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第一節 清代《易》學史中的漢《易》
近代學術史或《易》學史著作，對於清代（1644-1911）《易》學的發展論 述大同小異。其大勢不外乎以清初《易》圖辨偽為嚆矢，擺落圖書《易》學之 蔽，也使宋《易》勢力逐漸式微。乾隆（1736-1795）、嘉慶（1796-1820）年 間，漢《易》駸駸然乘勢而起，在漢宋之爭中得勢1。與此同時，又有一焦循在 漢宋外別開新局。清代《易》學史的論述，在焦循以後卻往往甚為疏略，論之 者鮮矣。總的來說，學界目前對於整個清代《易》學史的研究，大抵是詳於前 而略於後的。
若著眼於漢宋視域的分類法，權將清代《易》學分作漢《易》、宋《易》、 漢宋兼採、非漢非宋四種類型2，則在這近三百年的《易》學發展之中，宋
《易》顯然始終盤踞著官方學術的位置。另外，非漢非宋與漢宋兼采的立場也 有若干著名學者。當前的《易》學史自然已能注意到清代《易》學的多樣性與 複雜性，以上三種類型自然不會被撰寫《易》學史的學者忽略。然而，各家
《易》學史仍以漢《易》之發揚顯著作為清代《易》學發展之最大標誌，可見 此一類型確有備受矚目而不容忽視的的研究價值。簡單來說，它不但在《易》
學史中異軍突起，又與清代漢學研究風潮密切相關，且著述繁多，自成一可觀 的脈絡，以下試詳述之。
一、清代漢《易》的研究價值
首先，漢《易》3已在歷史的洪流中沉寂了將近一千五百年。從王弼（字輔 嗣，226-249）盡掃象數之後，直到清代乾隆年間惠棟提倡漢《易》，其中除了
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里仁書局，1995 年），頁 250-253；朱伯崑：《易學 哲學史》（臺北：藍燈出版社，1991 年），第四卷，頁 3-5；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 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 年），頁 324-326；鄭萬耕：《易學源流》（瀋陽：瀋陽出版 社，1997 年），頁 229-242。
2 汪學群：《清代中期易學．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4-5。
3 除非在上下文中文意至顯，否則本篇論文行文上為了區別漢代與清代的「漢《易》」，並考慮 到多數近人研究的稱呼慣例，對於漢儒之《易》說本身逕稱「漢《易》」，對於清代宗尚漢
《易》之儒者的《易》說則稱「清代漢《易》」。宋代與清代之「宋《易》」的稱謂區別，亦仿此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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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李鼎祚（生卒年不詳，約唐玄宗至代宗時人）曾裒集篩選若干漢代《易》
說為《周易集解》之外，幾無學者標榜解《易》以漢儒為皈依，至多不過援引 若干作為詮釋之佐證。乾隆、嘉慶以後，針對漢《易》的考輯、補訂、申述之 作卻接連問世，蔚為風潮，此一學術現象，值得關注。
其次，清代漢《易》屬於漢學學風下的一脈。在漢學初興時，包括錢大昕
（1728-1804）、王昶（1725-1806），甚至是持反漢學立場的袁枚（1716-1797）、
程晉芳（1718-1784），一致認為惠棟（1697-1758）是漢學的首倡者4。惠棟不僅 是清代漢學首倡者，也是高揭漢《易》的第一人。其《易漢學》一書，不但首 揭「漢學」之幟，也是清代第一部考索漢《易》的專著。由此可知，漢《易》
自始即與漢學密切相關。惠棟於乾隆九年（1744）所作的〈易漢學自序〉，可以 說是最早同時公開揭櫫「漢學」一詞與漢《易》研究主張的一篇文字。他說：
六經定于孔子，燬于秦，傳于漢。漢學之亡久矣，獨《詩》、《禮》、《公 羊》猶存毛、鄭、何三家，《春秋》爲杜氏所亂，《尚書》爲僞孔氏所 亂，《易經》爲王氏所亂。杜氏雖有更定，大校同于賈、服。僞孔氏則雜 采馬、王之說。漢學雖亡而未盡亡也。惟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黃 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復有存者矣。故宋人趙紫芝有詩云「輔嗣
《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蓋實錄也。……以棟之不才，何敢 輒議著述。然以四世之學，上承先漢，存什一于千百，庶後之思漢學 者，猶知取證，且使吾子孫無忘舊業云。是爲〈序〉。5
文中凡四稱「漢學」，對於各經的漢儒古注湮沒的狀況都有所關切，而尤重於
《易》，由此可知清代漢《易》確為漢學學風下的一條發展脈絡。若承認漢學為 清代重要的學風，則隸屬其下的漢《易》，重要性自然也不言而喻。
第三，清代漢《易》的研究前仆後繼，形成一股持續性的學術脈絡。這可 以從兩個方面觀察。其一是從著作來觀察，清代產生對若干漢《易》相關著作 一系列的補訂現象：如針對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有孫星衍（1753-1818）《孫
4 錢大昕〈古文尚書攷序〉：「今士大夫多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見所著：《潛研堂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384。王昶〈惠定宇先生墓誌銘〉：「海内人士無不重通 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可謂豪傑之士矣。」見所著：《春融堂集》（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 年），頁 946。袁枚〈答惠定宇書〉：「聞足下與吳們諸士厭宋儒空虛，
故倡漢學以矯之。」見所著：《小山倉房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31-1432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191。程晉芳〈周易述跋〉：「近者漢學之盛，倡于定 宇。」見所著：《勉行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3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3 年），頁 336。
5 惠棟：〈易漢學自序〉，《易漢學》，收入《周易述》（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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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周易集解》、李富孫（1764-1843）《李氏易解賸義》為之補輯，也有李道平
（1788-1844）《周易集解纂疏》、曹元弼（1867-1953）《周易集解補釋》為之疏 解；又如針對惠棟《易漢學》，則有陳壽熊（1812-1860）《讀易漢學私記》、吳 翊寅（生卒年不詳，光緒時人）《易漢學考》、沈竹礽（1849-1906）《讀易漢學 正誤》、張鼎（生卒年不詳）《易漢學舉要》與《易漢學訂誤》；再如針對張惠言
（1761-1802）的《周易虞氏義》，則有紀磊（生卒年不詳）《虞氏易義補注》、
曾釗（1793-1854）《周易虞氏義箋》、李翊灼（生卒年不詳，清末民初人）《周 易虞氏義箋訂》等補訂。其二是從學者來觀察，清代漢《易》學者自覺地紹述 同代前賢，承先啟後，成為一條相續不斷的發展脈絡。如惠棟《易漢學》、《周 易述》之後，張惠言在〈周易虞氏義序〉中就表明了要繼「始考古義孟、京、
荀、鄭、虞氏」的惠棟，通其未能盡通之處6；其後姚配中（1792-1844）又
「善毘陵張先生《虞氏義》，因求《李氏易解》，研究羣說」，因而改其字曰「仲 虞」7，撰《周易姚氏學》；清末曹元弼作《周易學》，於清代唯表彰惠棟、張惠 言、姚配中三人而已，另作《周易鄭氏注箋釋》與《周易集解補釋》，尤多采 惠、張、姚三家之說。總的來看，上起惠棟，而張惠言，而姚配中，以曹元弼 為殿，僅此一脈絡就歷乾隆、嘉慶，以迄光緒，前後將近兩百年。清代漢
《易》無疑擁有獨立的持續性發展脈絡，且歷時長久。
綜上所述，可知漢代《易》學沉寂千五百年，在清代漢學的號召下乘勢崛 起，形成頗具勢力的研究類型，不少解《易》著作在這樣的理念下相繼撰成，
其脈絡綿延近兩百年，確實可以說是清代複雜的《易》學發展中，具有代表性 與研究價值的一個《易》學研究類型。
二、清代漢《易》的典範學者
自清儒以來，「漢《易》」一詞被廣泛使用，卻並沒有正面而嚴格地為之定 義。然而，從近代的《易》學史論著中，還是能找到一些共同的論述，作為吾 人範限「漢《易》」的參考。朱伯崑說：
對漢《易》的研究，不始於乾嘉學者，南宋朱震《易》學已開其端，元 明以來的一些《易》學家，特別是象數學派中的《易》學家也都有論 述。清代漢學家正是繼承和發揚這一傳統。不同的是，他們對漢《易》
6 張惠言：〈周易虞氏義序〉，《茗柯文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頁 38。
7 包世臣：〈清故文學旌德姚君傳〉；包世榮：〈周易姚氏學序〉。以上兩文皆收入姚配中：《周易 姚氏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3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447、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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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和解說，公開標榜《易》漢學。8 廖名春將清代樸學《易》分作兩派，他說：
言《易》者不僅不尊邵、周，就是對王、韓、程、朱也深為不滿。他們 分為兩途：一派以發掘、整理、推演漢《易》為重點，可稱之為漢
《易》文獻派；一派以數學、語言學的一些新成就來研究《周易》經傳 本身，可稱之為象數創新派。9
汪學群《清代中期易學》一書分作「宋《易》學的繼續」、「漢《易》學的復 興」、「漢宋兼采的《易》學」、「建構《易》學的新嘗試」四種類型。他解釋
「建構《易》學的新嘗試」一派時說：
清代中期建構《易》學的新嘗試指超越漢宋《易》學，直接從《易傳》
中找尋立論依據，創造出具有時代特色的《易》學。這裡要強調的是漢
《易》學、宋《易》學、漢宋兼采《易》學同樣也多少借鑑《易傳》，其 不乏明確表示以《易傳》為宗旨者，但在具體解《易》過程中，主要受 漢《易》、宋《易》影響，或采納了漢《易》的釋《易》諸體例，或繼承 了宋《易》對《易》理的闡釋。而建構《易》學的新嘗試則有所不 同，……在具體的解釋過程中既不採納漢《易》諸體例，也不取宋
《易》形而上的思維，而是從《易傳》出發務實構築自己的《易》學體 系。10
首先，這些說法都提到了清代漢《易》是以漢《易》文獻與《易》例為基礎，
也就是說，漢《易》文獻與《易》例是其主要材料與解經方法。再者，朱氏點 到了一個更重要的指標，那就是「公開標榜《易》漢學」。所謂標榜，即是明白 地意識到並且自覺地發為主張、為宗旨。換句話說，若《易》學家引用了若干 漢《易》材料或方法，卻並不認為這是他《易》學解釋的核心理念或宗主對象 的話，仍不足以歸類為「漢《易》」學者。宋代的朱震、林至，知閱讀《周易集 解》，亦述及漢《易》之法，且知虞氏《易》「之正」，潘雨廷卻指出他們「仍以 宋《易》為主而酌取漢《易》」，「皆未合以漢觀漢之理，對漢《易》的認識距離
8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頁 332。底線為筆者所加，下文同。
9 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究史》，頁 325。
10 汪學群：《清代中期易學．序》，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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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遠」11，此即不以漢《易》文獻與《易》例為其主要材料與核心方法之故。
這也呼應了前文所說，清代漢《易》研究應當視為漢學學風的發展之一，故而 要求自覺地以漢儒經說為標榜，應當是清代漢《易》的重要檢視標準。江藩因 為黃宗羲（1610-1695）、黃宗炎（1616-1686）兄弟「不宗漢學，皆非篤信之 士」而不著錄在《國朝漢學師承記》後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此即不標榜漢
這也呼應了前文所說，清代漢《易》研究應當視為漢學學風的發展之一，故而 要求自覺地以漢儒經說為標榜，應當是清代漢《易》的重要檢視標準。江藩因 為黃宗羲（1610-1695）、黃宗炎（1616-1686）兄弟「不宗漢學，皆非篤信之 士」而不著錄在《國朝漢學師承記》後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此即不標榜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