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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透過一九二○年代台灣人在政治社會運動中所培養形成 的「台灣共同體意識」，以及列寧主義的「殖民地解放」論述的分析，來解釋台 灣共產黨之所以會提出「台灣民族獨立」論述的原因，以及該論述主張的內涵與 意義。總的來說，台共之所以會提出「台灣民族獨立」論述，是因為在日本殖民 統治之下台灣人逐漸形成了「台灣共同體意識」，而為了實現脫離日本帝國的統 治，達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目的，運用了符合台灣當時情況的列寧主義 的「殖民地解放」論述，所形成的一套「台獨」主張。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台灣正式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日本在取得台灣做為其 新的領土之後，為了強化在台灣的統治，方便汲取台灣的資源，在台灣做了相當 長遠且有規劃的建設。雖然這些建設的目的是出於日本殖民者在統治上的需要，
但也間接的促成台灣人產生近代性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條件。
從台灣總督府所展開的各個調查工作上來看，不論是土地、林野或人口調 查，所獲得的這些統計資料一方面提供了台灣之後進行近代化建設的基礎條件，
另一方面也間接幫助台灣人民加深對台灣的感情。因為這些調查工作除了增加台 灣人對自己土地權益的認識，強化了對這片土地的認同，此外也使得台灣人清楚 了有多少的同胞和自己是命運共同體的關係，如此才能對這個共同體的輪廓產生 更進一步的想像。而從統治機器的建立來看，「土皇帝」台灣總督及台灣總督府 的統治威權象徵的建立，對台灣人來說，就是形塑了以台灣為一個特殊統治範圍 的概念，使得「殖民地台灣」跟「共同體台灣」的範圍與輪廓漸漸重疊而越顯清 晰。
在社會基礎建設方面，防疫及衛生事業讓人民的生命安全能獲得更多的保 障，使得台灣人有餘力思考如何擺脫被壓迫、被殖民的處境。至於交通方面的建 設，對台灣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更是有直接的幫助。因為不論是貫穿台灣南北的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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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設，或是擴及全島的公路的整備，都使得台灣南北距離得以縮短、人民移動 性得以增高，地域內的溝通、往來與互動得以達成。這都讓台灣的居民之間更容 易交流，村規模的視野和意識能向更廣大的地域開展，並進而助成了以台灣為整 體範圍的台灣人認同觀念的形成。而在最重要的教育上，首先透過教育使得人民 的素質水準提高已經是最基本的影響。更何況隨著初等教育的推行，以及透過官 定語言─國語的推動，都對台灣人產生了政治社會化與均質化的作用，提供了台 灣人產生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條件。至於海外的台灣留學生，則是在近代台灣文化 啟蒙運動中扮演著先驅者或核心分子的角色，有許多人都投入了一九二○年代以 降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成為反殖民統治運動的中堅，對於台灣人的共同體意識 的形成是扮演著啟蒙者及領航者的角色。
日本帝國在殖民地台灣所進行的各項建設提供了台灣人產生近代性共同體 意識的基礎條件。但擁有產生近代性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條件後，台灣人自身是如 何去建構、形成其意識，則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殖民統治者的統治方式。由於台 灣是因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後，依馬關條約而割讓給日本，因此在一些日 本人的眼中，便視台灣為戰利品。這種心態表現在政策上，乃至具體行為上的，
便是民族歧視。而台灣人則長期以來對於日本政府的搾取政策及在台日本人的這 些優越心態與行為感到不滿。這些被排斥、被歧視的共同經驗使得台灣的知識份 子深刻體認到自己雖身為日本國民，卻絕對不同於日本人的現實，並進一步地催 化了他們以台灣為共同體的思考。可以說，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的歧視與壓迫，
對於台灣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可說是一個重要的催化劑。
然而，台灣能產生具有近代性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條件雖然應該歸因於日本對 台灣長期且有規畫的建設。而殖民統治下的歧視與差別經驗也讓台灣人被動的去 體驗自身不同於日本人的現實。但是一九二○年代台灣共同體意識之所以會形 成，主要還是得依靠台灣人的自覺及自醒。而這種台灣人意識的覺醒，就反映在 一九二○年代風起雲湧的政治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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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台灣人在形成台灣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其實也曾有一段時 間的迷惘，那就是對同化主義的追求，也就是「六三法撤廢運動」。
在六三法體制下，台灣人雖號稱是大日本帝國的國民，但不只跟日本內地的 人享有絕對不平等的待遇，還處處都呈現次等國民的位階差別，在教育、就業及 生活上受到種種的歧視與差別對待。因此，撤廢六三法的主張，就具有撤廢台灣 人和日本人之間不平等地位的意義。但由於六三法實行的前提是日本帝國議會考 慮台灣殖民地的特殊性，故需特別立法，給予台灣總督府極大的權力。而撤廢六 三法，雖然一方面是為了削弱台灣總督所擁有的專制權力，但另一方面則無疑是 要將台灣納入日本法制系統，如此一來等於台灣要接受同化論，在治理上改採取 內地延長主義。而這種放棄台灣特殊性，接受成為日本人的同化主義，某種意義 上來說就是揚棄了身為台灣人的台灣共同體意識。換句話說，就是願意在換取與 日本人平等且相同待遇的情形下，放棄台灣人的身分與意識。
因此，在新民會著手進行「六三法撤廢運動」之際，已有不少反對的聲音出 現。其中林呈祿就斷言「六三法撤廢運動」明顯否定了台灣的特殊性，而是肯定 所謂內地延長主義的行為。所以，林呈祿提倡中止「六三法撤廢運動」而改為設 置強調台灣特殊性的台灣特別議會。
台灣人在嘗試爭取與日本人平等的地位的過程中，雖然曾有點「飢不擇食」
的選擇了同化主義作為其手段。但同化主義若真的在台灣實行，台灣人在文化與 教育上有被迫放棄漢族傳統的趨勢。雖然殖民地或許能因同化主義的真確實行而 享受立憲政治的平等待遇，但就殖民地人民的主體意識而言，喪失歷史文化將是 一種切膚之痛，一種令人極難忍受的局面。這使得台灣人得在實際層面的平等待 遇與精神層面的台灣共同體意識間進行掙扎與拉鋸。而強調台灣特殊性之「台灣 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台灣特別自治主義，毋寧是台灣人精神上自我救贖的選 擇，也是台灣人形成、凝聚台灣共同體意識的絕佳時機。
台灣知識分子對政治運動路線的爭論，在一九二○年年底達成了協議，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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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六三法撤廢運動」，改而要求設置台灣議會。而在實際推動達成這項目標的 方法上，請願則是當時唯一合法的可行途徑。因此，「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於一九二一年開始，一直持續到一九三四年，前後經歷了十四年，總共十五次的 請願。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的請願趣旨裡主張：「承認台灣有特殊情事的存在，
因此有特別立法的必要，但總督一人之政治是不適合的，且鑑於世界的潮流，希 望設置台灣民選議會。」其實就是強調「日本是個立憲國家，而台灣是具有特殊 性」，而在這兩個原則之下，設置台灣議會是有其必要的。而在「台灣議會設置 請願理由書」中，也不斷的強調台灣人的特殊性、台灣人的主體性，充分表達台 灣人對自治的要求，及以台灣為主體的認同。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人的台灣共同體意識充分表現在「台灣議會 設置請願運動」之中。而透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不斷宣傳，還有其輔 助組織「台灣文化協會」的推廣文化、啟迪民智，台灣人的台灣共同體意識漸漸 成形，台灣人的人格也漸漸越來越成熟。台灣人除了開始有強調要用「台灣人」
的名稱取代本島人的稱呼外，也開始思考台灣人的生存權的問題，甚至對於制訂 台灣憲法的呼聲也有很大的期待，這都使得台灣人開始被想像成與日本人不同的 政治文化共同體。
由於台灣的文化發展時日尚淺，因此如果企圖發展以近代思想為背景的社會 運動，作為其前提的啟蒙運動是非常重要的。畢竟不論是民族主義系統或是共產 主義系統，都是以文化運動為先驅而發展的。正因為如此，台灣文化協會自創立 以來，在民族精神的號召下，對異民族的統治者形成統一戰線，不但島內各階層 團結一致，就是海外的留學生以至於僑胞也無不響應合作。
台灣文化協會在初期階段，內部其實是包含著三種集團。其一、以蔡培火為 中心，受到日本國內民主運動的影響的，主張走體制內溫和合法路線，以設立台 灣議會為目的的「改良主義派」；其二、以蔣渭水為中心，受中國國民黨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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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運動的影響，強調民族自決的「民族主義派」；其三、以王敏川、連溫卿為 中心，主要受日本、中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影響，所謂的「社會主義
革命運動的影響，強調民族自決的「民族主義派」；其三、以王敏川、連溫卿為 中心，主要受日本、中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影響，所謂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