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安岡正篤的政治思想
第三節 對近代史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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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實際上卻未曾損失自身利益，是屬於「奸雄」、「梟雄」型的人物114。 安岡更進一步以數個案例分析周恩來的性格：其一是對周有恩的南開中學校 長張伯苓，在國民黨戰敗逃離中國時因其勸告而留下，但張氏及其子女後來遭迫 害時周恩來卻未伸出援手，張鬱鬱而終，其子則皆在文革中遭迫害而死。其二是 周恩來之弟的妻子馬順宜為江蘇省高郵的水利專家馬士杰之女，因這層關係周恩 來養母在日中戰爭時期還曾去馬家避難；然而到共軍佔領當地時，即將馬氏逮捕 投獄，養母與馬順宜向身為中共高官的周求救，他卻拒不回應，馬氏遂慘死；憤 恨的馬順宜經由香港流亡至臺灣並發表譴責他的公開信。
此外，在中共的恐怖鎮壓政策中，周恩來也扮演一極為重要的角色，舉凡特 務、情報、暗殺工作都以其為核心。例如 1928 年中共六全大會後在上海設立中 央政治局下的特務機構，周恩來擔任組織部長，其指揮下的日常工作則由顧順章 負責，但顧遭國民政府逮捕，中共中央便立即下達了將顧順章肅清的指令。結果 顧的家族數十人都遭到周恩來親自指揮的特工屠殺和秘密掩埋。安岡對此評論道，
周不只「殺人不眨眼」，其言論表現又充滿欺騙性，使「不善應對」的日本人容 易受其吸引，乃是「兼具殘酷手段與陰謀詭計的人物」115。
一貫反對日本與中國建交的安岡在建交後仍持續抨擊中共領導者的「虛偽」： 例如他們在大肆排斥孔子與其學說的同時，卻又以儒學大家朱熹所著的《楚辭集 註》和儒家經典《論語》名言「言必信，行必果」作為贈予田中角榮首相的禮物 116。 他宣稱，周恩來所題「言必信，行必果」其實隱含貶低田中之意；因完整原文中 還有一句「硜硜然小人哉」，意即暗示對方是「小人」117；而毛澤東贈送《楚辭 集註》則是以楚國、齊國、秦國分別暗喻日本、美國、中國，警告日本首相不要 如《楚辭》作者屈原一般親齊反秦而終結自己的政治生涯 118。感嘆即使中國以如 同屬國般的態度來對待日本，日本企業出於中國龐大市場利益的誘惑仍然積極向 中國靠攏，認為日本外交缺乏完整對策，單方面受中國操縱119。
第三節 對近代史的認識
114 安岡正篤，〈正論と邪論――危い日本の前途〉，《師と友》，25：10（東京：1973），頁 7。
115 安岡正篤，〈周恩来――その人物と本領〉，《師と友》，28：2（東京：1976），頁 2-7。
116 安岡正篤，〈醒睡漫記――一､山水 二､中共時事 三､衰亡の先例〉，《師と友》，26：2（東 京：1974），頁 4-5。
117 安岡正篤，《十八史略(下) 激動に生きる強さの活学》（東京：PHP 研究所，2005），頁 138。
118 安岡正篤，〈時勢と鑑戒〉，《師と友》，24：11（東京：1972），頁 2-6。
119 安岡正篤，〈かくめい問答〉，《師と友》，26：5（東京：1974），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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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對美宣戰前夕，安岡甫結束歐洲之行，返回日本。他憂心地對金雞學院 的門生提及自己在歐洲旅行的感受，認為當前日本在國際社會已陷於孤立，甚至 是「面臨有史以來的大難局」，並提醒他們對此必須有「十分覺悟」：
為歐美的近代物質文明所驚詫的日本，為了追求此西洋文明，經由明治大正 時代的汲汲追求，日清與日俄戰爭都為保護自身的正當防衛。至今日為止說日本 專心在自我建設上並無過言。然而，以支那事變為契機，從守勢轉向攻勢，至此 為止半個世界都站在日本一方，但之後卻遭到全世界的反感攻擊。我在歷遊的世 界各國會見有志之士，從他們的言論中感覺到對於日本抱有相當反感的人頗多也 是事實。今日日本無論在經濟還是民族關係上都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這恐怕是 我們兩千六百年有史以來面臨的大難局，對此有史以來的大難局必須有十分覺 悟。120
他根據訪問德國期間對納粹黨幹部的觀察，對德國元首希特勒和納粹黨不抱 好感，更曾向日本政府要人勸告不應與德、義結盟。據稱海軍的山本五十六、米 內光政大將與貴族院議員酒井忠正、江口定條等人對此也都頗有共鳴，但終究未 能改變外交政策121。
在政府內閣情報部所舉辦的一次題為「日本精神與思想戰」（昭和 15 年 2 月）
的講座中，受邀演講的安岡也借他人之口表露自己對時局的擔憂：
在此試舉出中國人對日本人弱點的觀感為例。『日本確實是偉大的國家，在 此次大戰中的表現也令人驚嘆。但是日本人卻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弱點，亦即無法 持久，我們應當巧妙利用日本人的這一弱點。這場戰爭正如黃河之水氾濫退去後 形成肥沃的黃土帶一般。一旦日本的國力耗盡，遲早必須撤退，最後中國仍然是 屬於中國人的，因此我們無須與日本強行對抗。』……這就是中國民族『以柔克 剛』的獨特原理，以多年修練得出的忍耐之道拖延日本，使日本最終歸於失敗122。
這表明他對於當時正在進行的日中戰爭之前景十分悲觀：日本的國力並不足 以支持在中國廣大土地上的長期作戰。且在另一次講座「內外時政的根本問題」
120 安岡正篤，〈今後の靑年學生〉，《師と友》，31：9（東京：1979），頁 2-3。
121 安岡訪問德國是在昭和 14 年（1939）7 月間，返國後即對外務省建議日本不應與德義結盟，
但日德義三國同盟仍於昭和 15 年（1940）9 月締結。安岡正篤，《禅と陽明学・上》，頁 224-226。
122 〈思想戦講座第 3 輯日本精神と思想戦〉，《思想戦講座》，國立公文書館藏，典藏號：ヨ 393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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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次針對日本社會對戰況的盲目樂觀提出警告：
關於現在日本與中國間的紛爭，世界上的有識之士大多認為對日本不利。這 種想法是奠基於對中國歷史的全盤觀察。中國人是不可思議的民族，與日本相反，
有史以來即不斷被異民族侵略與征服，近代被剽悍的異族支配也有長達近三百 年……但卻不像愛奴人或美國的印地安人一般奄奄一息或者只留下歷史的殘骸。
他們好幾次遭到征服但卻未喪失活力與氣魄，數量反而是越來越壯大……。從這 點來看，如果這次日本民族進入中國，也可能會遭遇和以往的征服者相同的情 況。123
早在九一八事變前後，多次赴滿洲旅行的安岡就在給內大臣牧野伸顯的信件 中對自身目睹日本軍人與僑民的不當行為嚴加批評，諸如欺凌當地人、以統治者 自居的傲慢；昭和 11 年（1936），在新潟縣作以河井繼之助為題的演講時，批評 政府與新聞界所宣稱的「為維護日本生命線而發動自衛權」是「表面有理但名分 不正」，因為「這從外國看來，不過是日本自身的利益問題」124；昭和 12 年（1937）
日中戰爭正式爆發以後，他更譴責日本媒體上充滿貶低、醜化中國人的煽動性言 論125；戰爭期間則在《讀賣報知》上發表批判東條英機首相的〈山鹿流政治論〉。 或許是顧慮與眾多日本政府與軍方高層人物的親近關係，他並未明確反對戰爭，
但以上表現也足以說明他對此是持不贊同的態度。
在戰後回顧近代日本的歷史時，他聲稱在日清戰爭與義和團事變時，日軍仍 普遍受尊敬，具備良好的紀律、武勇與禮節，被譽為「天兵」；但到日俄戰爭時 素質已開始下降，「自明治維新以來令人驚嘆的民族精神開始頹廢衰竭」，到了二 次大戰期間更有許多「令人遺憾的墮落行為」，認為「需要深刻地反省」126。尤 以昭和時期的軍人中野心家輩出，深信「功名富貴唾手可得」，使所謂「建國病」
之現象在軍中蔓延；許多在滿洲與中國未能爭得獲取名利先機的軍人便將矛頭轉 向東南亞，爭相進攻以獲取戰功和掠奪資源，並非誠心支持遭歐洲國家殖民的當 地人。他稱這種行徑違背「濟弱扶傾」的「皇道精神」，無異於強盜，更引述曾 為日本共產黨主要幹部的佐野學對日本戰敗之感想：「喪失奠基於歷史與傳統的 學問、正當的節義，以近代產生的非人道意識型態粉飾、偽裝野心，乃是招來大
123 〈内外時政の根本問題〉，《本邦対内啓発関係雑件／講演関係／日本外交協会講演集第十二 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典藏號：A-3-3-0-2_1_2_012。
124 安岡正篤，《活讀論語》，頁 164-165。
125 安岡正篤，〈支那を救ふもの〉，《中央公論》，52：11（東京：1937），頁 4-17。
126 安岡正篤，〈世紀末と世紀始――日本はどうなるか､我々はどうするか〉，《師と友》，22：1
（東京：1970），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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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滅的最大原因」，表示自己對此「頗有共鳴」127。師友會成員、在戰時曾負責 支援緬甸獨立運動的前陸軍少將鈴木敬司也有類似批評，稱軍方高層只是想利用 緬甸人打擊英國而喪失「東亞共榮」的理想。
雖然他在戰後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態度變為十分親近，但對於滿洲國及日本在 滿「特殊權益」的認識並無改變，一方面稱日本對中華民國開戰是重大失策，一 方面也依然主張日本擁有經營滿洲的正當性。這種「滿洲非中國領土」的歷史認 識明顯與國民黨宣稱一貫擁有滿洲主權的主張衝突，但似乎並沒有妨礙往後雙方 在反共意識下建立的親近關係。他對於日中之戰總結的感想是：
如果日本陸軍不侵略中國，在滿洲，或再加上蒙古之地開創王道國家，和中 國結下義兄弟之盟約，與漢民族成為同盟的話，歷史會有很大的改變吧。打倒張 作霖的關東軍如在滿洲奠定基礎，基於中國的歷史法則128，與中華民國結為不互 相侵略的同盟關係，在滿洲為日本百年的大計展開充分建設，世界史會如何改變 呢？我每當想起來就覺得十分惋惜。129
另一方面，在檢討日本本身錯誤的同時，他也強調國際政治的外部因素不可 忽視，認為日本對中國全面戰爭其實是落入共產主義勢力所設的陷阱。例如他曾
另一方面，在檢討日本本身錯誤的同時，他也強調國際政治的外部因素不可 忽視，認為日本對中國全面戰爭其實是落入共產主義勢力所設的陷阱。例如他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