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安岡正篤的政治思想
第二節 反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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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學先哲的影響40。
他對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近代史的理解則可概括如下：明治時期為繁榮的最高 峰，往後則逐漸下滑；大正時期外國思潮的傳入與因一次大戰獲得的漁翁之利使 日本社會開始頹廢，受各種潛藏著的「虛無、負面與破壞性」的思想影響，而戰 敗後此情形更變本加厲。在政策方面，一戰後的政友會內閣大幅增設舊制高校41， 因教師數量不足而使中學教師直接升格，則是日後為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帶來混亂 的遠因之一。他更以日軍在二次大戰中的表現與以往日清、日俄戰爭舉例比較，
稱當初乃木希典、山縣有朋等將領在戰陣中仍不忘寫作和歌、漢詩，擁有如此雅 懷修養；至二戰時雖然也有，卻僅限於無名兵士或隨軍記者，負責指揮作戰的高 級軍官們則不再有此一心情。這種整體肯定明治卻否定昭和時代的歷史觀可以說 與知名小說家司馬遼太郎相似42。
第二節 反共主義
一、論共產主義威脅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在歐洲與亞洲各地奪取許多佔領區，將它們併 入蘇聯或者扶植共產黨政權作為衛星國；佔領日本的盟軍總部所實施的「公職追 放」政策則是大量開除戰時政府官員及關聯者，使之前一直被日本當局壓抑的親 共產主義人士得以在政治、新聞、教育等各領域取代前者的地位。
安岡自身也成為公職追放處分的對象之一，而反傳統、宗教和君主制的共產 主義與他向來極為重視的日本「國體」（天皇制度）有強烈矛盾；他將天皇視為 日本民族的核心，認為廢除天皇即為消滅日本民族存在之基礎43，也極力反對共 產主義的階級鬥爭觀念，曾說：「個人與各種團體間的終極利益本與國家利益是 一致的，經營者與勞動者之間的衝突必然同時損害雙方44。」共產黨和日本親共 力量崛起的國際情勢使一向對左翼思想無好感的他產生強烈的危機意識，因此針 對共產主義的批判成為此後安岡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主題，稱共產主義思想為
40 安岡正篤，〈明治維新と陽明学〉，《師と友》，17：5（東京：1965），頁 2-4。
41 由原有的八所舊制高校增設為二十餘所。安岡正篤，《人物を創る―人間学講話「大学」「小 学」》（東京：プレジデント社，2015），頁 205。
42 中塚明，《司馬遼太郎の歴史観―その「朝鮮観」と「明治栄光論」を問う》（東京：高文研，
2009），頁 22-23。
43 安岡正篤，〈來年の今頃は〉，《師と友》，6：12（東京：1954），頁 3。
44 安岡正篤，〈愛し日本――一燈行･万燈会記念講演〉，《師と友》，12：12（東京：1960），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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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階級間的仇恨鬥爭心理，假普羅大眾之名行專制之實」。45
在五零年代初期，他就曾對流寓日本的前中國廣西省主席黃旭初表示，當前 日本社會的狀況是「反共者一，親共者二，不識不知者七」，表露對時局的憂慮，
認為只有少數人認識到共產主義的威脅。在全國師友協會成立五周年的紀念大會 上更宣稱，由於戰敗導致的權力真空現象：包括軍隊與財閥解體、教育體制遭破 壞、原先維持日本社會的各種基礎喪失，加上民眾從戰爭時期的嚴厲管制中解脫 而開始咨意放縱慾望等因素，使共產主義者得以趁虛而入46。並進一步分析，稱 當前日本社會有所謂「四大禍根」：
第一、左右國民生活，對國家盛衰負有重要職責的政界缺乏理性且統一的力 量，喪失了國民的尊敬與信賴。
第二、世界史上未曾有的惡魔、擁有強大信念與暴力思想的蘇聯與中共等共 產黨國家，對日本加以壓倒性的威脅，加上國內存在迎合它們的日共等容共、迎 共分子，對日本有強烈不良企圖。
第三、一般國民的生活不安定，精神與風俗的頹廢盛行，對於世界情勢、自 國面臨的危機一向無知易欺。
第四、各界指導者中有許多人喪失道德氣魄，不願直面困難，在兩陣營間採 取逃避，怯懦與狡猾的頹廢態度。
要解除此危機，不能假手他人，須由善良的國民人人發憤，各盡本職。47
進入六零年代之後，除了警示日本面臨隨經濟繁榮而湧現的環境污染、過度 都市化與大眾的墮落、頹廢現象48之外，安岡仍然持續批判共產主義，強調日本 政治上的最大內憂是來自左翼政黨，認為它們嘗試分化執政的自民黨，新聞與教 育界內的左派份子則配合打擊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使「自虐」與否定日本傳統 的論調橫行。在他看來，這些現象都是共產主義國家政治心理戰的一環，並指出 民主制度是基於「對人權的尊重」、為和平時期而設計的體制，因此對敵人寬大，
45 安岡正篤，〈日本人の大いなる誤解〉，《師と友》，7：11（東京：1955），頁 13-14。
46 安岡正篤，〈來年の今頃は〉，《師と友》，6：12（東京：1954），頁 4-6。
47 安岡正篤，〈日本の信念と政策原理〉，《師と友》，10：11（東京：1958），頁 3。
48 他將歐美國家與日本社會湧現的各種負面問題總結為「四 P」，即避孕藥（pills）、農藥（pesticides）、
汙染（pollution）、迷幻藥（psychedelics）。安岡正篤，《東洋思想十講―人物と教養》，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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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允許主張消滅自國的思想與組織存在；長期來看雖是優點，但在與為戰爭而 創造的極權主義體制鬥爭的短期內卻是致命的缺陷，堪稱「作繭自縛」；而極權 國家一面嚴厲禁止國內反對派的存在，一面卻能利用民主國家的漏洞扶植代理人 進行顛覆活動，是十分不對等的情況49。
雖然他也承認共產主義有其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的價值，但認為若要將它擴 大到作為人生觀、世界觀的層面則完全缺乏足夠根據，而當時共產主義思想在日 本流行主要有兩點原因：其一是將複雜的人類社會因果關係簡化為易為一般人理 解的口號，尤以缺乏社會經驗的青年學生特別容易受影響。其二則是鼓吹變革與 打倒現存支配階級的思想；由於日本是人口密度高、地形狹窄的島國，加上戰後 廣設大學（因盟軍總部實行的學制改革），但工作機會並未同步增加，使許多青 年對前途喪失希望，故渴望破壞現狀。50
具體的批判對象則可分為兩方面：「國際共產主義勢力」與日本國內的「親 共、容共派」。前者包括作為共產主義理論創始者的馬克思、歷史上首先發起共 產革命的列寧，繼承其權力的史達林、毛澤東等人與他們所領導的共產黨國家；
後者則是指對共產國家採友善或中立態度的組織或人物。
為警醒日本人對共產主義的防備，他經常援引遭受侵略國家的流亡政要所撰 寫的回憶錄分析蘇共與中共的戰略；強調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體制是嚴 格禁止共產黨以外的政黨，權力集中於獨裁者或少數幾名政治局委員的極權政治，
一邊假意宣稱要與其他國家和平共處，一邊卻積極發動各種滲透顛覆行動。它們 運用如同中國古代兵書《孫子》、《六韜》中所描述的策略，對弱小國家就行使赤 裸的暴力脅迫，逕行併吞；對強大的美國自知無法正面匹敵，則改採偽裝和欺騙 來應對。總之「以解放之名奴役人民，宣傳和平而使對方安心以便乘機而入，一 切都是可怕的詐術51。」他認為日本必須採取積極的反制措施，主張修改新憲法 來應對這一威脅52。並將以蘇、中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比喻為「惡黨」，對立的 民主陣營則是「善人」：
善人通常都是顧慮多而消極、旁觀且不團結的。如自然的草木，自己生存，
不依賴別人。惡人兇猛而深刻，有攻擊性而且積極，必要時很能團結。我以前就 在各種機會中力倡，惡人雖然也叫做「惡黨」，但從來沒有人指著善人叫做「善 黨」的。因此惡黨和善人，原則上善人這邊會輸。先輸然後覺悟而奮起，經過各
49 安岡正篤，〈民主々義政治の致命的弱点〉，《師と友》，21：9（東京：1969），頁 1。
50 安岡正篤，〈このままではどうなるか〉，《師と友》，7：10（東京：1955），頁 6-8。
51 安岡正篤著、李英哲譯，《開展命運－安岡正篤的人間學》，頁 5。
52 安岡正篤，〈來年の今頃は〉，《師と友》，6：12（東京：1954），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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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辛苦而懲惡勸善，此即是古時的歷史過程53。
同時他也批評美國外交官喬治．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所提出的圍堵
（containment）與綏靖（appeasement）政策是如同戰前的日本軍方「將血氣方剛 的危險人物派到地方師團、師團又轉送聯隊，把麻煩製造者驅往前線的因循苟且 做法54」。肯南曾在美國匹茲堡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聲稱，美國應避免與蘇聯和中 國衝突，只須靜待它們逐漸改善。其外交政策論包含四項具體主張：信賴蘇聯和 中國政府、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不干涉蘇聯對衛星國的主權、不使 日本與德國成為美國同盟而是中立化。肯南在外交界的前輩，同樣曾任駐蘇聯大 使的威廉．蒲立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 Jr.）對此予以強烈抨擊，安岡也贊同 蒲立特的意見，譴責肯南的理論為「失敗主義」，認為共產黨絕不會因美國退讓 而停止侵略55。
他曾以王陽明討伐寧王朱宸濠的歷史來比喻冷戰下的國際情勢：寧王起兵造 反時，王陽明分析稱其上策為直攻明都北京，中策為沿長江而下攻占重要城市南 京，下策則是固守根據地，並預測寧王一向無遠見，故必定採取下策；就今日情 況而言，美國如在國際場合先發制人為上策，中策是劃分陣營，堅守現有的自由 各國盟友，下策則是只顧美國自身，結局必然是「如寧王一般陷入孤立而敗亡」， 而此原理也同樣適用於日本，日本應當積極與西方國家合作。又強調「卑怯只顧 自己的打算是最為愚蠢的56。」
昭和 50 年（1975）西貢被北越攻陷後，有自越南返國的日本與韓國友人來
昭和 50 年（1975）西貢被北越攻陷後，有自越南返國的日本與韓國友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