指涉 關係，即各種意識形態與論述再現的連結互動，如何建構不同族群的文化認同，
以及對社會真實（莎韻之鐘事件）的理解，並揭露隱藏在論述背後的權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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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a constructed identity），並只能在「論述」裡面被建構（Stuart Hall, 1996, p. 4）。而進一步來說，必須將認同置於特定社會歷史脈絡的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之中，始能瞭解其意義，並成為談論的基礎。再者，論述的焦點不只 在於語言或符號，而是一種更廣泛範圍的規約（regulation）及實踐（practice）。如Stuart Hall（1996, p. 2）指出，主體認同的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即 是從論述與其實踐的互動關係中再予以構連（rearticulate）。而Michel Foucault 也 認為，論述是一群陳述（a group of statements），提供在特定歷史時期以再現某一 特定主題和知識的方式，通常涉及權力關係的運作。簡言之，論述形構是由眾多 語言、符號、陳述、文本、行為或規約所組成，並在不同情境之下建構出意義，
甚至限定或影響了自我與族群間的認同，但由論述所確認的主體性卻未必是統合 或連貫的（孟樊，2001，頁 187-189, 197-201, 211, 238-239）。
大約自1970 年代起，社會科學領域開始出現「語言學轉向」，除了注意語言 行動的功能，也愈來愈重視情境脈絡的影響和社會文化結構的關聯性，並發展出 以「論述」為焦點的「論述分析法」（倪炎元，2003，頁 35）。其代表學者Norman Fairclough（1995）也根據不同理論傳統，歸納出對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符號學分析（semiotic analysis）、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判 語言學及社會符號學（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social semiotics）等研究取徑。雖然 論述分析法相當多元，但其皆旨在探討論述與情境脈絡的辯證過程之中，有哪些 社會現象、社會真實和互動關係被再現出來，或是被刻意忽略及隱藏的意識形態。
一方面，權勢者會運用論述來再現或建構弱勢族群的形象與認同；而另一方面，
弱勢族群也會透過論述由下而上地「挑戰或抗拒權勢者的控制」（Teun A. van Dijk, 1997, 2003；Nelson Phillips & Cynthia Hardy, 2002；岳明熹，2011，頁 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