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公共性：社會學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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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求取一份善治的理想，在現階段仍需要對廣大的社會群眾以及政治權力的競逐 者進行更有效的教育與溝通。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治理理論中，將第 三部門的調節作用，視為是對政府行政進行修正與導引的一種「外部機制」。然 而，台灣社會目前無論是較為穩定的第三部門或是臨時性的社會運動，都仍然受 到政策與法令方面的掌控與壓制，因此，筆者認為台灣的第三部門目前仍無法負 起現行治理理論中的理想角色。也就是說，如果第三部門作為一種外部解決機制 的意義在於求取「官僚的社會化」的話，那麼筆者認為台灣社會目前仍無法進入 公共治理的階段，而必須將官僚視為社會的「外部」問題而先解決之。不過，把 第三部門或是民間團體當作官僚問題的外部解決機制此一理想，也使我們更明白 當前台灣社會必須首先突破的困境，也就是如何鬆綁官僚對於民間結社的敵意此 一存在於官僚文化中的「內部問題」，進而才能使社會力更加茁壯，而一步步具 備將官僚吸納進社會脈動的條件。

當前台灣社會已具備民主初步成果，儘管第三部門、公民社會仍不斷遭受到 政治力、經濟力「再殖民化」的侵擾，但是第三部門如今已在消費問題、環境生 態問題、醫療問題等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同時，各種公民組織（無論是依 法還是非法）的存在，也逐漸在培育公民自我組織的習慣，因此，非營利組織乃 至公民個別的臨時性結社，都仍在發揮著凝聚社會力的作用，所以，如何在保有 現階段社會資源的基業下，進一步的倡導公共性與民主價值而擴大社會信任的網 絡，應是當前台灣邁向公共治理的首要作業。

第三節 反思公共性：社會學的參與

一、統計政治與「均值人」

「該如何讓公務員具有同理心」此以一問題，點出了我們需要將行政官僚予 以社會化的目標，也進一步開展了應培養第三部門作為一種「外部解決」機制的 方向。而我們又可以將這個問題詮釋成兩個方向的問題，一是社會如何向行政機 構確實、有效地表達其需求，二是行政機構如何正確理解並回應人民的期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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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與社會兩個方向的溝通，可以透過第三部門的中介而將民間社會與行政體系的 意見相互整合，並且同時回饋給雙方，正如杜文苓、彭渰雯的研究發現指出，第 三部門可以透過「社運團體的集體進駐」、「實做中學習」、以及「在體制內重建 體制的堅持」而達成第三部門與公民的「有影響力的參與」¹²⁵。然而，如果公民 的訴求沒有透過第三部門的轉介，或是參與各種社會團體的活動，行政機關是否 就無法傾聽以及思考個別社會成員的需求呢？如同「不能沒有你」片中的描述，

主角的案例由於「於法無據」、「不符規定」，因此跑遍各內政主管機關都在「依 法行政」的理由下拒絕受理，甚至得到「這是法律的問題，你找總統來也沒用」

的回應。這顯示出，「依法行政」作為公務員的倫理守則已經限制住了行政機關 在公共服務上的可能性，而致使台灣行政部門目前仍處在無法有效回應「異例」

的傳統官僚制狀態。而即使目前已存在許多服務性社團或許可以幫助個別民眾進 行行政溝通與救濟，然而在生活的實況上，民眾所需的行政服務也多屬於直接與 第一線公務人員接洽，希望能在第一時間能夠獲得服務與協助的類型，因此，第 三部門作為一種組織型態的社會參與，同樣無法在短時間之內將個別民眾的困難 完全紓解，而必須等到相關議題或是人數彙集到一定的程度，具有相當的力量時 方能一舉突破。因此，顧慮到日常生活的便利性與時效性而言，我們仍然期待政 府能夠在第一時間就可以充分地滿足人民的各項期待，而非總是在各機關櫃檯受 挫之後才轉而尋求民間機構的諮詢與幫助。

政府行政對於「異例」治理的經常性失敗，顯示出我國政府對於公共性的詮 釋仍未脫「大眾」（mass）政治的統計政治學思維，將「公共」的意涵歸屬到人 數多、聲音大的一方，將處理日常行政業務的力量都集中在已經成型或是例行性 的事件上，使得各單位的業務流程與相關法規都是依照「常態」、「多數」的情況 而定。但是這樣的數量政治並沒有辦法解決多數問題，因為數量政治沒有意識到 現代社會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因此，我們需要政府體認到治理理論中容忍 差異的精神，為「大眾」的概念增添更多公平、正義的元素。就這一點而言，筆 者認為社會學的思考方式與研究成果非常值得加入到公共治理以及民主教育的 觀念宣導過程之中。由於社會學自形成以來就不斷地以社會的發展狀況作為研究 的對像，考察著近代資本主義以及政治類型對於社會的各種影響，並以社會終極 的自由化、民主化為目標，不斷地提出建言與構想。例如上述所言的數量政治問

125 詳見杜文苓、彭渰雯，《社運團體的體制內參與及影響—以環評會與婦權會為例》，2008，《臺 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一期，頁 11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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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正是在傅柯對於治理變遷過程所觀察到的歷史社會學成果，而台灣也早有社 會學家對於數量政治在民主政治與公共性所帶來的影響進行過深刻的檢討，例如 葉啟政在〈均值人與離散人的觀念巴貝塔〉一文中就曾指出：

就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大眾社會的形成與日益茁壯，可以說是檢討平均類 型與理念類型二者之時代意義的關鍵參照點，而公共性（因而公共領域）內涵的 演變恰恰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公共性的塑造，基本上，乃要求不同世代之間 具有著一種永恆、但卻超越的時間延續性（包含過去與未來），進而得以展現出 一種整體表現的形式。然而，大眾社會作為表現持具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最晚進的歷史形式，其所展現的基本特徵卻是Maffesoli所謂的新 部落主義（neo-tribalism）的特質。這個時候，一個社會基本上是缺乏具整體社 會性與耐久性的集體意識與集體記憶的，有的，頂多只是被訊息溝通網絡所制約 的一種歸屬感（a feeling of belonging）而已。…在其中，大眾只是具個別性的個 體存有體，他們並無共同關心的客體議題、看不到、也聽不到別人的。¹²⁶

也就是說，當前政府仍然採取數量或統計政治的後果，不僅忽略弱勢或是個 別人民的需求與聲音，也會透過標準化與規制化的行政規章，將社會成員統統規 訓成一種一致的「均值人」或是「秩序人」，使得社會多元性的價值競逐不再可 能，也分化了社會成員為了實踐其社會與理想而具有的公共意識與力量，公民社 會從而崩解，剩下所謂的大眾社會。

二、社會學與公共性

行政舉措不當對社會的分化與壓迫不僅發生在社會上，也發生在社會學自身 的學術場域之中，如顧忠華教授於 2005 年的台灣社會學會新任理事長演講中也 以「論社會科學的開放性與公共性」作為演講主題，談論近年來台灣社會學（以 及廣泛而言的社會科學）發展由於受到SSCI、TSSCI等大學評鑑制度的擠壓，「行 政凌駕學術」，因而出現了一些較為「扭曲」的走向；社會學社群在這樣的影響 與壓迫下，研究內容被迫朝向數據與指標明顯的量化研究，學者個人累積的研究 論文數量多寡也變成追求績效的唯一標準。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之下，社會學，乃

126 葉啟政，〈均值人與離散人的觀念巴貝塔〉，收於《觀念巴貝塔—當代社會學的迷思》，2005，

臺北市 : 群學出版。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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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更為廣泛的社會科學，其「開放性」與「公共性」已逐漸被消磨殆盡，違背了 任何社會科學成立之初的淑世理想。顧忠華認為：「開放性是使『學術自由』成 為可能的條件，如果沒有足夠的開放性，知識像是處於封閉空間之中，不能令想 像力盡情飛翔；而『公共性』則是使『學術責任』能夠落實的助力，如果缺乏豐 沛的公共性，知識像是鎖在私人倉庫之中，不能發揮造福人類的效益」¹²⁷。也就 是說，社會學的遭遇事實上和社會整體所面臨的大環境息息相關，社會遭受到任 何國家力、經濟力的侵入，社會學將會是最敏感而能夠迅速將其呈現出來的學 科。Michael Burawoy認為，這就是社會學的命運與社會的命運如「臍帶般的連 結」的現象，Burawoy解釋，社會學和公民社會同樣都是起源於十九世紀左右，

這本身是對第一波市場化與國家集權化的反應，社會學作為每一波市場與國家的 滲透過程中，社會自我的反省與檢討後的知識積累，在每一波的現代化的挑戰與 變遷之後都會呈現更新穎的面貌，並且維持著它一貫的關懷：「經濟學，如同我 們今天知道的，依賴市場的存在，其利益就在於市場的擴張；政治科學，取決於 國家，其利益在於政治穩定；而社會學則依賴公民社會，其利益在於社會性的擴 張」¹²⁸。雖然Burawoy上述的分類稍嫌粗糙，但是基本上在高度學科分工的現代 學術場域中，仍有其道理存在。這主要著眼於第三波市場化對全球社會所造成的 影響，Burawoy認為第三波市場化已經讓經濟力把國家的政治力也捲入了「共謀」

的行列，過去國家對市場的抵抗意識已在第三波市場化中轉變成為對市場的保 護，「因而，社會就處於來自經濟和國家的雙重威脅之下。由於無法在政府或市

的行列，過去國家對市場的抵抗意識已在第三波市場化中轉變成為對市場的保 護，「因而，社會就處於來自經濟和國家的雙重威脅之下。由於無法在政府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