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歷史再現與文化認同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節 歷史再現與文化認同
周樑楷（1999a）認為，「歷史」除了指涉「過去的事實本身」之外，還包括
「人們對於過去事實的認知和傳達的成果」。而當代史學必須從官方或學院派的
「菁英觀點」轉向「大眾史學」，以瞭解電影等影視媒介是如何挪用歷史文化，
透過「再現」來傳達歷史詮釋或意識形態。關於媒介再現的概念，文化研究學界 已有諸多討論，並聚焦在日常生活的脈絡與實踐、傳播媒體對「真實」（reality）
的形構，以及文本背後的權力網絡與社會互動、「族群∕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
（胡芝瑩，2001，頁 39-53）。因此，本節選取「歷史再現」（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和「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為主要研究概念，並各自援引「影視史學」
（historiophoty）觀點及「文化研究」等相關理論來概念化。
一、 影視史學與歷史再現
歷史（history）可分為「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兩層面，前者如 1923 年 林獻堂擔任《臺灣民報》社長，這是根據史料驗證而無法改變的事實，但史學家 要如何詮釋其中的意義，則多依賴個人主觀判斷。究竟存不存在「歷史真實」， 這一直都是學界爭論的焦點。而多數意見認為，歷史學充其量只能以現有可靠的 史料來「貼近真實」，因為史料需要藉由口語、文字或圖像等媒介來表現意義，
必然牽涉到「歷史解釋」（包括作者或讀者）的因素（E. H. Carr, 1961∕陳恆譯，
2007，頁 91-93）。因此，分析媒介如何來「再現」歷史訊息，就顯得相當重要。
1960 年代起，隨著歐美各地興起社會運動和人權運動，「大眾史學」才逐漸 被重視，而電視及電影作為大眾文化的一環，也開始引起了史學界的關注。法國 年鑑學派史家Marc Ferro 首先關注到電影與歷史的關係，並認為「電影能夠書寫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著作《馬丹·蓋赫返鄉記》（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1983），同時參與了同名 電影的攝製。她主張歷史電影是一種有關過去的「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 而電影導演正是一群「重視歷史的藝術家」；至於美國史學家Robert A. Rosenstone 也曾參與劇情片及紀錄片的拍攝工作，並研究電影與歷史。他更加強調電影作為
「後現代歷史書寫的重要方法」，具有其自身的價值（周樑楷，1999b，頁 4-5；
徐叡美，2004，頁 200）。
到了 1980 年代，美國史學家 Hayden White（1988）在《美國歷史評論》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首創「影視史學」（historiophoty）一詞，定義為：
「以視覺的影像和影片的論述，傳達歷史及我們對歷史的見解。」（徐叡美，2004，
頁200）其內涵包括（周樑楷，1993，頁 10-17；張廣智，1998，頁 4-6）：
1. 電影或電視的確比書寫歷史（historiography）更能呈現某些歷史現象，
尤其是風光景物、環境氣氛以及多變的衝突、戰爭、群眾、情緒等方面。
2. 視覺影像所使用的「詞彙」、「文化」、「句法」，皆與書寫或語言的表達 形式有所不同。電影與照片是重現某些歷史情境的基本證據，有時甚至 比單獨的書寫或語言之證據更為可靠。
3. 任何歷史文本，不論是視覺的或是書寫的，都無法完整且客觀地將歷史 事件、人物、場景和過程還原出來。
4. 書寫歷史與影視史學的主要差別在於傳播媒介的不同，但是兩者都必須 經過濃縮、移位、象徵及修飾的過程，難免有「虛構」（fiction）的成分，
並有其局限性。
5. 當歷史影片描述歷史事件時，也得以提出詮釋、反對或批判等等意見。
甚至對於實驗或前衛電影的製作人來說，論述再現中的分析功能反而比 敘述功能更為重要。
‧
Hayden White 的這些論點說明影像文本能夠建構歷史論述、形塑歷史認知或 記憶，亦如Marc Ferro（1977∕張淑娃譯，1998）表示：「電影的價值在於它提供 社會與歷史方面的解釋。」原則上，一部歷史影片在描述歷史事件與解釋其因果
（徐叡美，2004，頁 206-213）。例如周樑楷（1992）便指出了《誰殺了甘迺迪》
（JFK, 1991）的導演刻意重製刺殺畫面，進而將兇手指向美國的右派激進份子，
相較於「原始事實」的調查結果，導演提出了具有翻案性質的影像歷史詮釋。
「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關係，向來是書寫歷史和影視史學所爭論的焦點，
而在文化研究領域，通常是採用「再現」（representation）這個詞來表達傳播媒介 及文本的表意系統，以象徵或描述存在於「真實」世界中的另一個客體或是實踐 的過程（Chris Barker, 2004∕許夢芸譯，2007，頁 214）。沈清松（1993）認為，
「再現」是人類以其主體性，將世界正在進行的狀況，用抽象化後的概念來展演 與代表，而這個概念就被視為再現了客觀的外在世界，是真實世界的表象。而 Lawrence Grossberg、Ellen Wartella 與 D. Charles Whitney（2005∕楊意菁、陳芸 芸譯，2007，頁 177）等人將「再現」定義為「再次－呈現」（re-presentation）。
意指挑出一個原始事物，加以傳遞並「將它還原」（play it back），但此過程必會 修改原始的實體（真實），甚至是極大化文本經驗並衝擊對於閱聽人的影響。
至於英國伯明罕學派學者Stuart Hall，則吸收了 Ferdinand de Saussure、Michel Foucault、Louis Althusser 與 Jacques Derrida 等人的理論精隨，並將原本屬於哲學 認識論的「再現」概念，轉向「文化研究」的研究層面（郝永華，2008，頁 7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建構了事物的意義及價值觀念。簡單地說，再現即是以文本媒介與各種抽象化的 符號，來重新表述外在世界和人事物，並賦予其主觀性意義或詮釋的實踐過程。
再者，Stuart Hall 不僅接受了「結構主義語言學」（structural linguistics）有關 事物意義之「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m）觀點，認為語言及文化皆是以「差異」
（difference）為基礎的分類系統，而意義則是透過「符號」的差異來獲得。此外，
Stuart Hall 也賦予再現「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與「歷史主義」（historicism）
的色彩，這是基於語言和文化系統會隨著社會的「歷時性」（diachronic）變遷而 發生變化，因此事物的意義便具有相對性及不穩定的特質，並且永遠處於流動的 狀態（郝永華，2008，頁 75；Chris Barker, 2004∕許夢芸譯，2007，頁 214-215）。
而澳洲文化研究學者Graeme Turner（1993∕林文淇譯，1997，頁 69-70, 159-160）則進一步探討電影在歷史文化中的作用，認為「電影即是一種再現」，就如 同其它媒體一樣不直接反映或記錄事實，而是透過文化符號、社會慣例、迷思、
意識形態，及其媒體本身的符號指涉實踐，例如攝影、燈光、場面調度、剪接、
布景道具、聲音等語法結構，來產生、更新、複製或評論歷史與文化的意義，並 受到各種社會制度或機構的相互競爭、彼此衝突之影響（Graeme Turner, 1993∕
林文淇譯，1997，頁 159-160）。法國文化理論家 Michel de Certeau（1988∕轉引 自Jeff Lewis, 2002∕邱誌勇、許夢芸譯，2005，頁 354）也指出，「再現」是一種 有組織的知識系統，歷史學和文學語藝學唯有藉由「再現」才能夠被「理解」，
並可能影響閱聽人的理解與詮釋，甚至深入社會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實踐之中。
綜上所述，任何影像歷史「再現」，都不是歷史真實的純粹反映，而是一種 經由語言、文化符號及社會意識形態所不斷選擇與建構的複雜過程，其中涉及了 權力關係的互動和運作機制（陳龍，2009，頁 154-155；劉燕，2010，頁 26-28）。 據此，本文將從「歷史再現」延伸到「文化認同」的概念，以討論其定義及內涵。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二、 認同理論與文化認同
「文化」（culture）有三種廣義的解釋：1.一個智識、精神、美學發展的普遍 過程；2.一個民族、一段時期、或一個群體的某種特定生活方式；3.有關制式的 成品和實踐，特別是指藝術活動方面（Raymond Williams, 1976∕劉建基譯，2005，
頁102-109）。換言之，「文化」是文本的肌理及生活實踐，主要功能為表示意義、
產生意義或作為意義生產的場域（John Storey, 2001∕李根芳、周素鳳譯，2003，
頁2）。再者，文化一般都被用來關注共享的社會意義問題上，亦即我們對世界的 各種理解方式，而此意義是從流動的「符號」來產生。因此，文化研究特別重視
「再現」的議題，理解文化就是探索意義如何藉由再現的象徵符號產製出來，並 社會性地建構我們存在的世界（Chris Barker, 2004∕許夢芸譯，2007，頁 62-63）。
對於文化研究而言，「認同」（identity）是一種文化構造，因為形成認同的論 述性資源，其特性上是屬於文化的。此外，認同也被理解為論述性操演與實踐，
能透過規範、習俗、品味、信仰、態度和生活風格等符號之引用及重複，來制定 或產製認同的名稱。這就意謂著，認同「再現了一種過程」，連結起個人的情緒
「內在」與論述性「外在」的關係，而具體的個人幻想式認同以及情緒性投注，
則會占據論述構成的主體位置。因此，認同並不是普世性實體，而是經由特定的 文化論述來定義、建構出來的（Chris Barker, 2004∕許夢芸譯，2007，頁 118-119）。
而翁秀琪與陳慧敏（2000，頁 13）表示：「差異的範圍劃分是認同及代表認 同的各類符號得以運作的主要基礎。認同是具有某種價值判斷的。認同是一種社 會區別、分類的過程，其蘊含了突顯和隱藏了衝突、矛盾，屬於精神心理層次的 論述。」這也就是說，認同的真正核心其實是「差異」，以辨別「我者」（we）與
「他者」（the others）之間歸屬或不歸屬的關係（Tony Bennett & John Frow, 2008
∕黃涵音、廖珮如、黃元鵬、謝明珊等譯，2013，頁 795）。
‧
「英國認同」乃是透過「英國國旗」（Union Jack）所形成，因為英國國旗連結著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記憶以及英國人參與各種集體儀式的經驗。此一假設是，
經由符號再現，確實會有集體認同之存在，但本質主義的假設忽略了社會文化的 複雜性，包括同國籍不同人種與同人種不同國籍之間的認同差異（Chris Barker, 2000∕羅世宏等譯，2004，頁 212-214）。
而Stuart Hall（1990, 1996）與 Kathryn Woodward（1997）所持的反本質主義 立場，則強調認同並非固定的、本質的反映，而是基於歷史、語言及文化資源之 根本類同和差異而持續變成（becoming）某一特定主體的過程。當所有多元的、
交錯的、矛盾的認同接合在一起，才會構成完整的認同，並隨著主體再現而轉變，
其中認同的可塑性與政治意義密切相關（翁秀琪、陳慧敏，2000，頁 8；Chris Barker, 2000∕羅世宏等譯，2004，頁 212-214）。正如Stuart Hall（1990∕林文琪譯，2004，
頁71）所言：「雖然文化認同是有源頭、有其歷史的，但是和一切有歷史的事物 一樣，它們也經歷了不斷變化和轉換的過程。文化認同絕非永恆地被固定在某個
頁71）所言：「雖然文化認同是有源頭、有其歷史的，但是和一切有歷史的事物 一樣，它們也經歷了不斷變化和轉換的過程。文化認同絕非永恆地被固定在某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