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九二○年代台灣形成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條件
第二節 台灣共同體意識產生的基礎條件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一個獨立存在的「被壓迫民族」。
第二節、台灣共同體意識產生的基礎條件
根據台大社會學教授陳紹馨的研究，一九二○年代是台灣社會史上的一個重 要轉變期。包括瘟疫已不再威脅，瘧疾也大有改進，西醫的人數已比中醫多，連 牛瘟也能夠肅清。現代性的社會運動就是在此時發生的。而教育也較為普及，保 守的農民已經能夠積極採取新品種、新技術，因而生產也為之提高。還有人民的 移動性的逐漸增加，腳踏車、汽車、卡車的使用也漸漸普及，生活也有很大的改 進。53而台灣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變化，則必須歸因於日本在台灣多年來的統治建 設。
事實上，由於日本取得台灣之後，日本政府的統治重點在於如何在台灣建立 附屬於日本本土的社會、經濟與文化體制。而台灣總督府則將如何在台灣取得經 濟利益，以及如何儘早達成財政上的自給自足視為一個重要目的。
不過，日本政府及台灣總督府並不短視的將統治手段放在殺雞取卵式的剝 削。而是一方面將台灣編入其帝國主義的體制內，一方面則是在台灣推動具有「近 代化」(modernization)性質的基礎建設，以強化其在台灣的統治，便利其汲取台 灣的資源。也就是如此，在日本統治期間，台灣才會有相當的建設。54
(一)調查事業
日本最初領有台灣之時，除了將大部分的心力放在敉平台灣各地層出不窮的 武裝抗日運動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開始一連串的調查事業。可以說綜觀日本對台 灣的規劃及建設，最基礎的工作就是依靠各項的調查事業來展開其對台灣的統
53 陳紹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收入氏著《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 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 年)，頁 127。
54 薛化元，《台灣開發史》(台北：三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32~13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治。而其中最早開始的調查工作是一八九八年展開的土地調查工作。55
台灣的土地問題，從歷史的考察可以發現，具有以下若干特徵。一是隱田特 多，二是土地所有關係的封建性質，三是與原住民的特殊關係。56而這種封建的 屬性對後代資本主義的開拓，形成了很大的妨礙。早在清代，劉銘傳擔任台灣巡 撫時，就嘗試在台灣丈量土地、整理隱田，並想要確定土地業主權之所在。不過 因為劉銘傳的土地清賦事業，是以增徵地租為主要目的，故調查過於苛刻，引起 人民的反抗，劉銘傳本人也在土地清賦事業的中途去職。57
日本領有台灣之後，日本政府和台灣總督府也清楚了解日本資本主義要在台 灣發展，就必定得要通過改造舊的土地制度來獲取大量的土地，使其適應日本壟 斷資本進入台灣的需要。因此台灣總督府以其威權專制強行在台灣推行了所謂土 地調查與土地制度的改革。58
一八九八年，當「匪患」尚未絕跡之時，即已設立臨時土地調查局，實行地 籍調查、三角測量及地形測量等三種事業。59土地調查的效果，一是明白了地理 地形，獲得治安上的便利，二是整理隱田，增加土地的甲數，且由於大租權的消 滅，土地收益加多，地租得以於一九○四年改訂增徵，財政收入也因此增加。三 是經濟上的利益，即因確定土地權力關係，使土地的交易獲得安全保障。這種經 濟上的利益，主要成為資本的誘因，給予日本資本家對於台灣的土地投資及企業 設立以安全保障。60
整個土地調查工作總共投入一百七十六萬人，耗資五百二十二萬日圓，前後 經過六年的時間。土地調查如實地告訴日本殖民者，本地民眾抗日勢力是何等的 根深蒂固，而反過來說，土地調查工作的完成也意味著日本對台灣的統治，亦即
55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台北：南天書局復刻，1997 年)，頁 370~371。
56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7 年)，
頁 31。
57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台灣經濟史概說》(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 年)，頁 53。
58 王鍵，《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經濟政策研究(1895~1945)》，卷一(台北：海峽學術出版，2009 年)，
頁 183。
59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 34。
60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 3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統治體制已經正式確立。61
台灣總督府為建立殖民地經濟的第二項基礎工程，就是進行林業調查和整 理。由於過去在清朝的統治之下，台灣的山林，從未有量丈課賦之事。林野業主 權，或為田園宅地的附屬物，或為採取竹木等事實上的佔據品。故其買賣，不用 文書契約，專憑口頭同意，實屬曖昧模糊。62
根據凃照彥教授的研究，日本在領有台灣之後，發布了「官有林野取締規 則」，規定了凡未領有地券或所有權證的的山林原野均收歸官有，也就是規定了 所謂的「無主地歸國有」的原則。而林野調查工作依此原則，最大限度的應用了 迄今本地住民習慣於擅自開墾、耕種、造林或採伐林產物的「地頭山」，也就是 並無確定的所有權，因長期約定俗成，而為地緣民眾所利用、拓墾的土地。這類 土地由於缺乏擁有業主權的證據，而往往被以「保管林」的名義，被核定為官有 地。63至於林野調查及整理事業的效果，主要是在確定林野的所有權，即對林野 建立私有財產制度。再加上台灣總督府在林野調查中獲得的大量官有林野地，成 為誘導資本及資本家的企業向林野發展的關鍵，這就是林野的資本主義化。64 隨著土地調查與林野調查的相繼展開，對台灣總督府來說，掌握戶籍和人口 數量的調查更是未來施行殖民統治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據。確切地掌握台灣人口數 量，不僅可將台灣及台灣人民牢牢的控制於殖民地統治之下，還對總督府制定各 項政策有著重要的參考依據。一九○五年，在後藤新平的主持下，實施了先於日 本本土的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也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的人口調查。十年後的一九 一五年又進行了第二次的臨時戶口調查。而再過五年後的一九二○年才正式實行 了第一次的國勢調查。總督府並於此後確立了每十年一人口普查，每五年一簡易 調查之規定。65
61 凃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94 年)，頁 37。
62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台灣經濟史概說》，頁 57。
63 凃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40。
64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 37。
65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頁 14~1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總的來說，不論是土地調查、林野調查，或是人口調查，一方面對日本政府 及台灣總督府來說，都是為了方便其殖民統治而採取的措施。但另一方面來說，
這些調查也提供了台灣進行近代化建設的基礎條件。
(二)國家統治機器的建立
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最重要的核心機器，就是位在台北市中心的台灣總督 府。一八九五年日軍來接收台灣時，雖遭受到台灣防衛軍的攻擊與抵抗，但仍順 利的在六月七日佔領台北城，並迎接樺山資紀總督入城。六月十七日在台北城內 舉行始政典禮，正式展開日本對台灣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66而台灣總督府這 棟位於台灣首府台北市中心，花費了二八○萬日圓，配以高塔的五層紅磚建築，
就成為了代表著日本統治威嚴的宏偉標的，成為了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一個象 徵。67
另一方面，台灣總督雖然受到日本本國主管大臣的監督指示，然而其在台灣 島內的權力則非常之大。台灣總督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而且享 有緊急命令權。在初期武官總督時代，更是在制度上直接隸屬中央軍部，擁有連 首相都無法享有的軍事權，簡直是擁有一國專制君主的權力。因此台灣人稱總督 為「土皇帝」。68
可以說，台灣總督府這個統治威權象徵的建立，對台灣人來說，也是形塑了 以台灣為一個特殊統治範圍的概念。
探討日本在台灣的國家統治機器，不可避免的一定要討論到使日本及台灣總 督府的行政權力深入滲透到統治領域的每個角落的「警察制度」。日本治台伊始，
在台灣總督擬訂的「治匪」方針中，於一八九七年底就已開始實施所謂的「三段
66 黃昭堂，《台灣民主國研究》(台北：前衛出版社，2006 年)，頁 79~80。
67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台北：前衛出版社，2004 年)，頁 44。
68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頁 227~228。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而保甲的施行，也迫使台灣人民決定其政治立場，表明與抗日的非法「土匪」
有所不同，為了徵信其守法的「良民」立場，保甲需受警察指揮，參與鎮壓抗日 的同胞，成為直接維護地方治安的最基層單位。而警察可以利用保甲，掌握人民 動態，無異將警察如神經末稍般，深入民間，民間遍佈無形的警察。對於政令之 貫徹，耳目之增強，以及警察實力之補助，作用甚大。日治時期台灣警治之有顯 著成效，實由於這個輔助組織所形成的無形卻又遍在的警網所致。77
(三)社會基礎建設
日本領有台灣之後，其實最令他們感到傷腦筋的，除了台灣人的反抗以外，
還有就是疫病。日軍侵台之時正值夏季，霍亂、瘧疾、紅痢、傷寒、腸炎、腳氣 等，惡疫流行頗烈，至九月時，全師團中健全者僅不過五分之一。總計，一八九 五年中日戰爭中，日軍在台陣亡者僅一百六十四人，負傷者亦不過五百五十人，
但病亡者竟達四千六百四十二人之數。病人二萬六千零九十四人中，在台灣住院 者五千二百四十六人，送還日本者達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八人，其慘狀如此。78因 此，日本開始治理台灣後，其中一個關切的重點就是防疫、衛生事業。
但病亡者竟達四千六百四十二人之數。病人二萬六千零九十四人中，在台灣住院 者五千二百四十六人，送還日本者達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八人，其慘狀如此。78因 此，日本開始治理台灣後，其中一個關切的重點就是防疫、衛生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