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的官僚化：韋伯的政治社會學與官僚制研究
第一節 韋伯的社會學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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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的官僚化：韋伯的政治社會學與官僚制研究
第一節 韋伯的社會學方法論
雖然社會學在人類歷史中算不上是源遠流長，然而經過社會學界各方有志之 士兩個世紀以來的努力與創新10，社會學自出現伊始發展至今，已漸漸成為世界 各國高等教育學府內廣為設立的學科部門，亦已公認為人類日常生活中具有穩定 而具啟發性的知識來源之一。今日社會學能夠獲致如此的成就，有賴於眾多先進 前仆後繼的投入，為社會學立下深厚的根基並伸展出茂盛的枝葉，其中，二十世 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更是以巨人之姿，撐起了社會學 的宏偉纛桿，奮力揮舞並引領後世澎湃向前。
韋伯起初是以經濟學家的背景投身進入社會學的研究摸索之中的，他曾在大 學開授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課程，自身也受過嚴格的法學、哲學乃至歷史學訓練。
一開始韋伯依循著德國歷史主義哲學與經濟歷史主義的路線對德國社會進行考 察，例如他的博士論文以撰寫中古時期商會的發展情形為主題即可見一斑。不過 在多樣化的學術背景激盪之下，韋伯的研究很快地就超越了歷史主義的範圍，也 正是因為各種社會科學進入了韋伯的視野，因此使得要創設這樣一個對社會進行 廣泛而系統性研究的嚴謹科學，便在韋伯身上出現了可能性。從商業、行會經濟 史的著作，逐漸進入《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世界諸宗教的經歷倫理》的 企圖，顯見韋伯不斷地嘗試對「社會」這一人類生活最為具體的事實進行探究，
他的研究著作涵蓋經濟、法律、宗教、藝術、歷史、政治、文學等領域。在韋伯 身處的時代，社會學尚未成為一門正式的學科，但也正因為如此，百科全書式的 治學，使得他可以盡情揮灑勾勒出一幅社會的巨構，恣意的在各種嘗試之間加以
10人類思想的開展，本為漸進演化、承先啟後，難以在歷史中輕易劃下一刀即率為起點；然而，
就學科史的角度而言，為了提供學門發展的經歷梗概，一般咸認為孔德（Auguste Comte）於 1842 年出版之《實證主義教程》第四卷中正式提出「社會學」一詞並嘗試建立學科的架構與範圍，足 堪作為標誌本學科發展的大時代定點，事實上在孔德之前業已有類似社會學之雛型與倡議出現，
但無論如何溯古，也大致上不脫十九世紀以降；重要的是，在短短的人類歷史中，社會學如今能 夠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思考工具，並永遠對著當代社會進行反省與檢討，顯見社會學的知識實力之 雄厚，對此，我們又如何能不感念前人披荊斬棘而為我們留下的堅實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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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對照，終將對於社會的種種觀察，逐漸融合出一個成熟的科學體系。韋伯 生前的摯友，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思培（Karl Jasper）曾在韋伯告別式後的追思演 講會上說道：「這些包羅萬象的著作，並不是一些興之所至的觀察隨意堆砌出來 的；相反地，每個題目都以社會學為核心，如果韋伯最後能有系統地整理出他的 社會學理念，我們就能清楚地看見他對社會的用心之深了」11。其實，根據後來 陸續編輯出版的韋伯作品與手稿，我們可以發現，韋伯生前即已著手「系統地整 理」雅斯培當時感嘆未能及時見到的「社會學理念」了。韋伯所遺留的手稿，後 來經過同事溫克曼（Johannes Winckelmann）與韋伯遺孀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共同潤飾之後，出版集結成著名的《經濟與社會》，成為後世研究韋伯思 想最重要的資料。幸運地，韋伯的確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知識資源，讓後人得以 一窺他心目中的社會學堂奧；收錄於《經濟與社會》中第一章的《社會學的基本 概念》，就是最好的展示。
社會學創始之際，自然科學正因為其優越的技術性質而逐漸與宗教分庭抗禮 成為人類生活的主要知識來源，因此，人文社會科學同樣也出現不少以自然科學 為典範的作法，例如孔德，這位提倡實證研究卻從未進行實質社會學研究的「社 會學之父」，即試圖在一門學科誕生之前，就預先策劃好一套可以規範它的方法，
彷彿社會學一詞的由來僅在於一種方法的建立即可宣告。與韋伯齊名的「古典社 會學三大家」之一，法國的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亦採取了和孔德 類似的作法，他所著作的《社會學方法之規則》（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一書，正是他急於和心理學、哲學、經濟學等當時已存在的學科 做出劃分的首要工作，儘管這樣的作法實際上是在一門學科尚未得出穩固的研究 成果而妥當地獲得公認，即加以先驗地界定的作法。對於韋伯而言，方法不是那 麼值得著迷的事物，因為在他的觀念裡「所謂好的方法，就是可以在具體的研究 工作中，證明為結果豐碩而用起來具效率的方法。因此，沒有一種特定的方法，
會比其他的方法來得正確（legitimate），因為方法的選擇，是視研究中的機會及 研究的主題而定的」12。換言之，在韋伯的觀念中，研究不會是一成不變的，研 究的對象及其環境並非均質同一，自然也就不會有何種研究方法比較正統的問 題。為了破除把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也就是社會）視為單一、同質的錯誤預設，
11 Karl Jasper，《論韋伯》，魯燕萍譯，1992，台北：桂冠出版社。頁 3。
12 Julien Freund，〈韋伯的學術〉，錢永祥譯，收於《學術與政治》，1991：67-98，台北：遠流出 版社。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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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提出了突破性的方法論觀點。
首先，韋伯接續狄爾泰的想法，認為文化科學（Kultur Wissenschaft）與自 然科學兩者之間有著根本上的差別，自然科學研究的是自然界不變的現象與規 律，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在本質上永遠是相同的，就像水永遠是兩個氫分子加上 一個氧分子一樣，不會因為擺放到不同社會、置於不同時間而改變。社會學家和 自然科學家不同的地方在於，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既不是沒有思想的無生物，也不 是缺乏文化積累的動植物，而是活生生、充滿思言云為的人類世界。社會學家關 注的是人與人相互存在而構成的社會關係，以及基於這些關係進而展開的行動
（Handeln）。這些行動出自於人的主觀意識，並且隨著環境的不同而改變，因此，
這樣的行動必定是一種「社會行動」（Soziales Handeln）。而社會行動也就成為韋 伯社會學方法論中最為核心的分析單元，韋伯對於社會行動的定義是：「所謂“行 動＂（Handeln）意指行動個體對其行為賦予主觀的意義－不論外顯或內隱，不 作為或容忍默認。“社會的＂行動（“Soziales” Handeln）則指行動者的主觀意義 關涉到他人的行為，而且指向其過程的這種行動」13。按照韋伯的界定，行動包 含了預先的主觀意識，無論是過去事件的延續，還是對未來的預備，社會行動的 出現意味著行動者本身的主觀意識融合了他人（無論是單一個人或是團體，甚至 是不知名的存在他者）意向，也就是說，個人無時無刻都賦予行動以意義（Sinn）， 於是交織起複雜的社會生活，所謂的社會關係，就是各式各樣的意義（個人或集 體的）之組合。
既然社會行動發自於個人對意義的掌握與應對，那麼社會學該在什麼樣的基 礎上來研究社會行動這一看似非常個人化又捉摸不定的研究對象呢？韋伯於《社 會學的基本概念》一文中開門見山的表示：「社會學是一門科學，其意圖在於對 社會行動進行詮釋性的理解，並從而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及結果予以因果性的解 釋」14。在這句短短的定義之中，我們可以輕易的找出其中的關鍵字句：詮釋
（Erklaren）、理解（Verstehen）和因果性的解釋。既然韋伯以社會行動作為社 會學研究最關鍵的分析單位，那麼首先必然面臨到，該如何對一個看似非常主觀 性的研究對象從中得出具有客觀性的科學知識。長久以來，西方自然科學一直以
「法則性知識」（nomothetische Erkenntnisse）作為科學研究是否具有價值的終極 標準，自然界的現象屬於一種被動的因果關係（成因－制動），因此以一種先行
13 Max Weber，《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顧忠華譯，2005，桂林：廣西師範大學。頁 3。
14 同上，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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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作用便能說明甚至預測下一步驟的結果。但深受德國歷史學派薰陶的韋 伯則看到了這種向自然科學典範靠攏的危險，對於哲學或是其他人文學科而言，
「表意性知識」（idiographische Erkenntnisse）則是這些學科的主要知識內容，既 然自然科學的對象並不是關於意義的，那麼以自然科學試圖尋找出機械性的、不 變的自然法則的方式來研究社會行動中的個人意識、意義等，似乎又有點牛頭不 對馬嘴15；因此，為了掌握社會行動的主觀意識部份，社會學必須再進一步地交 待人們產生社會行動的「動機」為何，也就是人們行動的理由與其所嚮往的目標。
如果用自然科學的因果解釋法，將無法說明發乎於人類意志而出現的社會行為，
這樣將人類出於意志相應而生的行動之來龍去脈加以說明清楚的工作，即是韋伯 交付給社會學的「詮釋」任務，Freund據此認為「詮釋方法的任務，是填補單純 的因果說明，在處理有關人類關係的問題時，沒有照顧到的地方」16，或著如顧 忠華的解說：「更明白地說，社會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一樣都是企圖“解釋＂他們 觀察的對象，不過在社會科學的方法邏輯裡，唯有將個人行動時的“主觀意義＂
一起納入科學研究的範圍內，所得到的知識才能充分發揮“解釋＂的作用」。17 對於人類的社會行動這種看似不固定也沒有規律的現象，韋伯顯然一點也不
一起納入科學研究的範圍內，所得到的知識才能充分發揮“解釋＂的作用」。17 對於人類的社會行動這種看似不固定也沒有規律的現象，韋伯顯然一點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