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四節 友善環境行為之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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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友善環境行為之影響因素
一、 友善環境行為
友善環境行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是指人們有利於環境的行為，
是個人主動參與並付諸實際行動來解決環境問題或保護生態環境，例如參與制定 相關的環保政策、環保教育的策劃與實施、自主綠色消費行為（包括使用可回收、
循環、低耗能的環保製品，以及改變不合理的消費習慣等）、生態系統行為（包 括關愛野生動物、種植樹木等）(Tarrant & Cordell, 1997)。學界針對民眾友善環 境行為的研究繁多，經本研究整理，綜觀過去友善環境行為研究，大致為兩個脈 絡：行為結果以及影響行為的前置因素，而由於友善環境行為需要長時間的累積 才得以判斷成效，因此行為結果的相關研究較少，以探討影響因素為大宗，一般 可透過個人內在面向與社會人際的外在面向此兩種面向來分析。
就影響行為因素而言，外在面向包含：第一，氣候變遷影響地點的接近性與 友善環境行為的關聯性(Scannell & Gifford, 2013 ; Shih & Lin, 2016)。第二，媒體 報導氣候變遷議題的方式會影響個人友善環境行為（江靜之，2014；楊意菁、徐 美苓，2010）。就內在面向的影響因素而言，該類研究主要探討的是個人既存的 差異：包含風險認知(Bord et al., 2000; Bostrom et al.,1994; 徐美苓、楊意菁，2011)、
負面情緒如恐懼、擔憂(Ruiter et al., 2001; Witte & Allen, 2000)、集體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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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bell et al., 2007; van Zomeren et al., 2010; M.-L. Hsu & Shih, 2014)、因應策略等 (Ojala, 2012)。風險認知中又再細分為「議題知識」（knowledge about the issue）
以及和行為有關的「行動策略知識」（knowledge of the issue）(Boerschig &
De-Young, 1993)。其中，個人的負面情緒較為過去研究者所關注(Hersch & Viscusi, 2006; O’Neill & Nicholson-Cole, 2009; Shih & Lin, 2016; van Zomeren et al.,
2010)。
本研究核心為探討個人主觀幸福感與其影響因素，並同時釐清進行友善環境 行為前的心理歷程。本研究亦承接過往友善環境行為研究之脈絡來切入分析，就 影響行為的前置因素而言，本研究著重在內在面向因素，鎖定個人因應策略與主 觀幸福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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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應策略與行為意圖
關於三種因應策略與友善環境行為意圖之間的關係已有許多研究成果。首先 為問題導向因應，問題導向因應目的在於激發個人對氣候變遷問題的重視，促使 他們著手解決問題，並透過鼓勵人們去尋找如何做的訊息、方法來應對氣候變遷 威脅，進而引導個人的友善環境行為意圖。過去研究大多顯示氣候變遷的問題導 向因應能夠引導友善環境行為意圖。Ojala(2012)的研究發現，如果目標是鼓勵友 善環境行為和增加環境效能，亦即增加對氣候變遷之認知（cognitive），則此策 略在因應氣候變遷威脅時是有效的。同樣的結果在 Homburg 等人(2007)以成人為 受測者的調查研究得到證實，研究發現那些偏向於採用問題導向因應的受測者在 面對氣候變遷危機時解決問題的主動性更高，同時也有更積極的友善環境意圖。
此外，Van Zomeren, Spears & Leac(2010)透過兩個實驗研究了氣候變遷應對中的 心理恐懼與集體效能感，並擴展出應對氣候變遷方式的雙路徑模型（dual pathway
model）：問題－情緒導向因應，結果發現，在面對氣候變遷時，相較於情緒導 向因應，問題導向因應在增進友善環境行為意圖的方面有顯著的作用。施琮仁
（2017）也曾透過雙路徑模型研究友善環境行為意圖的影響因素，並將效能感作 為問題導向因應的操作化定義，發現效能感能夠引導友善環境行為意圖。總結以 上所述，過往研究大多證實問題導向因應與行為意圖之正向相關，因此本研究推 導出假設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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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問題導向因應」與「友善環境行為意圖」具有正向關聯性。
其次為情緒導向因應與行為意圖。在氣候變遷問題情境下，國外研究發現使 用情緒導向因應策略最常見的方式為「否認」，例如 Norgaard(2006)在挪威農村 社會研究發現，對氣候變遷的否認在部分民眾中是存在的，普通民眾與政府採取 集體無視氣候變遷問題、否認氣候變遷的威脅，從而保障當下短暫的經濟利益。
這種透過否認或責任外化的手段來應對氣候變遷的危機，被認為是一種有害的環 境參與（environmental engagement）(Ojala, 2012)。還有一些研究認為大眾對於 保護環境缺乏行動是種冷漠的表現，例如 Lertzman(2008) 和 Randall(2009)指出，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公眾這種冷漠的表現其實是對氣候變遷的麻痺，並認為 情緒導向因應其實是對自身情緒的剝離，從而保留對現實問題的麻木性。徐美苓、
楊意菁（2011）的研究也發現民眾對氣候變遷影響的知識愈高，行動意願就愈低，
原因在於民眾接收過多強調氣候變遷災難性後果的相關訊息，導致民眾不相信這 些災難會發生，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除了否認氣候變遷危機的因應策略之外，由情緒導向因應所產生的恐懼與擔 憂等負面情緒亦不容忽視。Lazarus(1991)認為情緒是促成因應行動的關鍵因素，
然而過去對於負面情緒影響友善環境行為意圖的研究結果卻有所矛盾。有研究顯 示，個人對氣候變遷的恐懼感若太過強烈，會造成大眾否定問題的存在，因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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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意願更低(O’Neill & Nicholson-Cole, 2009)；Homburg 等人(2007) 與 van
Zomeren 等人(2010)的研究也發現，負面情緒與行為意圖呈現負向相關。然而，
也有許多研究結論的大致方向都認為負面情緒和氣候變遷減緩行為有正面關係，
例如施琮仁（2017）就發現，負面情緒讓集體效能感較低的民眾更願意採取行動。
綜合上述，過去研究大多表明問題導向因應與友善環境行為之正向關係，然 而情緒導向因應與減緩行為之關係卻仍未定一尊。故本研究提出研究問題四如 下：
RQ4：「情緒導向因應」與「友善環境行為意圖」之關聯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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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觀幸福感與行為意圖
近來，研究進一步發現幸福感與行為意圖具有關聯性(Venhoeven et al., 2013)。
許多研究皆顯示友善環境行為和幸福感之間存在正相關(Corral-Verdugo et al.,
2011; Suárez-Varela et al., 2016; Venhoeven et al., 2013)。為探討主觀幸福感與行為 意圖之關係， Keyes(2002; 2003)曾將主觀幸福感分為情緒幸福感（emotional well-being）、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及社交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三種類型，雖然本研究並無採用此三類幸福感作為研究變項，但本 研究仍然認為其可做為推測主觀幸福感與行為意圖關係之參考依據。有研究就發 現上述之情緒幸福感與友善環境行為的顯著正相關(Cloutier et al., 2014; Helliwell, 2014; O’Brien, 2008) 。此外，一個義大利的研究以 298 名大學生與碩士生為研 究對象，使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與長期的交叉延宕方 法（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分析社交幸福感與友善環境行為的相互關係，結 果顯示社交幸福感與友善環境行為之間存在雙向的正向關係（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Prati et al., 2016)。以上討論顯見無論是何種類型之幸福感都能夠影 響友善環境行為意圖，故本研究推測，友善環境行為將能夠被幸福感所引導。綜 合以上研究，本研究認為主觀幸福感能正向影響友善環境行為，因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設三如下：
H3：「主觀幸福感」與「友善環境行為意圖」具有正向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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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因應策略與幸福感一節所述，氣候變遷之因應策略會影響主觀幸福 感，因此本研究推論，當氣候變遷因應策略影響民眾之主觀幸福感，就越容易改 變友善環境行為意圖。故推導出研究假設四及假設五如下：
H4: 「主觀幸福感」會中介「問題導向因應」與「友善環境行為意圖」的關
係。
H5: 「主觀幸福感」會中介「情緒導向因應」與「友善環境行為意圖」的
關係。
圖 2-4-1. 研究架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