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台灣共同體意識與台灣民族獨立論述產生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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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薛化元教授.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日治時期台灣共同體意識與台灣民族獨立論述產生之. n. al. y er. io. sit. Nat. 研究. Ch. engchi. i n U. 研究生：陳昭圻撰 2012 年 7 月. v.

(2)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3) 謝辭相信每一個研究生考上研究所的時候，都期待著能寫一篇謝辭來為自己的論文畫上一個完美的句點。而隨著論文寫作的告一段落，代表著我終於有機會寫一篇屬於我的謝辭來感謝這一路上照顧及支持我的人了。回想這段論文寫作的過程，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薛化元教授。薛老師學術涵養的深厚，總是能在我寫作面臨瓶頸、感到困惑之時，三言兩語間便切中其關鍵，協助我一步一步的深入思考我的論題。且在資料收集、章節架構和寫作方. 政治大以如期完成、順利畢業，因此本論文的完成最該感謝的便是薛老師。立. 式上，薛老師都提供了許多的指導，並不斷勉勵我持續進行寫作，使我的論文得. ‧ 國. 學. 而筆者在口試期間，有幸能得到張炎憲、李福鐘教授針對論文所提出的各項寶貴意見和建議，在此一併表達誠摯的感謝，當然，本論文如有不足之處，則是. ‧. 筆者個人的責任。. sit. y. Nat. 此外，要特別感謝林果顯教授給予我有關論文的寶貴建議，林老師願意在百. al. n. 思之不勝感激。. er. io. 忙中抽空閱讀我的論文綱要，並一一指點我論文寫作的要點，幫助我突破困境，. Ch. engchi. i n U. v. 筆者在政大攻讀碩士時，很幸運能遇到許多幫助我的人，首先要感謝家豪學長，在我找不到論文題目時，和我分享許多的想法與意見，並協助我訂定論文的題目與方向。而包括凱迪、智勝、仁姿、世賢、勝傑等學長姐，以及思庭、淑如、南君、景雅、君灝等同學和學弟妹，不僅在學業上給我許多的助益，也豐富了我在政大的碩士生活，感謝這段時間能有他們的陪伴與照顧。必須特別致上謝意的是宜萱和嵐妮助教，她們是我碩士生涯特別重要的貴人，能有她們這麼棒的助教兼朋友，是我碩士這四年最感幸運的事。還要感謝這段時間陪在我身邊的女友巧巧，她溫柔體貼的陪伴讓我的論文能夠順利完成，尤其是感謝她包容我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的焦慮與暴躁。.

(4) 最後，感謝我的父親陳拱吟先生與母親楊屏珮女士，因為有他們始終如一的支持與理解，才能讓我毫無後顧之憂的投入這片學術汪洋，這本論文的完成是我對他們最深的謝意。. 二○一二年七月寫於台北木柵.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5) 摘要本論文是針對一九二○年代台灣人在政治社會運動中所培養形成的「台灣共同體意識」，以及列寧主義的「殖民地解放」論述的分析，來解釋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之所以會提出「台灣民族獨立」論述的原因，以及該論述主張的內涵與意義。台共之所以會提出「台灣民族獨立」論述，是因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台灣人逐漸形成了「台灣共同體意識」。而為了實現脫離日本帝國的統治，達成「台. 治政放」論述，所形成的一套「台灣獨立」的主張。大立. 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目的，運用了符合台灣當時情況的列寧主義的「殖民地解. 在一九二一年開始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打出了「台灣是台灣人. ‧ 國. 學. 的台灣」的響亮口號之後，台灣人逐漸開始覺醒，慢慢的凝聚了台灣人的「台灣. ‧. ，但透過對社會主義的共同體意識」。然而，雖然同樣是出於「台灣共同體意識」. y. Nat. 信仰、透過對國際共產主義的「殖民地解放」論述的期待，使得台灣的左派產生. er. io. sit. 與右派保守主義完全不同的思維，使左派他們更勇於、更大膽的去想像台灣的未來。而左派這種對台灣未來想像的具體呈現，就是一九二八年台共成立時所提出. n. al. 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 Ch. engchi. i n U. v. 隨著一九二○年代台灣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台灣人努力著多方嘗試為當時的台灣尋找出路。而由於台灣人所具有的台灣共同體意識，使得台灣人產生強烈脫離日本帝國統治的願望，而列寧主義的「殖民地解放」論述就是提供台灣人一個似乎可行的出路。. 關鍵詞：台灣共產黨、台灣共同體意識、台灣民族獨立、列寧主義、殖民地解放.


(7) 目錄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焦點. 1. 第二節. 文獻探討.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材料與章節架構. 10. 第二章. 一九二○年代台灣形成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條件. 14. 第一節. 概念與定義. 殖民統治的歧視與差別待遇. 14 20. 學 ‧. 38. 第一節. 台灣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y. 31. 38. 第二節. 對台灣未來想像的差異. sit. 第三節. ‧ 國. 第二節. 政治大台灣共同體意識產生的基礎條件立. 60. 第三章台灣共同體意識與台灣未來的想像. io. n. er.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第四章. 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 第一節. 台共的建黨. 80. 第二節. 台共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 98. 第五章. 結論. 參考書目. 80. 119. 127.


(9)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1.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焦點戰後的台灣隨著戒嚴解除、黨禁報禁的開放及動員戡亂體制的終結，台灣社會逐漸從國民黨的黨國威權體制走向了自由化與民主化。1而在現代台灣所謂自由民主體制之下，「台灣民族獨立」思想早已在台灣主流社會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台灣似乎逐漸走向兩黨政治的情形下，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都紛紛必須向台灣人民提出其國家論述。而在歷次的重要選舉之中，統獨問題也一. 政治大. 直是爭論不休的焦點。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即是「台灣民族獨立」思想，也就. 立. 是「台灣獨立」的主張。. ‧ 國. 學. 然而長期以來，有關「台灣獨立」的理論與歷史在台灣皆被劃歸於現實政治的範疇，甚至被視為是意識形態的展現，而在學術的場域甚少被討論。2因此筆. ‧. 者希望能從學術的角度去分析、梳理「台灣民族獨立」思想的源流與變化，賦予. Nat. sit. y. 「台灣民族獨立」思想在現實政治與意識形態之外的論理基礎。. n. al. er. io. 有關「台灣民族獨立」思想，雖然最廣為台灣人民所認識及了解是在近代台. i n U. v. 灣步入自由民主社會之後。但「台灣民族獨立」思想其實並不是在戰後台灣才突然形成的概念。. Ch. engchi. 在相關歷史研究之中，有學者指出「台灣民族獨立」思想之發軔應該是在清末的「台灣民主國」的成立。3此外，也有學者則是認為台灣最早達到客觀的「台獨」概念的，應該是在鄭成功領台之時，抑或是清代「朱一貴事變」發生的時候。 4. 但綜觀當時的歷史時空，鄭成功領台為一外來的中國政權取代荷蘭人而領有台. 1. 薛化元，《自由化民主化─台灣通往民主憲政的道路》(台北：日創社文化，2006 年)，頁 139。薛化元，〈台灣獨立理論的不同歷史發展面向─代導論〉，收入莊萬壽編，《台灣獨立的理論與歷史》(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 年)，頁 5。 3 南方朔，《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台北：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頁 2~3。 4 陳佳宏，《海外台獨運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 年)，頁 23~29。 2.

(10)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2. 灣，台灣的原住民仍然如同荷治時期是為被統治者。5何況鄭氏政權是高舉抗清復明的大旗，而「朱一貴事變」時台灣尚在清朝的統治之下，無論如何似乎皆不能視之為客觀的「台獨」。至於清末「台灣民主國」的成立，從其以全台仕紳名義所發的獨立通電「台灣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為島國，遙戴皇靈，為南洋屏蔽。」及台灣民主國總統告諭「台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須自立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供奉正朔，遙作屏藩。」6可知當時的台灣仕紳及官員提出台灣獨立是為了對抗日本的統治，「台灣民主國」還是想做清國的屬國，遑論台灣民族的形成、台灣的獨立。. 立. 政治大. 而在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指出台灣民族運動其實應是在日治時期，在經歷第. ‧ 國. 學.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伴隨著大正民主思潮所產生的世界性新文化運動的一環。7除此之外，有學者則認為「台灣民族主義」在日治時期其實大多都是以中國為其選. ‧. 擇的認同對象，而要在戰後隨著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台灣人民的祖國夢徹底粉碎. Nat. sit. y. 之後，才迫使台灣人真正以「台灣獨立」做為其自救思考的路徑。8筆者認為以. n. al. er. io. 上兩個觀點皆有觀察到台灣歷史之中，「台灣民族獨立」思想發展的若干重點。. i n U. v. 但無論是日治時期台灣人民的民族運動，抑或是戰後台灣人民祖國夢碎的自覺自. Ch. engchi. 救。似乎都缺少對日治時期受到共產國際影響的台灣共產黨人所提出的「台灣獨立」理念的重視。一方面學者僅將台共的活動視為日治時期台灣人民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一環，且因其泰半從事地下活動而較難受到關注。9另一方面則將台共所提出的「台灣民族革命」的理論、「台灣共和國」的主張，視為是共產國際反帝國主義階級. 5. 張勝彥等編著，《台灣開發史》(台北：空大，1996 年)，頁 71。黃昭堂，《台灣民主國研究》(台北：前衛，2006 年)，頁 225~226。 7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形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 (1919-1937)〉，《新史學》，十七卷二期(2006 年)，頁 144。 8 陳翠蓮，〈一九二○年代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台灣政治學會主辦，台灣政治學會第六屆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思亮館，1999 年 12 月 18 日)，頁 19~20。 9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6 年)，頁 12~13。 6.

(11)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3. 革命的一個階段性策略，用以脫離日本帝國的統治。也就是認為台灣共產黨所提出的「台灣革命」、「台灣獨立」之口號，只是階段性的策略，並非真正以台灣作為國家認同的目標。10然而，此一觀點固然指出了台共「台灣獨立」、「台灣民族革命」理論所呈現的一個面向。但卻忽略了台灣共產黨在當時的歷史時空提出此一概念的思想模式及影響。本論文探討的焦點是「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所提出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究竟只是共產國際反帝國主義階級革命的一個階段性策略，抑或是出於台灣共同體意識下的產物」。而筆者認為若要探討台共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必須掌握當時台. 政治大. 灣人的內部與外部的二個因素，也就是一九二○年代台灣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列. 立. 寧主義「殖民地解放」論述的運用。. ‧ 國. 學. 總之，筆者認為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特殊歷史時空條件下，台灣人才有可能形成台灣共同體意識，而有台灣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才有台共運用列寧主義的. ‧. 殖民地解放論述去建構台灣民族獨立論述的行動。而這個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也. Nat. sit. y. 正是對抗、挑戰日本殖民統治的利器。因此，筆者想透過思想史的角度來整合、. n. al. er. io. 分析這三個條件，重新去考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的形成、發展，及其與歷史時空條件的互動關係。. Ch. engchi. i n U. v. 第二節、文獻探討由於本文嘗試研究的是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相關的研究成果應該分為兩類：. (一)側重以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或台灣左翼運動的活動為主所做的研究：早期就有長期旅居日本的政治運動領袖史明，在他的大著《台灣人四百年史》，以四百年來從事開拓、建設台灣而飽受外來統治的台灣人的立場，探索台 10. 陳翠蓮，〈一九二○年代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頁 18。.

(12)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4. 灣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台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其中在第十章對台灣共產黨的成立當時的社會環境及時代背景，還有創黨至覆亡的經過有詳盡的描述，並突破一般人對於日治時期右翼運動的高度評價，從社會主義的立場肯定台共的歷史地位。但書中提及台共的台灣民族論述只有一小部分。史明在書中的論述基本上是認為台共是以「台灣民族」做為台灣革命的出發點，認為當時的共產國際與共產主義者並不把「台灣社會與台灣人」當做中國民族的一部分，而是以單一、整體的「台灣民族」來看待。11 盧修一的《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是專門研究台灣共產黨的專作，書中分. 政治大. 為三大篇，分別就〈台灣共黨成立的根源與建黨經過〉、〈台灣共產黨的演變和毀. 立. 滅〉，以及〈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與台灣政治運動、社. ‧ 國. 學. 會運動的關係〉去做探討。除了完整呈現台共的興衰，還分析台共在受到共產國際、日共、中共等的多重指導下是如何轉變及陷入分裂。而對於台共的台灣民族. ‧. 思想，作者基本上透過分析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一年的兩個政治大綱，認為台共. Nat. sit. y. 的台灣革命的策略始終未變，認為台灣自始至終皆是以一個獨立的單元而參與國. n. al. er. io. 際共產主義的運動的。12. i n U. v. 簡炯仁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也是較為偏重描寫台灣共產黨的建立、發. Ch. engchi. 展與覆滅，但其中有一部分討論到台共的「台灣民族論」。作者認為渡邊在撰寫台共的政治綱領時，是援用史達林對民族的定義來解釋台灣歷史。也就是說，渡邊的「台灣民族論」其實是在反映第三國際的理論與觀點。對於台灣人民一再的反抗日本的統治，第三國際自然會將其解釋為民族主義情感的宣洩。因此，作者認為渡邊的此一「台灣民族論」，具有調和台灣知識分子所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的功能，故能普遍的被台灣共產黨人所接受，並且合理化台灣共產黨人的民族信念。13。. 11 12 13.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出版地不詳：蓬島文化公司，1980 年)，頁 580~582。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6 年)，頁 151。簡炯仁，《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 年)，頁 72~73。.

(13)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5. 曾郁明的碩士論文〈巨變與衝擊：論社會主義思潮對台灣左翼運動的影響(以一九二○~一九三七年論述)〉主要在探討日治時期後期的政治運動中，國際上社會主義思潮的傳入除了形成台灣第一個左翼政黨－台灣共產黨之外，其一九二八年綱領中的「台灣獨立」其宗旨究竟意欲為何？作者除了分析社會主義理念的傳入對當時的政治團體的影響究竟是利是弊，也提及到當時臺灣共產黨的「獨立建國」理念，其真正獨立的意旨及所賦予的政治意義究竟為何。作者在論文的第五章中針對一九二八年台共綱領中的「台灣獨立」意識做分析，並透過中共及台灣學界對「台灣獨立論」的詮釋來分析。14. 政治大. 林淑芬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台共對台灣社會運動之影響〉探討日本殖民統. 立. 治台灣期間，台灣的共產主義思想形成的原因、當時台灣共產黨對工農運動以及. ‧ 國. 學. 文化協會有何影響，還有台灣共產黨對台灣主體性的主張。首先，作者認為台灣共產主義思想的形成有三個因素：其一，台灣共產主義思想是隨著台灣島內抗日. ‧. 運動而蓬勃發展起來的；其二，台灣共產主義思想與世界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 Nat. sit. y. 係；其三，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也是台灣知識份子要求社會改革的歷史環境下的產. n. al. er. io. 物。此外，作者針對台灣共產黨對台灣主體性的主張也提出以下的觀點：第一，. i n U. v. 在二十世紀，台灣共產黨是第一個提出「台灣革命」概念與主張的政治組織，而. Ch. engchi. 且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台灣獨立」理念的政治團體。這兩個主張，又是基於「台灣民族」這個極富現代意義的國家意識之上；第二，台灣共產黨提出以「臺灣意識」為主體的理念，是全新的民族國家認同，對於戰後的臺灣民主運動，仍然具有無窮的啟發性。15 郭杰與白安娜所著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是最新的有關台灣共產主義與台灣共產黨發展的研究成果。本書大量參考以前從未公布過，收藏於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中第一手史料。其中最重要的部 14. 曾郁明，〈巨變與衝擊：論社會主義思潮對台灣左翼運動的影響(以一九二○~一九三七年論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15 林淑芬，〈日治時期台共對台灣社會運動之影響〉，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 年。.

(14)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6. 分是台灣共產主義者為共產國際準備的關於台灣狀況和台灣共產主義運動的數份報告、一九三一年一至五月台灣共產黨的積極分子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通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秘書處給台灣共產主義者的信件。本著作從另一個不同的面向去探討台灣共產主義與台灣共產黨的歷史，然其論述的重點也是放在討論台共建立、導致台共解體的條件，以及台共覆亡的原因。16但其中附有許多珍貴的史料供讀者參考及研究之用，給台灣左翼研究注入了活水。. 政治大. (二)針對台共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所做的研究：. 立. 陳翠蓮在〈一九二○年代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中認為，由於殖民地. ‧ 國. 學. 社會裡的弱小民族同時承受著階級的與民族的雙重壓迫，所以台共的殖民地革命實具有階級革命與民族革命的雙元性質。作者又指出「台灣民族革命」的理論、. ‧. 「台灣共和國」的主張，事實上是共產國際反帝國主義階級革命的一個階段性策. Nat. sit. y. 略，用以脫離日本帝國統治。也就是認為，階級革命吸收了民族革命，前者才是. n. al. er. io. 最終目標，後者，也就是台灣民族革命，僅僅是手段而已。換句話說，作者認為. i n U. v. 台共所提出的「台灣革命」、「台灣獨立」口號，作為階段性策略的意味濃厚，並. Ch. engchi. 非真正以台灣做為國家認同的目標。17. 筆者認為陳翠蓮有此判斷實有兩個主因，一是認為台灣革命的理論基礎與策略方向，都是經過共產國際的指導，而共產國際的革命理論則來自列寧的殖民地革命與民族自決權的主張。故作者認為台共的台灣革命理論並非出自本身對身為「台灣民族」的自覺，而僅僅是接受共產國際指導下所被動接受的階段性策略。 18. 但是，作者看似是觀察到台共「台灣革命」論述的是由上(共產國際)而下(台共. 的台灣人)所強加的策略，卻忽略台共黨人對自身身為被壓迫的台灣民族的自 16. 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 (台北：中研院台史所，2010 年)。 17 陳翠蓮，〈一九二○年代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頁 17~18。 18 陳翠蓮，〈一九二○年代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頁 17~18。.

(15)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7. 覺，及對左翼殖民地解放概念的理解。其次，作者認為戰後台共黨人在對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寄予高度期望的同時，可以輕易的將原本「台灣獨立」的主張迅速轉變為「高度自治」，顯示出台共成員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要凌駕在對台灣民族獨立的堅持之上。19但筆者認為此一觀點缺乏對台共成員身處不同歷史時空下所做的選擇與判斷的理解。筆者認為若不能仔細分析台共成員與當時歷史時空的互動關係，就輕易下此判斷，這將會抹煞了台共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所受到的當時台灣人的台灣共同體意識的影響。若林正丈在《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的第三章〈「台灣革命」與第三國際─. 政治大. 以台灣共產黨的形成與重建為中心〉中提到有關「台灣革命」論。作者認為台共. 立. 雖然將殖民地台灣解放的戰略設定以「台灣革命」為構思，並不將其設定為中國. ‧ 國. 學. 革命或日本革命的一部分，但卻是以一種奇特的「台灣民族形成論」來做為理論的修飾。其指出台共的台灣民族論述太過牽強附會，「台灣民族形成論」也是太. ‧. 過形式主義與急切躁進。而作者認為這都是因為第三國際與日共在考量受殖民地. Nat. sit. y. 支配而應予解放之民族的前提條件，是優先考慮帝國主義所形成的政治、經濟之. n. al. i n U. 延考慮之下，所形成的「台灣革命」論的架構。20. Ch. engchi. er. io. 既成事實面相，而非考慮帝國支配前所形成的自然、歷史條件。因此是在欠缺周. v. 相較於若林正丈認為台共的台灣民族論述過於牽強附會、急切躁進及形式主義，吳叡人的〈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台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則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吳叡人反而是認為台共的台灣民族形成的歷史論述可以說是台灣抗日民族運動最完整、成熟的台灣民族論。但吳叡人同時指出台共的台灣民族論其實充滿了原創的歷史想像，是不折不扣的列寧民族理論的應用。當然，作者也指出台共在應用列寧主義時也不可能無視台灣本土現實，因此作者在文中提到革命理論或. 19. 陳翠蓮，〈一九二○年代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頁 18。若林正丈著，台灣史日文史料典藏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出版，2007 年)。 20.

(16)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8. 意識形態的問題不在於純粹的現實(reality)本身，而是在群眾「認知到的現實」 (perceived reality)，因此作者認為台共的台灣民族論是經由「類比」與「想像」的過程，運用列寧主義對台灣現實做的一個創造性的，而且合理的詮釋。而這整個目的論的歷史敘事(teleological historical narrative)不但為台灣創造了一個從歷史中演化出來的民族主體(National Subject)，也為數百年來作為列強之邊陲的台灣「發明」(invent)了一個國家的傳統(state tradition)。21 伊藤幹彥的《日治時代後期台灣政治思想之研究─析論台灣抗日運動者的政治思想》針對日治後期台灣各個抗日團體及左右派每個抗日運動者的政治思想逐. 政治大. 一進行分析。其中對於產生主張台灣獨立論的抗日思想之原因，作者伊藤氏認為. 立. 有三點：第一點為日本侵略中國及台灣，而造成「台灣民族」意識的形成；第二、. ‧ 國. 學. 領導成立台灣民主國以及其後領導武裝抗日運動的台灣人士，以台灣民族主義的主張，希望建立屬於台灣人的獨立國家；第三、包括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 ‧.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灣共產黨等團體均包含台灣獨立思想。22. Nat. sit. y. 伊藤氏認為日治時代這些抗日團體的思想均是以台灣獨立思想為中心，但多. n. al. er. io. 半只止於自治的訴求，只要求台灣能與日本日本內地平等已足。而雖然台灣共產. i n U. v. 黨在戰前(一九二八年)早已揭櫫「台灣民族」、「台灣獨立」的概念、以及「建立. Ch. engchi. 台灣共和國」的主張，不過作者認為要等到台灣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獨立建國的意識才開始由海外台獨運動者積極推動。23 陳芳明在《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中透過分析台共的一九二八年綱領，認為台共承擔著台灣民族解放的任務，同時也肩負著階級解放的使命。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者與台灣人從不屬於同一個民族，所以台灣人的抗日運動自然就含有民族革命的意味，並認為台灣民族的論證就是從殖民地經驗所產生的。而在. 21. 吳叡人，〈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台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收入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頁 95~97。 22 伊藤幹彥，《日治時代後期台灣政治思想之研究─析論台灣抗日運動者的政治思想》(台北：鴻儒堂出版，2005 年)，頁 359。 23 伊藤幹彥，《日治時代後期台灣政治思想之研究─析論台灣抗日運動者的政治思想》，頁 363。.

(17)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9. 台灣的資本家以日本人居多，少數的台灣資本家又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合作密切，所以階級解放運動的敵人，自然就以這些資本家為對象。24 然而，陳芳明雖然點出了台共活動的兩個主要目的，也就是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但卻缺乏敘述台共兩大目的的表裡關係。另外，作者指出一九三一年綱領其實是中共干涉、破壞台灣抗日運動的產物。其認為中共雖尊重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的主張，但中共其實並不了解台灣民族誕生的根源，也不了解台灣獨立的目標。中共只不過是把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等同起來，並也把中國革命與台灣革命混為一談。而加入中共的台灣籍黨員，也只是盲目的跟著中共的策略，只強調階. 政治大. 級鬥爭，而忽視民族鬥爭。不但破壞台灣社會內部聯合戰線的策略，也在黨內進. 立. 行分裂與奪權，致使日本統治者有機可乘，最終導致台共的潰亡。25. ‧ 國. 學. 李歷芬的碩士論文〈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的民族主義之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研究分析日殖時期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探討台灣人處於「台灣」、「日本」. ‧. 與「中國」三者之間的認同位置的動態過程。. Nat. sit. y. 首先，李歷芬認為在探討日殖時期台灣的民族主義問題，不該將台灣人的民. n. al. er. io. 族意向劃歸於全然地「二元對立」論點，也就是「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祖. i n U. v. 國派」與「日本皇民」認同等民族主義的研究途徑。因為她認為，儘管史料無法. Ch. engchi. 百分之一百容我們看出這些民族認同論述在同質、異質時間上的游移，但當時運動領導者在中國、日本、台灣幾個主體位置上的徘徊不定，卻是不容置疑的。其次，作者還指出日治時期，台灣人的無奈與孤兒意識。作者認為現代學者對於該時期台灣的民族主義的論述都過於聚焦於「民族意向」的絕對，是非常不客觀的。因為該觀點易淪為各論者意識形態之爭辯。作者強調「民族主義」的魅力之處，在於其喚醒人們內心深處那股神秘的賦歸、重返起始點的神聖力量，所有人都眷顧著過去、回憶著從前。是故，日殖時期「祖國派」人士，就是秉持著如此的情緒與潛在意識，這種具有「中國意識」的民族意向，不容任何人恣意抹滅。不過 24 25. 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頁 220~221。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 238~239。.

(18)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10. 日本殖民台灣期間，台灣人被迫與原鄉分隔五十年，這些歲月勢必造成台灣人民族意識的轉變，這個過程，如果真所謂產生了「台灣人意識」，也是無法加以否認的。26 至於林國章的《民族主義與台灣抗日運動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則基本上是認為日治時期左翼勢力並未實踐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在書中指出在台灣割讓予日本之後，台灣人民面對政治體系的壓力，只有無奈的被迫接受。台共所提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獨立」，是當時最符合台灣各階層人民的政治訴求，因此作者認為這些訴求皆是抗日運動的一環。作者還認為在當時以對抗日本侵略者. 政治大. 為標的的台灣意識中，台灣人民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仍對祖國(中國)的復甦抱. 立. 持著期待。是故，作者認為日據時期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歷程，不宜被渲染成台. ‧ 國. 學. 灣民族主義運動。27. 由上述研究成果的回顧可以看出到目前為止，針對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 ‧. 獨立」思想的研究若不是缺乏完整的系統性的論述，就只是在通論的著作中約略. Nat. sit. y. 提到而已。泰半的研究者仍然是將研究的重心放在對台灣左翼社會運動的發展方. n. al. er. io. 面或是台灣共產黨的歷史進行著墨。而筆者就是想在這許許多多研究成果上，針. i n U. v. 對台共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進行較為完整且系統性的論述，重新梳理「台灣. Ch. engchi. 民族獨立」在台灣史的形成與發展的情形，以及台共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在歷史定位上的座標與意義。. 第三節、研究方法、材料與章節架構在研究方法上，由於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是探討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所提出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因此必須得針對台共之所以會提出此一論述的因素進行探討。而筆者在本論文上嘗試從兩個方向，分別就是內部的因素及外部的因素上. 26. 李歷芬，〈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的民族主義之研究(1895~1945)〉，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27 林國章，《民族主義與台灣抗日運動 1895~1945》(台北：海峽學術，2004 年)，頁 366~368。.

(19)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11. 進行考察。在內部因素方面，考量到台灣共產黨的出現與台灣當時處於日本的殖民統治之情形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是絕對無法忽略當時在台灣已頗為盛行的「台灣共同體意識」的影響，而這又與一九二○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而在外部因素方面，台共的所有理論來源無庸置疑是來自列寧主義的理論及共產國際的綱領與主張，因此分析列寧主義的「殖民地解放」論述的內涵對於了解台共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是絕對有需要的。. 政治大. 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對「台灣共同體意識」和「台共的殖民地解放論述」進行. 立. 個別的分析與討論，因此所得到的結論總是片面的、不夠完整的，難以一窺台共. ‧ 國. 學. 主張的全貌。而筆者則想在討論台共是如何運用列寧主義的「殖民地解放」論述來建構自身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時，加入考慮到「台灣共同體意識」對台共. ‧. 成員的影響。希望能夠真正釐清台共提出該主張的相對因果關係。. Nat. sit. y. 在研究材料方面，最主要參考的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所編的《台灣總督府警. n. al. er. io. 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28一書。由於台. i n U. v. 灣總督府警務局對日治時期台灣的各類政治社會運動都有詳細的記錄跟分析，不. Ch. engchi. 論是「六三法撤廢運動」，抑或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皆有極其詳盡的記載。而針對當時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透過日本的警察長期對台共的監視與情報蒐集，還有在逮捕後的文件歸納及口供的提取，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建立了完整且詳盡的台共的相關資料記錄，提供了研究者了解當時台共活動與主張的重要一手史料。其次，包括了《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大眾時報》及《新台灣大眾時報》等一手報刊雜誌史料都對當時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情形有很多的記錄跟描述。且配合上幾位重要人物的回憶錄或口述訪談資料，例如：葉榮鐘 2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南天書局復刻，1995 年)。.

(20)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12. 的《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29、謝雪紅的《我的半生記》30、蘇新的《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31、楊克煌的《我的回憶》32等相關的重要史料，都值得研究者做進一步的運用。此外，郭杰、白安娜所著，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所翻譯出版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54-1932)研究‧檔案》33亦提供了不少典藏於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的有關共產國際及台灣共產黨的重要一手史料。這都是在台灣的研究者原本難以碰觸的珍貴史料。而在本論文的寫作上，最重要的是運用許多來自共產國際的資料與著作，包. 政治大. 括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還有第三國際歷次代表大會的文件等。幫助. 立. 研究者了解列寧主義的理論，及共產國際的綱領與主張，藉此才得以進一步分析. ‧ 國. 學. 台共的理論來源與主張根本。. 至於在論文架構方面，為了要完整探討日治時期台共提出「台灣民族獨立」. ‧. 論述的所有內部、外部相關因素。因此本論文除第一章的緒論及第五章的結論. Nat. sit. y. 外，討論的結構主要分成三階段，在論文的第二、三、四章分別探討包括「一九. n. al. er. io. 二○年代台灣形成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條件」、「台灣共同體意識與對台灣未來的想像」，以及「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 Ch. engchi. i n U. v. 首先，日治時期的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形成台灣共同體意識，很重要且根本的的關鍵因素還是日本對台灣長期且有規劃的統治建設。日本對台灣按部就班的長時期的建設，雖然本質上都是出於日本本身殖民統治上的需要，是為了能更有效率的殖民台灣，但也間接幫助台灣人進行政治社會化與均質化，讓台灣人能夠培養產生近代化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條件。更何況，還得多虧日本對台灣在殖民統治上長期的歧視、壓迫與差別待遇，使得台灣人在「差別經驗」的催化下，才能夠. 29 30 31 32 33.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 年)。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出版，1997 年)。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3 年)。楊克煌遺稿，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台北：楊翠華出版，2005 年)。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

(21)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13. 產生以台灣為一個共同體的思考。其次，則要將討論的重點放在台灣人是如何在一九二○年代所掀起的政治社會運動中，逐漸形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台灣共同體意識。而且對於同化和自治的主張，是如何去分辨和選擇的。至於在台灣共同體意識形成之後，台灣人又是如何在各式各樣的考量下去各自選擇及想像他們認為最適合台灣的未來，而其中也得進一步去討論右派所面臨的限制和左派透過社會主義所產生的不同思維。最後，在清楚台灣共同體意識的形成之後，接著要討論的是台共是如何去運. 政治大. 用列寧主義的「殖民地解放」論述去建構他們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和「台灣. 立. 民族形成論」。並針對台共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去分析其究竟是否只是共. ‧ 國. 學. 產國際反帝國主義階段革命的一個階段性策略，還是這當中，其實台灣共同體意識扮演著一個積極且關鍵的作用。. ‧.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22)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14. 第二章、一九二○年代台灣形成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條件為了要了解台灣共產黨及其台灣民族獨立論述出現的具體原因，首先必須針對一九二○年代，也就是日本殖民統治時代中期的政治社會情況進行回顧考察，並且探討台灣知識分子以台灣為一個共同體的意識是如何形成的。因此，除了本章的第一節先針對「共同體意識」、「民族」和「民族主義」等幾個辭彙進行概念上的釐清與定義之外，第二節則將先觀察一九二○年代日治中期以來日本帝國在殖民地台灣施政的成績，藉此了解台灣人是如何具備產生近代性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條件。而第三節則分析日本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政策所帶給台灣知識分子的被. 政治大. 排斥、歧視之感，是如何催化他們以台灣為一個共同體的思考。. 立. ‧ 國. 學. 第一節、定義與概念. 關於「共同體意識」(community consciousness)這個抽象的概念，為了更清. ‧. 楚的了解其意義，不如就先把這個詞彙拆解成「共同體」和「意識」兩個部分來. sit. y. Nat. 探究。. n. al. er. io. 首先，「共同體」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在牛津辭典裡，community 一. i n U. v. 詞就具有著共同社會、共同生活體、共有、共通性等的涵義。34而若仔細考察其. Ch. engchi. 字源，community 這個字自從十四世紀以來就已經存在著。而在英文裡，其有著明確的下列幾種意涵：(一)平民百姓，有別於那些有地位的人；(二)一個政府或是有組織的社會；(三)一個地區的人民；(四)擁有共同事物的特質，例如：共同利益或共同財產；(五)相同身分與特點的感覺。其中可以看到第一種意涵到第三種意涵指的是實際的社會團體，而第四種及第五種意涵指的則是一種「具有關係的特質」。35 至於「意識」(conscious)的概念，可追溯的最早字源為拉丁文 con 與 scire；. 34. 傅一勤、張強仁、魏叔倫編輯，《牛津當代大辭典》(台北：旺文社出版，1989 年)，頁 349。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台北：巨流圖書出版，2003 年)，頁 61。. 35.

(23)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15. con 意指「一起」、「共同」，scire 則意指「知道」、「瞭解」。conscious 在英文裡主要有兩種意涵，第一是與萬物有靈論有關，在這種理論裡，沒有生命的事物被描述為可以察覺(aware)人類的行動；第二則如同其字根之意涵，指的是與其他人一起了解(knowing)某件事物：「當兩個或是更多的人知道(know)一件同樣的事實時，就可以說他們同樣對它有知覺」。但是由於這個字具有普遍的「察覺、知覺」 (awareness)的意涵，因此其還具有下列四種特別意涵：(一)自我察覺(self-aware)； (二)主動地意識到、認識到；(三)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具有自滿與省思的意涵；(四)有生氣的、清醒的。36. 政治大. 由於「共同體」和「意識」皆有多重的含意，因此「共同體意識」自然也可. 立. 能有多種不盡相同的意涵。撇開掉「意識」與萬物有靈論的關係，「共同體意識」. ‧ 國. 學. 的第一種用法是表示「自我與其他人一起知道我們自身是一個實際的社會團體」，也就是認知到自身是屬於一個有實際關係的群體。而「共同體意識」的第. ‧. 二種用法則是「自我與其他人一起察覺、知覺我們擁有共同事物的特質或是相同. Nat. sit. y. 身分與特點的感覺，也就是共同具有某種關係的特質」。這比較是抽象的，自我. n. al. er. io. 與他者可能根本毫無實際的連繫，例如住在鄉村的農夫與住在大城市的婦人根本. i n U. 從未蒙面，但卻共同認知到他們具有共同的特質。. Ch. engchi. v. 「共同體意識」的第一種用法不是本論文欲探討的問題，而第二種用法則涉及許多政治判斷與哲學思考，是本文主要探究的主題。為了精簡，筆者姑且定義「共同體意識」為「一個人認知到自身和其他的人一起擁有共同特質的感覺」的心靈層次的活動。換句話說，「台灣共同體意識」就是指「一個人自身認知到和其他的人同樣具有共同的台灣特質的感覺」，這是一種情感上的認知。根據牛津辭典的定義，nation 意指國民、民族、國家，或者是指透過共同的. 36.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 406。.

(24)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16. 血統、語言、文化、歷史和佔有同一個領土等因素而形成的一個獨特的群體。37 而 nation 這個字其實從十三世紀末期起，就已經普遍通用，最初具有一個主要的意涵，指的是一個「族群」而非「政治組織的群體」。而從十七世紀初期，nation 出現了一個用法，意指一個國家的全體國民，通常是與一個國家之內的某個群體形成對比。38 「民族主義」(nationalism)在十九世紀中葉變得很普遍，其中有關群體 (grouping)與政治形構(political formation)間的意涵一直有所重疊。這個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要求成立一個國家(nation)以及具有國家應擁有的權利(national. 政治大. rights)，這些建國理念通常預想一個具有政治意涵的國家(nation)的存在，甚至違. 立. 反現存的國家的治國理念。實際上，在被征服與宰制的情境裡，「民族主義」運. ‧ 國. 學. 動通常發生在一個現存的、從屬的政治群體，以及發生在一個具有特殊語言的群體、或具有想像的種族共同體之群體。39. ‧. 有關「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取向。第一種取向. Nat. sit. y. 被稱為「本質論」(essentialism)或「原生論」(primordialism)，是把民族視為一種. n. al. er. io. 依人類原生的特質(primitive in character)而形成的自然的群體，這種特質是人類. i n U. v. 所與生俱來的，不可改變的。第二種取向被稱為「現代論」(modernism)，是把. Ch. engchi. 民族視為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的產物。至於另外一種研究途徑是把民族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其中第二種和第三種觀點具有共同之處，即他們都不認為民族是人類外在特性所自然形成的政治社會共同體，而轉為凸顯民族建造過程中的人為的、主觀的創造因素，因此被統稱為「建構論」 (constructivism)。40 總的來說，相對於「本質論」的研究者將民族視為上帝所創造的自然的、準. 37.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OED)牛津線上英語大辭典》：http://www.oed.com：擷取時間： 2012.06.13。 38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 255。 39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 255~256。 40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台北：遠流出版，2008 年)，頁 21~22。.

(25)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17. 永久性的實體，「建構論」的思想家則強調民族建立的過程中，人為因素的重要性。例如有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n)就指出「民族」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社會實體。他認為「民族」不但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而且是一項相當晚近的人類發明。換言之，他認為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41而另一個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名著《想像的共同體》裡，也跟霍布斯邦一樣，認為民族是人為創建出來的。他依循著人類學的精神，主張將「民族」做如下的界定：「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民族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42. 立. 政治大. 然而不論是「本質論」或「建構論」的主張其實也都有其論述上不夠圓滿的. ‧ 國. 學. 地方。英國學者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就試著把國家建立之前的族群因素考慮進來，提出一種折衷的理論。因為他認為過度強調民族的建構性，反而會忽略了. ‧. 「發明」或「想像」其實都不可能憑空而來的。換句話說「族群的過去是會限制. Nat. sit. y. 發明的揮灑空間的」。43史密斯的理論就是想要給血緣族群、宗教族群一個地位，. n. al. er. io. 不想輕易接受「民族純然只是建構、發明」的說法。因此他提出一個民族的定義：. i n U. v. 「民族是一群分享共同的歷史領土、共同神話、歷史記憶、公眾文化、經濟體系、. Ch. engchi. 法律上權利與義務關係，而且擁有自己的命名的人群。」在這個定義裡，既有現代國家的因素，也有傳統血緣文化的影響。44 然而必需特別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紀，民族主義的焦點逐漸轉移到東方世界。一般所謂的「新民族主義」，即大多發生於殖民地區，而其主要是對西方的帝國主義與征服政策的反應。其中，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可做為反殖民的情感. 41. Eric J. Hobsbawn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麥田出版，1997 年)，頁 13~14。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9 年)，頁 40~41。 43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出版，1998 年)，頁 33~34。 44 江宜樺，《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03 年)，頁 51~52。 42.

(26)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18. 與意識逐漸顯現的見證。45 民族主義本來只誕生在歐洲，卻擴散到世界各地，其原因為殖民統治與帝國主義把這一意識形態帶到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緣故。殖民統治的遭遇使殖民地的人民感受為次等族群、是異國異族統治者的刀俎，是故最先反抗歐美日殖民政權的亞非諸民族，在引用威爾遜與列寧的民族自決之下，產生結束外族統治、實現本土獨立的熱望，因之，也促成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之誕生。46 殖民地民族主義(更正確的說法是，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的基本目標，是在終. 政治大. 止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在其自己的土地上，創立一個與其他主權國家立足點平等. 立. 的國族。就此而論，反殖民的民族主義在某些方面是不同於十九世紀西方的民族. ‧ 國. 學. 主義。反殖民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對於西方帝國主義擴展的一種反應。因此，至少在其最初的階段，是一種經常以暴力形式來反抗與反叛的運動。是故其在信條與. ‧. 態度成分，大多是否定性的，此意味著以暴力來反對外國的控制。47. Nat. sit. y. 反殖民的民族主義一個明顯的特點是，知識份子的菁英扮演著極端重要的角. n. al. er. io. 色。雖然在所有的民族主義運動中，知識分子皆扮演著要角，但殖民地世界中的. i n U. v. 民族主義則更幾乎完全是知識分子一手造成的，致力於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者多. Ch. engchi. 為接受西方教育與訓練的殖民地菁英。48. 值得特別留意的是，反殖民的民族主義之激烈追求，最明顯的特徵為這一思潮與運動居然同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掛勾。在歐洲，民族主義與左派的社會主義是死對頭，但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左翼的意識形態卻能吸引殖民地的精英與群眾。因為作為團結對抗殖民統治的主力，其起碼就發揮了三個功能：其一、左派反帝國主義的理論，提供殖民地人民強力的思想指導，視歐洲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發展到頂端的產品，也是把殖民母 45 46 47 48. Alan Engel etc 著，張明貴譯，《意識形態與現代政治》(台北：桂冠圖書出版，1981 年)，頁 50~51。洪鎌德，《民族主義》(台北：一橋出版，2003 年)，頁 86。 Alan Engel etc 著，張明貴譯，《意識形態與現代政治》，頁 51~52。 Alan Engel etc 著，張明貴譯，《意識形態與現代政治》，頁 53。.

(27)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19. 國對其國內工人階級之剝削輸出到對殖民地人民的剝削之上。其二、左派指出殖民統治正是歐洲最為腐敗與不公的畸形發展。人類的解放先由歐洲的多次革命引發，但最終為亞、非、拉丁美等洲的「落後」民族來承擔反殖民、反帝國和追求民族的解放。是故這些鬥爭都符合人類社會進化的原則。其三、激烈的、極端的社會主義，像俄國、中國、越南的革命，代表了另一種與西方自由的資本主義之貧富懸殊、階級對峙、社會混亂的明顯對比，所以就是另一條出路。更何況通過集體的計畫而使經濟現代化、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改善，乃是過慣貧窮、壓迫的殖民地人民的渴望。49. 政治大. 考慮到台灣身為殖民地，台共屬於左派政黨。因此針對左派的「民族」概念，. 立. 有必要先了解第三國際對「民族」的理論定義。其實最早在一九一二年，斯大林. ‧ 國. 學. 就曾為民族提出一個客觀主義的，乃至本質主義的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之上的共. ‧. 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50不過對於創建第三國際的列寧來說，其並不特. Nat. sit. y. 別關心民族的理論定義。列寧認為世界其實就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人數眾多. n. al. er. io. 的被壓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數甚少的、擁有巨量財富和強大軍事實力的壓迫民. i n U. v. 族。51換句話說，民族就只有兩種：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列寧特別強調這個. Ch. engchi. 區別，因為他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對於無產階級和共產國際來說，重要的是要弄清具體的經濟事實。而在解決一切殖民地和民族問題時，不要從抽象的原理出發，而要從具體的現實的各種現象出發。52 因此，雖然斯大林的這個定義已成為第三國際對「民族」的官式定義，但它其實並未能反映在對殖民地問題的見解之上，因為根據列寧的「殖民地解放」論述，第三國際基本上是將每個殖民地直接視為一個獨立存在的政治範疇，也就是 49. 洪鎌德，《民族主義》，頁 89~90。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 年)，頁 294。 51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 年)，頁 229~230。 52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三十九卷，頁 229。 50.

(28)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20. 一個獨立存在的「被壓迫民族」。. 第二節、台灣共同體意識產生的基礎條件根據台大社會學教授陳紹馨的研究，一九二○年代是台灣社會史上的一個重要轉變期。包括瘟疫已不再威脅，瘧疾也大有改進，西醫的人數已比中醫多，連牛瘟也能夠肅清。現代性的社會運動就是在此時發生的。而教育也較為普及，保守的農民已經能夠積極採取新品種、新技術，因而生產也為之提高。還有人民的移動性的逐漸增加，腳踏車、汽車、卡車的使用也漸漸普及，生活也有很大的改. 政治大. 進。53而台灣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變化，則必須歸因於日本在台灣多年來的統治建. 立. 設。. ‧ 國. 學. 事實上，由於日本取得台灣之後，日本政府的統治重點在於如何在台灣建立附屬於日本本土的社會、經濟與文化體制。而台灣總督府則將如何在台灣取得經. ‧. 濟利益，以及如何儘早達成財政上的自給自足視為一個重要目的。. Nat. sit. y. 不過，日本政府及台灣總督府並不短視的將統治手段放在殺雞取卵式的剝. n. al. er. io. 削。而是一方面將台灣編入其帝國主義的體制內，一方面則是在台灣推動具有「近. i n U. v. 代化」(modernization)性質的基礎建設，以強化其在台灣的統治，便利其汲取台. Ch. engchi. 灣的資源。也就是如此，在日本統治期間，台灣才會有相當的建設。54. (一)調查事業日本最初領有台灣之時，除了將大部分的心力放在敉平台灣各地層出不窮的武裝抗日運動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開始一連串的調查事業。可以說綜觀日本對台灣的規劃及建設，最基礎的工作就是依靠各項的調查事業來展開其對台灣的統. 53. 陳紹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收入氏著《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 年)，頁 127。 54 薛化元，《台灣開發史》(台北：三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32~133。.

(29)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21. 治。而其中最早開始的調查工作是一八九八年展開的土地調查工作。55 台灣的土地問題，從歷史的考察可以發現，具有以下若干特徵。一是隱田特多，二是土地所有關係的封建性質，三是與原住民的特殊關係。56而這種封建的屬性對後代資本主義的開拓，形成了很大的妨礙。早在清代，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時，就嘗試在台灣丈量土地、整理隱田，並想要確定土地業主權之所在。不過因為劉銘傳的土地清賦事業，是以增徵地租為主要目的，故調查過於苛刻，引起人民的反抗，劉銘傳本人也在土地清賦事業的中途去職。57 日本領有台灣之後，日本政府和台灣總督府也清楚了解日本資本主義要在台. 政治大. 灣發展，就必定得要通過改造舊的土地制度來獲取大量的土地，使其適應日本壟. 立. 斷資本進入台灣的需要。因此台灣總督府以其威權專制強行在台灣推行了所謂土. ‧ 國. 學. 地調查與土地制度的改革。58. 一八九八年，當「匪患」尚未絕跡之時，即已設立臨時土地調查局，實行地. ‧. 籍調查、三角測量及地形測量等三種事業。59土地調查的效果，一是明白了地理. Nat. sit. y. 地形，獲得治安上的便利，二是整理隱田，增加土地的甲數，且由於大租權的消. n. al. er. io. 滅，土地收益加多，地租得以於一九○四年改訂增徵，財政收入也因此增加。三. i n U. v. 是經濟上的利益，即因確定土地權力關係，使土地的交易獲得安全保障。這種經. Ch. engchi. 濟上的利益，主要成為資本的誘因，給予日本資本家對於台灣的土地投資及企業設立以安全保障。60 整個土地調查工作總共投入一百七十六萬人，耗資五百二十二萬日圓，前後經過六年的時間。土地調查如實地告訴日本殖民者，本地民眾抗日勢力是何等的根深蒂固，而反過來說，土地調查工作的完成也意味著日本對台灣的統治，亦即 55.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台北：南天書局復刻，1997 年)，頁 370~371。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7 年)，頁 31。 57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台灣經濟史概說》(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 年)，頁 53。 58 王鍵，《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經濟政策研究(1895~1945)》，卷一(台北：海峽學術出版，2009 年)，頁 183。 59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 34。 60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 35。 56.

(30)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22. 統治體制已經正式確立。61 台灣總督府為建立殖民地經濟的第二項基礎工程，就是進行林業調查和整理。由於過去在清朝的統治之下，台灣的山林，從未有量丈課賦之事。林野業主權，或為田園宅地的附屬物，或為採取竹木等事實上的佔據品。故其買賣，不用文書契約，專憑口頭同意，實屬曖昧模糊。62 根據凃照彥教授的研究，日本在領有台灣之後，發布了「官有林野取締規則」，規定了凡未領有地券或所有權證的的山林原野均收歸官有，也就是規定了所謂的「無主地歸國有」的原則。而林野調查工作依此原則，最大限度的應用了. 政治大. 迄今本地住民習慣於擅自開墾、耕種、造林或採伐林產物的「地頭山」，也就是. 立. 並無確定的所有權，因長期約定俗成，而為地緣民眾所利用、拓墾的土地。這類. ‧ 國. 學. 土地由於缺乏擁有業主權的證據，而往往被以「保管林」的名義，被核定為官有地。63至於林野調查及整理事業的效果，主要是在確定林野的所有權，即對林野. ‧. 建立私有財產制度。再加上台灣總督府在林野調查中獲得的大量官有林野地，成. Nat. sit. y. 為誘導資本及資本家的企業向林野發展的關鍵，這就是林野的資本主義化。64. n. al. er. io. 隨著土地調查與林野調查的相繼展開，對台灣總督府來說，掌握戶籍和人口. i n U. v. 數量的調查更是未來施行殖民統治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據。確切地掌握台灣人口數. Ch. engchi. 量，不僅可將台灣及台灣人民牢牢的控制於殖民地統治之下，還對總督府制定各項政策有著重要的參考依據。一九○五年，在後藤新平的主持下，實施了先於日本本土的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也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的人口調查。十年後的一九一五年又進行了第二次的臨時戶口調查。而再過五年後的一九二○年才正式實行了第一次的國勢調查。總督府並於此後確立了每十年一人口普查，每五年一簡易調查之規定。65. 61 62 63 64 65. 凃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94 年)，頁 37。東嘉生著，周憲文譯，《台灣經濟史概說》，頁 57。凃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40。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 37。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頁 14~15。.

(31)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23. 總的來說，不論是土地調查、林野調查，或是人口調查，一方面對日本政府及台灣總督府來說，都是為了方便其殖民統治而採取的措施。但另一方面來說，這些調查也提供了台灣進行近代化建設的基礎條件。. (二)國家統治機器的建立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最重要的核心機器，就是位在台北市中心的台灣總督府。一八九五年日軍來接收台灣時，雖遭受到台灣防衛軍的攻擊與抵抗，但仍順利的在六月七日佔領台北城，並迎接樺山資紀總督入城。六月十七日在台北城內. 政治大. 舉行始政典禮，正式展開日本對台灣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66而台灣總督府這. 立. 棟位於台灣首府台北市中心，花費了二八○萬日圓，配以高塔的五層紅磚建築，. ‧ 國. 學. 就成為了代表著日本統治威嚴的宏偉標的，成為了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一個象徵。67. ‧. 另一方面，台灣總督雖然受到日本本國主管大臣的監督指示，然而其在台灣. Nat. sit. y. 島內的權力則非常之大。台灣總督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而且享. n. al. er. io. 有緊急命令權。在初期武官總督時代，更是在制度上直接隸屬中央軍部，擁有連. i n U. v. 首相都無法享有的軍事權，簡直是擁有一國專制君主的權力。因此台灣人稱總督為「土皇帝」。68. Ch. engchi. 可以說，台灣總督府這個統治威權象徵的建立，對台灣人來說，也是形塑了以台灣為一個特殊統治範圍的概念。探討日本在台灣的國家統治機器，不可避免的一定要討論到使日本及台灣總督府的行政權力深入滲透到統治領域的每個角落的「警察制度」。日本治台伊始，在台灣總督擬訂的「治匪」方針中，於一八九七年底就已開始實施所謂的「三段. 66 67 68. 黃昭堂，《台灣民主國研究》(台北：前衛出版社，2006 年)，頁 79~80。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台北：前衛出版社，2004 年)，頁 44。黃昭堂，《台灣總督府》，頁 227~228。.

(32)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24. 警備體制」69，嘗試以警察來治理「土匪」騷亂較輕的平地市街。然由於成效不彰，僅實行一年多即被迫廢除。代之而登台的，是殖民地台灣特有的警察制度和輔助的保甲制度這種兩輪運轉的統治體制。70 一八九八年，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上任不久，即提出警察與行政合一的主張。在他的大力推動下，在島內各地方廳設置總務課、警務課和稅務課等行政機構，各地方廳長雖然由文官擔任，但廳內事務大半由警務課執掌。至於地方廳以下，支廳長由警部充當，其以下官吏全部為巡查。71而台灣警察的主要職務，除了主辦各項業務外，還包括戶口、理蕃、衛生、農業推廣……等，職務的. 政治大. 繁雜，可說是日治時期台灣警察的一大特色。72由此可知，後藤新平上任以後的. 立. 「民政」的推展，實際上就是以「警察政治」的發展為基本方針。因為舉凡政令. ‧ 國. 學. 的推行、經濟的發展，以及民情的掌握，都是依靠警察做先鋒。而台灣警察制度最大的特點，在於組織方面使用保甲作為輔助機構。一八九. ‧. 八年，總督府依舊有慣例設立保甲制度(律令、保甲條例)，以維持地方安寧。73保. Nat. sit. 74. y. 甲由民戶互相聯絡，連帶負責，以防盜賊，檢舉犯罪等。乃屬地方自治警察性質。. n. al. er. io. 而日本人之所以訂此保甲制度，則是為了專門輔助警察的機關，並非正式性的. i n U. v. 常設組織。75具體的說，保甲的經費是由保甲成員來負擔，而保甲員的工作是沒. Ch. engchi. 有報酬的，實則保甲的本質並非住民的自治機關，而是接受警察官指揮命令的下級警察行政輔助機關。76 69. 「三段警備體制」是乃木希典總督為了調和軍、憲、警之間的衝突，而把台灣各區域分為三種類：一等地危險地區，指社會狀態、人心最不穩定的山間地區，及變成游擊隊根據地的地方，由軍隊和憲兵負責防備；二等地不穩定地區，指抵抗較少的區域，由憲兵和警察共同防備此區域：三等地安全地區，則是指民情安定的村落和城市，此區域委任警察單位負責。黃昭堂，《台灣總督府》，頁 78~79。 70 凃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34。 71 王鍵，《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經濟政策研究(1895~1945)》，卷二(台北：海峽學術出版，2009 年)，頁 320。 72 陳純瑩，〈日據時期台灣的警察制度〉，《警專學報》，一卷二期(1989 年)，頁 188。 73 台灣總督府編，山本壽賀子、曾培堂譯，《台灣統治概要》(台中：大社會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 年)，頁 127。 74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頁 314~315。 75 陳純瑩，〈日據時期台灣的警察制度〉，《警專學報》，一卷二期，頁 187。 76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 204~205。.

(33)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25. 而保甲的施行，也迫使台灣人民決定其政治立場，表明與抗日的非法「土匪」有所不同，為了徵信其守法的「良民」立場，保甲需受警察指揮，參與鎮壓抗日的同胞，成為直接維護地方治安的最基層單位。而警察可以利用保甲，掌握人民動態，無異將警察如神經末稍般，深入民間，民間遍佈無形的警察。對於政令之貫徹，耳目之增強，以及警察實力之補助，作用甚大。日治時期台灣警治之有顯著成效，實由於這個輔助組織所形成的無形卻又遍在的警網所致。77. (三)社會基礎建設. 政治大. 日本領有台灣之後，其實最令他們感到傷腦筋的，除了台灣人的反抗以外，. 立. 還有就是疫病。日軍侵台之時正值夏季，霍亂、瘧疾、紅痢、傷寒、腸炎、腳氣. ‧ 國. 學. 等，惡疫流行頗烈，至九月時，全師團中健全者僅不過五分之一。總計，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中，日軍在台陣亡者僅一百六十四人，負傷者亦不過五百五十人，. ‧. 但病亡者竟達四千六百四十二人之數。病人二萬六千零九十四人中，在台灣住院. Nat. sit. y. 者五千二百四十六人，送還日本者達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八人，其慘狀如此。78因. n. al. er. io. 此，日本開始治理台灣後，其中一個關切的重點就是防疫、衛生事業。. i n U. v. 對於瘟疫，日本當局用警察的力量對患者進行隔離、將發生地區的房屋拆毀. Ch. engchi. 焚燒、老鼠的驅除及海港的檢疫等。鼠疫在一九一七年完全肅清，霍亂與天花在一九二○年遏制以後，台灣就不再發生嚴重的瘟疫問題了。至於瘧疾則是台灣的主要風土病，來勢雖不猛，但卻恆常普遍地在傳播，直接間接摧殘人命，減殺人類的活動力。而日本人由於不慣於台灣的水土，初期的被害特別大。瘧疾的死亡率自一九一六年以後逐漸降低，自一九二五年以後的改善特別顯著，死亡率也因而得以降低。一個社會擺脫了瘟疫的威脅是相當重要的事實，表示它已開始近代化的第一步。事實上，一九二○年以前的台灣，死亡率不但很高，而且升降無常，升降的 77 78. 陳純瑩，〈日據時期台灣的警察制度〉，《警專學報》，一卷二期，頁 187。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頁 29~30。.

(34)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26. 幅度也很大，這表示著生命的不安定。在瘟疫流行的環境下，每一個人都是朝不保夕的，天命思想就是在此等環境下醞釀出來的。在此種情形下，人們的態度是朝向過去的，假如有人談起四年經濟開發計劃，就會被人笑為空想。肅清瘟疫以後，不但死亡率降低，升降的幅度也減小，表示著生命的安全。此情形能使人漸擺脫天命思想，從朝向過去漸漸轉為朝向將來，並且能做種種開發計畫而逐步推行。79 瘧疾與瘟疫的為害最大，是故防疫的工作開始最早。而其他各項預防衛生的活動及各種初步的衛生措施，例如水溝、自來水的建設，垃圾、糞便的處理，屠. 政治大. 場、市場、墓地的管理，飲食物的檢查，服務業的監督等，都一一推行。80雖然. 立. 諸如上水道下水道等設施，均是以日本人居住地區為優先，但台灣人本身也多少. ‧ 國. 學. 因此而直接受惠。81. 日本治台的另一個重要的基礎事業，就是交通建設。台灣的鐵路，最早於清. ‧. 代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時，就已經開始鋪設，並完成了台北至基隆段鐵路。之後. Nat. sit. y. 雖然劉銘傳離職，但繼任的邵友濂仍繼續完成了台北至新竹段鐵路的鋪設。. n. al. er. io. 日本領台之後，更是加快台灣鐵路的建設，貫穿台灣南北的縱貫線鐵路於一. i n U. v. 九○八年完成，其他新設路線與複線也在一九二○年代急遽增加。82至於公路方. Ch. engchi. 面，在日本領台之初，是由總督府來計畫主要道路的新設或改築，並由日本軍近衛師團及第二師團之工兵隊實行修築。一八九七年以後，道路事業的業務則多改由地方機關來處理，並於一九○○年訂定《道路橋樑準則》，開始準備調查，訓令地方民眾，鼓勵其從事修改。因此道路的修築，多依賴保甲的勞役、捐款，或地方捐稅等人力財力。要到一九一○年以後總督府才漸次增加對於公路事業的支. 79. 陳紹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收入氏著《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 年)，頁 108~111。 80 陳紹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收入氏著《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頁 112。 81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 194~195。 82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頁 119~122。.

(35) 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之研究. 27. 出。83 貫穿台灣南北的鐵路建設及全島公路的整備，都使得台灣南北距離得以縮短、人民移動性增高，地域內的溝通、往來與互動得以達成。使得台灣居民之間更容易交流，村規模的視野和意識更向廣大的地域展開，最後助成了以台灣為整體範圍的台灣人認同觀念的形成。84. (四)台人的教育初等教育的推行，尤其是透過官定語言─國語的推動，日本政府開始對台灣. 政治大. 人民進行政治社會化與均質化的作用。85. 立. 台灣的西式新教育制度肇始於日治時期，而由於台灣屬於日本的殖民地，因. ‧ 國. 學. 此無論是教育政策、制度、機會，甚至是教育品質都具有特殊性。最早在日本領台的第二年，即一八九六年，台灣總督府就開設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這是為. ‧. 了「向土人傳習現行國語，作為地方行政設施的準備，以奠定教育的基礎」的目. Nat. n. al. er. io. 台灣公學校令，才確定台灣人初等教育基礎。87. sit. y. 的，對台灣人施予國語(日本語)為主的初等教育。86直到一八九八年總督府公布. i n U. v. 然而基本上，在一九一九年台灣教育令頒布以前，是台灣教育的試驗時期，. Ch. engchi. 台灣總督府迄未建立完整的學制系統。而是在後藤新平以順應現實、需要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下，建立以初等教育機關公學校為主的新式教育，並以台灣中、上階層子弟為勸誘入學的主要對象，並不急於普及一般平民子弟。88 一九一九年總督府頒布「台灣教育令」，在教育制度上偏重中等職業教育， 83.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頁 116~117。黃昭堂，《台灣總督府》，頁 88。 85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頁 19。 86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 183。 87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頁 46。 88 此一時期，中等以上教育設施極不完備，醫學校及國語學校為當時台灣人的最高學府。另一方面，總督府採取有限度擴充公學校，並盡可能防止台灣人產生接受較高的教育、較優越的社會地位及較好的就業機會等需求，因此只有少數較為優秀的台灣人才鼓勵其投考國語學校師範部或醫學校，而教師及醫師遂成為少數台灣人得以合法尋求上升流動的職業。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領導階層的塑造〉，《師大歷史學報》，第十期(1982 年 6 月)，頁 369~370。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