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因應策略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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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因應策略與幸福感
一、 心理健康之概念
本研究欲探討氣候變遷因應策略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並聚焦於心理健康 中「主觀幸福感」之範疇。在進一步討論因應策略與幸福感的關係之前，有必要 對「心理健康」一詞給予定義。首先，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是範圍廣大的 健康指標，從正向心理健康狀態到負向心理問題障礙，涵蓋層面甚廣。Keyes(2002) 就認為心理健康是個牽涉廣泛的概念，是一個從健康到疾病的光譜，每個人只是 程度上的差別。然而，過往對於心理健康的研究大多只聚焦在疾病的預防或治療 上，而在氣候變遷與心理健康的研究方面，有研究提出目前在應用上評估心理健 康的方式存在一些限制。Hayes等人(2018)整理了過去的相關研究發現，過往研 究傾向於將心理健康概念化為精神疾病和心理問題，如探討極端氣候事件過後的 廣泛性焦慮症（general anxiety disorder，使用GAD-2問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使用PCL-6檢查表）和心理壓力（psychological distress，使用GHQ-12調查問卷）等來測量心理疾病與心理問題(Waite et al., 2017;
Alderman et al., 2013; Azuma et al., 2014; Eisenman et al., 2015; Kessler et al., 2008;
Greene et al., 2015)，卻少有實證研究探討氣候變遷情境下民眾的正向心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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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理解可能影響心理健康及心理社會復原（psychosocial resilience）的誘發 因素(Hayes et al., 2018) 。
有鑑於過往研究對心理健康之討論僅圍繞於心理疾病之範圍，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2000)於是提出「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之概念。
作者認為，心理學需要另一種面向學科以探索人類的正向特質，並且將正向心理 學劃分為三個範疇：愉悅的生活（pleasant life）、投入的生活（engaged life）、
有意義的生活（meaningful life）(Seligman, 2002)。此後，正向心理學的概念顛覆 學界長期研究負面病徵的傳統，點出「正面思考」對人們幸福扮演的關鍵角色。
因此，正向心理學從快樂、主觀幸福感的「正向經驗」，自我決定、智慧、創造 力美德等「正向特質」，還有人際關係、文化規範、家庭影響潛能的發展等「正 向組織」去探討心理健康。對此，有研究也抱持著同樣看法，認為面對外在環境 的挑戰，積極樂觀的正向經驗也與心理健康息息相關(Fredrickson & Branigan, 2005)；此外，也有研究表示心理健康的積極內涵中，「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常被用來預測心理健康的指標之一，同時也是正向心理學中其 中一個主要研究重心(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故本研究將側重於主 觀幸福感之範疇，並延續近來氣候變遷與主觀幸福感之相關研究(Fritze, Blashki, Burke, & Wiseman, 2008; Ojala, 2012; Ojala, 2013)，以主觀幸福感作為評估民眾心 理健康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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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觀幸福感之定義
過去許多研究皆嘗試定義與分析主觀幸福感。其中，最常被引用的為
Diener(1984) 所提出的解釋，Diener(1984)綜合過去研究，嘗試定義和解構主觀 幸福感，指出主觀幸福感是一個人對生命中經驗的正面認知判斷及情感反應，而 其所謂「主觀」的意思在於去除所有客觀的條件，包括財富、健康、名譽等，認 為可以從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s）、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s）及生活滿意 度（life satisfaction）來評估一個人的主觀幸福感。Ojala(2013)就曾參考
Diener(1984) 對主觀幸福感之定義，對瑞典青少年的環境參與和主觀幸福感進行 研究，使用生活滿意度（life-satisfaction）、一般消極情感（general negative affect）
與一般積極情感（general positive affect）三個面向來測量主觀幸福感。
由於本研究欲測量之主觀幸福感之概念近似於Diener所提出之概念，是一種 對生活感到滿意的態度與心理安適之程度，因此選擇Diener(1984)與Ojala(2013) 對主觀幸福感之測量方式作為本研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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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氣候變遷因應策略對主觀幸福感之影響
如同前一小節所述，近來研究進一步表明氣候變遷的因應策略與幸福感具有 關聯性。首先，在氣候變遷的情境下，最常見的應對策略為「情緒導向因應」。
Maibach 等人(2009)的研究發現，大部分美國民眾提到在應對氣候變遷問題時感 到厭惡、無奈、傷心、沮喪或是內疚等，焦慮的群體（18%）相信氣候變遷的嚴 重性並因此悲傷、憤怒、害怕等，也有否認氣候變遷或是認為它並無想像中嚴重 者（7%）對氣候變遷議題漠不關心；有研究探討年輕人對氣候變遷等全球性問 題的情感，並表明從童年中期到青春期後期，許多年輕人都會經歷負面情緒，如 憂慮、悲傷、無助等悲觀情緒(Olausson, 2011; Threadgold, 2012)；Nobel (2007) 之 研究也曾對相關氣候變遷所引起的生態焦慮（eco-anxiety）症狀進行描述，例如 恐慌、食慾不振、煩躁、乏力、失眠等，可能都是生態焦慮的產物。此外，最近 許多憂鬱情緒的臨床案例也顯示，內疚和絕望的產生都與氣候變遷及其他環境問 題相關(Buzzell & Chalquist, 2010)。顯現過往研究關注人們因應暖化所產生的負 面情緒，大多為恐懼及擔憂(van Zomeren, Spears, & Leach, 2010; Verplanken &
Roy, 2013)。
面對這些氣候變遷問題所帶來的負面情緒，最常見的因應策略為「否認」，
例如在國外，大眾媒體故意否認氣候變遷的影響是很常見的炒作方式(Monb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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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機制運行的結果(Doherty & Clayton, 2011)。Langford(2002)認為，否認氣候 變遷威脅時常見的反應包括：（1）積極的否認。即強烈依賴理性大於感性，缺 乏對科學不確定性的忍耐性，盲目相信科學能解決一切危機，堅信沒有什麼能成 為威脅；（2）不感興趣。持外物控制論和宿命論，認為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可控 制、已成定局，個人的努力在應對氣候變遷方面根本不起作用；（3）偏愛感性 和直覺的方式看待某一觀點。某種意義上是逃避責任，盲目相信社會公共組織效 能，即迷信社會公共服務機關是萬能的，認定社會機構能夠解決一切，但卻忘記 個人在社會中應有責任。
在情緒導向因應策略與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中，Ojala(2013)之研究使用「不強 調氣候變遷嚴重性（de-emphasizing the seriousness of climate change）」之變項來 測量個人情緒導向因應程度，研究結果顯示情緒導向因應與主觀幸福感沒有顯著 關係；但有研究發現，若恐懼與擔憂程度越高，主觀幸福感則越低(Antilla et al,
2000; Ojala, 2005; Searle & Gow, 2010)，可見使用情緒導向因應策略可能降低人 們的主觀幸福感。因此，本研究認為使用情緒導向因應將對民眾主觀幸福感可能 產生負向影響，故推導出研究問題一如下：
RQ1：「情緒導向因應」與「主觀幸福感」之關聯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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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探討「問題導向因應」與主觀幸福感之關係。面對氣候變遷，個人還 會評估自身的因應能力，包括效能感的衡量。根據施琮仁（2017）之研究，效能 感又分為自我效能感、回應效能感與集體效能感，其中，自我效能感指的是「對 於自己能否執行某項行動以解決相關問題的判斷」(Bandura, 1982: 122)，也是一 種對自身的信念；回應效能感則被視為是影響恐懼訊息能否產生效力的重要元素 之一，指的是當民眾面對一系列能夠規避或減緩威脅事件的建議時，針對這些建 議的有效性所給予的評估(Kim, Jeong, & Hwang, 2013)；Bandura (1997)則將集體 效能感定義為個人對於集體問題能否透過共同行動獲得解決的信心。由於氣候變 遷無法單靠個人的努力而改變，因此集體效能感就顯得特別重要，因為通常集體 效能感愈高，參與集體行動的意願也會提高(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經過效能感的衡量後，氣候變遷議題下最常見的問題導向因應方式為「尋 求幫助」和「採取具體行動」。在 Ojala(2013)之研究中則以「認知（cognitive）」
作為變項來測量使用問題導向因應之程度，探討個人是否會尋找方法以減緩氣候 變遷的發生，如思考能為氣候變遷做什麼、或搜尋相關訊息。因此，本研究同樣 欲以認知作為衡量問題導向因應程度之變項。
在問題導向因應與幸福感的關係研究中，有研究發現問題導向因應伴有較低 水平的憂鬱和焦慮程度(Rafnsson et al., 2006)，但少有研究探討問題導向因應與幸 福感之間的關係。惟 Ojala(2012)對 293 名瑞典兒童之氣候變遷因應策略與環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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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和主觀幸福感的研究發現，高強度採用問題導向因應的兒童，會產生積極與消 極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作者表示，若目標為鼓勵兒童的環境友善行為和增加環 境效能，那麼此策略在因應氣候變遷威脅上能有效提高友善環境意圖，但是同時 也發現那些善於使用問題導向因應的兒童，日常生活中會伴隨出現焦慮、沮喪的 情緒體驗，研究也發現問題導向因應與主觀幸福感中的「消極情感」為顯著負相 關。作者推測，由於氣候變遷問題屬於不可控的社會壓力，兒童在面對氣候變遷 時會更加缺乏控制感，而高度注重問題的兒童會對氣候變遷非常擔憂，因此幸福 感程度較低(Ojala, 2012)。本研究認為，在氣候變遷這種不可控之情境下，採用 問題導向因應策略可能對主觀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提出研究假設一如下：
H1:「問題導向因應」與「主觀幸福感」具有負向關聯性。
最後，針對意義導向因應路徑，過去探討意義導向因應與心理健康之相關研 究眾多，但多為醫療方面之研究，且少有關於意義導向因應策略與幸福感之研究。
其中，Gruszczyńska & Knoll(2015)曾以意義導向因應中的正面評估（positive
reappraisal）策略為核心，調查患有類風濕性關節炎的住院女性之心理健康，此 研究發現意義導向因應為患者的痛苦與積極情感之中介，並顯示意義導向因應是 在面對慢性疼痛時保持日常積極情感的關鍵策略，而先前提及積極情感的體驗為 主觀幸福感之內涵(Diener, 1984)，顯見意義導向因應對主觀幸福感的激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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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變遷相關研究方面，Ojala(2012)對於氣候變遷認知與應對策略的研究發現，
透過意義導向因應的正面評估與信任（trust）兩策略，都能夠促使問題導向因應 的兒童產生積極情感。其中，「正面評估」為先承認氣候變遷是一大問題，但仍
透過意義導向因應的正面評估與信任（trust）兩策略，都能夠促使問題導向因應 的兒童產生積極情感。其中，「正面評估」為先承認氣候變遷是一大問題，但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