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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日本政治學者安岡正篤為戰後日本「親臺灣派」的關鍵人物之一，過去相關 研究與著作普遍著重於他身為思想家的一面與在日本國內的活動，然而對於他在 日本與臺灣關係影響方面則幾乎是完全忽視。此或許肇因於材料上的限制，但現 今既已有更多臺灣與日本官方檔案的公開，可作一較為全面探討。本文分經歷、
行動與思想三方面說明其特徵，並解釋他在日臺關係史中所代表的意義。
安岡自幼接受國學、儒學者的啟蒙教育，對漢學研究有深厚興趣。在學生時 代即受尊重皇室的導師沼波瓊音、上杉慎吉影響，且獲內大臣牧野伸顯、八代六 郎大將等貴人賞識，得以親近統治菁英階層的際遇，形成他強烈重視傳統的保守 主義史觀。其主要觀念包括：皇室與神道信仰為日本民族認同之核心，教育與農 業是社會穩定基礎，反對暴力與激進變革。他雖因生涯第一本著作《王陽明研究》
而以「陽明學者」的身分為人所知，但其實也兼修東、西方各種政治哲學、歷史 與文學，青年時即嶄露頭角，在日本的華族、官僚、軍人與實業家中頗有名聲。
身為一位以儒學研究為根基的思想家，他信奉陽明學「知行合一」的概念，
相信研究思想意義正在於付諸實踐，在各大財閥資助下先後創立「東洋文化研究 所」、「金雞學院」與「日本農士學校」等教育機構，以增進官員教養與培養適應 地方自治之農業人才為宗旨。並巡迴日本各地、朝鮮與滿洲旅行，希望透過講學 與教育活動實現社會改革理想。
在此同時，他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曾號召眾多親近的政府官員成立「國維 會」，又向牧野推薦人選主持「協調會」，試圖改善國內政治腐敗、農村凋敝、勞 資糾紛頻發等弊病。由於親近親英美派的政府元老牧野伸顯，其思想雖一向有強 烈的愛國主義色彩，以日本擁有長久延續的皇室、宗教等歷史傳統為傲，但也主 張日本的「民族精神」應當為兼容並蓄，不排斥外國文化，並且廣泛結交來自亞 洲各地的友人。他始終堅持非暴力原則，對昭和初期愈發激進的國粹主義思潮與 頻繁的政變、恐怖襲擊感到不安，因此與鼓吹暴力革命的友人北一輝和大川周明 徹底分道揚鑣，也要求門生切勿參與激進派活動。日中戰爭爆發前不久，他曾在 修訂的再版著作中強調偏狹排外意識不利於日本；更認為日本無力在對中國或英 美的戰爭中取勝，反對與德國結盟，甚至於大戰期間公開撰文批評主戰派的東條 英機首相。
二次大戰後期，作為支持停戰的反東條集團一員，他曾出任大東亞省顧問，
參與對中國的秘密和談工作，並在最終內閣決議向同盟國投降時受託為《終戰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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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執筆；之後還向美國佔領軍提交論文《政體與日本天皇制》，為維護「國體」
而辯解。也因參加反東條派的共同經歷與牧野女婿吉田茂熟識，與活躍於戰後政 壇吉田一派的淵源即源自此。另外，先後多次受邀擔任文部大臣卻都婉拒，可以 說不只是一位思想家，還兼具教育家、政治活動家等多重經歷。
在戰敗與前途未卜的危局中，一向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的安岡卻意外獲得中 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援助，免於被列為同盟國的戰犯嫌疑對象；他還從軍方高層 友人處得知蔣與其部屬對日本皇室、在華軍人、僑民之善意，由於對皇室一向極 為敬重，感受格外深刻。先前兩人其實並不相識，蔣相助原因也不得而知，但此 時經歷徹底改變他對蔣政府的觀感，從此成為其忠實支持者；蔣介石對中日戰爭 戰後處理的決定使其獲得安岡的深厚友誼，數年後國民黨於中國全面戰敗，處於 危急狀況時，他便與岡村寧次、緒方竹虎等親友一同連署致信承諾必將盡力回 報。
其中岡村曾為日本陸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於中國戰犯審判中同受蔣幫助而 獲無罪開釋，返回日本後創立軍人團體「日本鄉友聯盟」，為自民黨的傳統支持 團體之一，更籌組軍事顧問團「白團」，召集前日軍軍官秘密為遷往臺灣的國民 黨軍隊提供軍事教育與訓練；緒方則是參與創立自民黨的政界要角，與其盟友相 川勝六、澀澤敬三一同連署。其領導之黨內派系於其去世後由石井光次郎繼承，
持續作為政壇「親臺灣派」而活躍。
雖然安岡在戰前主持的團體與教育機構於美軍佔領日本後皆遭解散、沒收校 產，本人也遭公職追放，一時陷入人生低潮；但復出後立即結合既有人脈，重新 創立「全國師友協會」宣揚理念，吸引許多反共人士加入，朋友與弟子遍布於長 期執政的自民黨與企業界，影響力甚至比戰前更強大。除發行會刊《師與友》與 定期集會外，他也透過廣播、演講與出版等方式闡述思想，但出於對大眾傳播的 反感而鮮少涉足電視與平面媒體。
作為戰後日本保守主義思想家的代表性人物，他對親共產黨國家的左翼政黨、
工運、學運與教師團體十分反感，因此積極號召各種運動與其對抗：例如建議任 職於教育界的門人與出任文部大臣的政治家們抵制「日教組」、發起慶祝恢復「紀 元節」活動，參與成立「守護日本之會」等。由於本業為漢學研究，還結交了流 亡香港、臺灣的「新儒家」學者如唐君毅、徐復觀、錢穆、流亡日本的胡蘭成、
景嘉等人，與同樣研究漢學的朋友中山優、木下彪同為當時日本與臺灣、韓國間 文化交流之主要參與者；但與中國學界則是完全斷絕往來。足供對照的是，另一 位知名日本陽明學者、曾共編「王陽明誕生五百年」紀念專輯的岡田武彥曾多次 前往中國訪問、交流、募款修復史跡，而他自共產革命以後再也未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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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因主張日本、韓國、臺灣為防衛共產主義之命運共同體，對蘇聯與中 國等共產主義國家的批判成為他主要的著述、演講主題，且身兼臺灣與韓國政府 在日本政界的主要遊說者之一，試圖促進反共力量聯繫合作。起初雖受負責對日 外交之國民黨官員輕視，但後者態度不久就徹底轉變，開始依賴他在自民黨內的 廣泛人脈爭取支持及獲取情資。他與緒方竹虎、石井光次郎、岸信介、佐藤榮作 等親臺灣的派閥領袖一直保持緊密聯繫，其理念在歷屆日本內閣成員中都獲得不 少支持者，尤以佐藤內閣為最。
其代表作為六零年代初成立的國會議員團體「素心會」，集結了幾乎所有自 民黨反共派議員，以友人千葉三郎為會長，本人則擔任幕後給予建議的「最高顧 問」，定期向會員們發表演說與討論政策。他還經常與訪日的臺灣政府要員會面，
轉達關於自民黨內派系的重要情報；前後曾以文化交流名義訪臺三次，實則是與 蔣介石總統與其他國民黨高層討論國際政治議題，從臺灣外交部安排幾乎所有高 官與其會見的排場可見受重視之程度。
對於為日韓建交談判與尋求韓國重工業所需資金與技術而訪問日本的韓國 代表提供的援助也令他成為韓國當局十分重視的友人，曾受邀作為國賓前往韓國 訪問。在其建議下，岸信介等人發起「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作為日、臺、韓與 亞洲各非共國家間加強交流的管道。
在七零年代日本社會倒向中國的風潮中，他仍堅定支持維繫日本與臺灣邦交，
更以「維護國際道義」為由說服日本政府在聯合國大會中盡可能支持臺灣，甚至 包括以日本之經濟援助來拉攏他國代表；田中內閣上臺後，他雖對其與臺灣斷交 決定無能為力，但往後也持續向臺灣政府提供支援，直至逝世為止。
例如在此期間，他爭取熟識的國會議員們參與「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的成 立，協助促成日本與臺灣間重要通訊設施（自宜蘭至沖繩之海底電纜）之建設，
更受臺灣駐日代表馬樹禮委託，秘密為兩國政府高層在釣魚臺（尖閣列島）領土 爭議中居間協調。因千葉三郎、賀屋興宣等親友、自戰前即從政的老一輩親臺議 員相繼去世，由他所信賴的弟子、秘書林繁之兄長林大幹繼承政界聯繫工作。林 大幹參加「素心會」與新一代反共派議員組成的「青嵐會」，為蔣經國執政時最 活躍的日本親臺議員之一。
在兩蔣父子統治臺灣數十年間，幾乎所有日本的「親華派」組織與人物都與 安岡有密切聯繫。在政界包括自民黨派閥岸派（福田派）、緒方派，超派閥組織
「素心會」、「青嵐會」與「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國際議員組織「亞洲國會議 員聯合會」、民間則有他親自主持的「全國師友協會」、其他友好團體如「日本鄉 友聯盟」、「日本遺族會」與本人參與創立的「守護日本之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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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主導輿論的左派政黨、媒體、學界對中國的嚮往、企業界對中國市場 利益的渴望，它們成為當時日本社會少數與臺灣維持交流的團體；眾多朋友和弟 子都在他影響下開始重視臺灣、前往交流訪問與建立聯繫，而他所積極宣揚的「以 德報怨論」更成為長時間內日本「親臺灣派」人士最主要的理論根據。他在許多 場合宣稱：當初大戰結束時，蔣政府不計舊怨，將大多數在中國的日軍官兵和僑 民安全送還，使日本戰後復興順利，更向其他同盟國領袖提議維護日本「國體」
相對於主導輿論的左派政黨、媒體、學界對中國的嚮往、企業界對中國市場 利益的渴望，它們成為當時日本社會少數與臺灣維持交流的團體；眾多朋友和弟 子都在他影響下開始重視臺灣、前往交流訪問與建立聯繫，而他所積極宣揚的「以 德報怨論」更成為長時間內日本「親臺灣派」人士最主要的理論根據。他在許多 場合宣稱：當初大戰結束時，蔣政府不計舊怨，將大多數在中國的日軍官兵和僑 民安全送還，使日本戰後復興順利，更向其他同盟國領袖提議維護日本「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