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前研究之省思
惠棟與張惠言都費了絕大的力氣在考索漢儒《易》例，在這工作之後，又 費了另一番力氣來融鑄貫通、引申發揮，自成其《易》學體系。然而，學者往 往囿於漢《易》者「藉考據以復古」的成見，只將目光落在他們前半段的考索 漢儒《易》例，另一方面又經常將漢儒本有之例與清儒創發之例混為一談，以 絕大的篇幅討論漢代《易》例，不免有喧賓奪主之勢，從而導致清儒的新意不 彰。前人的研究中，除了鄭朝暉與楊自平曾經強調惠、張在漢儒的基礎上仍有 所創發、開展外，其餘皆將惠、張之說與漢儒一概而論，這種考據與創見不分 的情況，又反過來使成見加深，造成惡性循環。其實早在張惠言〈周易虞氏義 序〉一文就說過：
我皇淸之有天下百年，元和徴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
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69
文中明顯將惠棟的《易》學研究區分作兩個面向，一是「考古義」，二是「自為 解釋」。這之中就暗示了惠棟的解釋與漢儒古義並非全然相同，今人研究貿然等 同漢《易》與清代漢《易》，是值得商榷的。
再就惠、張的《易》學撰述而言，兩位成果皆非一、兩種的獨立著作型 態，而是一系列分工互補的體系概念。惠棟除了《周易本義辨證》、《周易古 義》、《易漢學》之外，晚年所作《周易述》系列四十卷自成體系，包含《周易 述》二十一卷（實際只寫到二十卷）、《易微言》兩卷、《易大義》三卷（實際只 寫了兩卷）、《易例》兩卷、《易法》一卷（未見）、《易正訛》一卷（未見）、《明 堂大道錄》八卷、《禘說》兩卷。如此浩繁之偉構，每書必有其命意與功能，漆 永祥說：
《周易述》以漢儒之說為主另立新疏，《易大義》、《易微言》明《易》之
「微言大意」，《易例》、《易法》明聖人作《易》之源及漢儒解《易》之 本例法則，《易正訛》校歷代相沿之訛文誤字以復古本之舊，《明堂大道 錄》與《禘說》鈎稽明堂之法與禘祀制度以證《易》為軍國大政之用。
諸書互相發明，交相為用，融貫一體，不可或缺，為惠棟深思熟慮、精
69 張惠言：〈周易虞氏義序〉，《茗柯文編》，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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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結撰之系列著作。70
漆氏的觀察相當深刻，唯仍須深入原典作參照，立論方可堅實。張惠言也有同 樣的情形，他曾經統稱自己的《易》學著作為「《易說》」71或「《易義》」72，董 士錫也用「《易說》」之名73。其中包括了《周易虞氏義》九卷、《周易虞氏消 息》兩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禮》兩卷、《虞氏易事》兩卷、《虞氏易 言》兩卷（遺稿未完成，由劉逢祿續補）、《周易鄭荀義》三卷、《易義別錄》十 七卷、《易緯略義》三卷、《易圖條辯》一卷、《周易鄭氏注》一卷、《周易荀氏 九家注》一卷，共四十四卷。74迄今則未有人解釋這些著作彼此的分工關係，
尤其《虞氏易候》、《虞氏易禮》、《虞氏易事》、《虞氏易言》四書皆冠以「虞 氏」，其所代表的涵義為何，也未見說明。當前惠棟與張惠言全面性的《易》學 研究並非沒有，對於其著作體系中各書的撰作意旨與分工關係，卻不夠重視。
若僅依前人序跋提要浮泛理解，而不能深入其《易》學體系去求索，則諸如
《易漢學》與《易例》、《周易鄭氏義．禮象》與《虞氏易禮》等撰作宗旨的差 異，便都無法解釋。
除此之外，學界目前對惠、張兩人《易》學系統性的把握也相形薄弱。對 於《易》學系統性的把握，即指抓住某一核心的概念或思路，即可全幅地展開 該學者的《易》學研究面向。所謂全幅展開《易》學研究面向，具體來說，即 學者的每一部著作如何與此核心概念或思路相關聯。以目前對惠、張《易》學 全面考察的研究來說，李開《惠棟評傳》、王宏仁的《張惠言易學研究》都是據 著作安排章節，其討論之次第，卻不見與惠、張的《易》學體系的發展有何相 應之處。康全誠《清代易學八家研究》、羅卓文《清乾嘉易學七家研究》與陳修 亮《清代易學三大家研究》，於惠棟、張惠言兩章，都是在生平與著作之後，以 方法、理論、思想、成就等等區分成兩三個節次，然後條列小目論述，眉目清 楚，固然優於前兩者以著作安排章節，但條列各點之間，並無脈絡貫串可言，
也沒有呼應惠、張《易》學體系之思路。陳伯适《惠棟易學研究》與鄭朝暉
《述者微言──惠棟易學的邏輯化世界》的章節安排與討論脈絡，則大致也以 解《易》特色、方法與義理思想來做安排，而稍加變化，仍舊未能呈現出惠棟
70 漆永祥：〈東吳三惠著述考〉，《國學研究》第 13 卷，2004 年，頁 389。
71 張惠言：〈記江安甫所鈔易說〉，《茗柯文編》，頁 120。
72 張惠言：〈文稿自序〉、〈安甫遺學序〉，《茗柯文編》，頁 118、119。
73 董士錫：〈張氏易說後序〉，收入張惠言《張皋文箋易詮全集》本《周易虞氏義》書後。
74 此依陳善〈周易虞氏義後序〉與董士錫〈張氏易說後序〉。張惠言在〈文稿自序〉中僅云
「《易義》三十九卷」，〈記江安甫所鈔易說〉中「凡余所著《易說》」不數《虞氏易言》與《易 圖條辯》以下三書，恰符三十九卷之數，說詳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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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易》學架構。這些都表示學界可能尚未抓住惠棟與張惠言《易》學體系 的核心或思路，意即他們「在想什麼」、「怎麼想」。除此之外，把握不確切的結 果，經常造成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其重若彼，其輕若此」、「附庸蔚為大國」
的落差。如惠棟與張惠言對於圖書《易》學的論述，都只是黃宗羲、毛奇齡、
胡渭之餘緒，於兩人《易》學沒有太大的關鍵性。但近代研究者著墨於《易》
圖考辨的篇幅遠遠超過其餘漢《易》課題，如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介紹張 惠言之學術，於《易》僅討論其《易圖條辯》，並說「茗柯說《易》本於虞氏，
談象談數乃其本色，最足以代表茗柯《易》學者，當推《易圖條辨》」75，以
《易圖條辯》為其《易》學代表著作，是完全不相應的。王應憲《清代吳派學 術研究》第三章〈吳派學術集大成者──惠棟學論〉，當中論《易》學部分只有
〈惠棟宋《易》批判思想發微〉一節，全講辨宋《易》圖書76。又如惠棟對於 性、理、欲之關係與禮、理之關係的解釋，雖對戴震、淩廷堪不無啟發，但在 其《易》學體系其實是相當邊緣的，鄭朝暉與汪學群卻各花了一節的篇幅來討 論77，未免主從不分、輕重失衡。何以如此？這些反映出研究者各有成見，著 重自身關切的議題，轉而錯失研究對象所欲標舉的議題。
最後一點，則是研究者未能利用惠棟與張惠言的典範地位，藉以觀察兩者 在清代漢《易》學界的影響力。具體來說，即是未能指出兩者在清代漢《易》
領域樹立起哪些重要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方法。當前學者們傾向於指出受惠棟與 張惠言影響的學者與其著作，而非後學在《易》學上繼承自惠、張二人的學術 觀點或研究方法。其實，學術觀點或研究方法，對了解清代漢《易》的學術特 質有更直接的幫助。關於清代漢《易》學術特質的把握，其實也是當前清代
《易》學史亟需突破之處。學者多將漢學的特質直接套入漢《易》中論之，卻 反而成了研究瓶頸。循此方法所歸結出的漢《易》特質，不外乎留意文字音韻 訓詁、詳於象數而略於義理、重視分別家法、考證復古大於創發等，幾乎等同 於漢學的特徵。這些雖然並非完全錯誤的觀察，五經的發展固然統攝在清代漢 學的整體脈絡之下，然而，各經因性質不同而自有其獨特的發展脈絡，若非深 入了解該經內部的學術問題，則難入堂奧而得其異彩所在。
75 楊向奎：〈茗柯學案〉，《清儒學案新編》第七冊，頁 234。
76 王應憲：《清代吳派學術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三章第一節，頁 74-81。
77 鄭朝暉：《述者微言──惠棟易學的邏輯化世界》，頁 202-214；汪學群：《清代中期易學》，
頁 14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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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述規劃
基於以上對現有研究成果的反省，本篇論文試圖在新的思維與策略上，重 新考察惠棟、張惠言兩家的《易》學體系。首先將兩人的《易》學研究歷程區 分為「從『考古義』到『自為解釋』」兩個面向。「考古義」與「自為解釋」出 自張惠言〈周易虞氏義序〉，已見前述。此雖為張氏描述惠棟《易》學研究工作 之語，實則移之論張氏自身亦然。「考古義」乃考索漢儒《易》例，屬於客觀地 整理與吸收的階段；「自為解釋」乃據考古義階段的成果，進一步融鑄貫通、引 申發揮，其中發明多有漢儒所未曾道者，是清儒的新意所在。必須補充的是，
「考古義」自始即是為了「自為解釋」作準備，本身並非終極目的，只是階段 性的成果。相對地，其「自為解釋」並非憑空自創新說，而是依古義以解釋
《周易》經傳，述漢儒而不自限於漢儒舊說，對經義自有疏釋發明，故曰「自 為解釋」78。
「考古義」的部分，漢儒《易》例前人研究已備言之，本文詳其所略，略 其所詳，重在惠、張考古義著作的呈現方式與編排體例，並討論其考究漢儒
《易》例後所爬梳出來的漢代《易》學史與家法觀念。「自為解釋」的部分，惠 棟取〈上制軍尹元長先生書〉「子游〈禮運〉，子思〈中庸〉，純是《易》理」一 語，張惠言則取〈虞氏易禮序〉「一以消息為本」一語。在這兩個核心理念下展 開討論脈絡，並與其一系列《易》學著作之撰旨呼應。最後則藉由考察惠、張 兩家《易》學共通之處，試圖尋找兩家典範共同確立的漢《易》學術觀點與研 究方向。進一步持之對照清代其他漢《易》後學的著作，由小見大，印證清代 漢《易》研究普遍的特色與趨向。
本文「重探」的重點，包括下列問題：首先，惠、張如何在漢儒《易》說 的基礎上轉出新意？又有何新意？其次，惠、張二人一系列的《易》學撰述，
如何在其研《易》思路下，貫串成一相互補充與闡發的著作體系？第三，惠、
張建立了哪些漢《易》重要的學術觀點或研究方向？以下簡述各章具體的討論
張建立了哪些漢《易》重要的學術觀點或研究方向？以下簡述各章具體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