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收養制度之沿革與服務現況

壹、收養之法令規範

一、收養的定義

「收養」是正式的法律用語，也就是俗稱的「領養」，在法律上稱為法定血親或擬 制血親。依民法第 1972 條規定：「收養他人之子女為子女時，其收養者為養父或養 母，被收養者為養子或養女」（高鳳仙，2015）。依據民法親屬編之規定，「收養」

的要件可分為「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兩種，實質要件包括：(1)需有收養意思之 合致、（2）需收養者與被收養者之年齡有適當之差距、（3）需非近親及輩份不相當 親屬間之收養、（4）夫妻收養子女應共同為之、（5）需非一人同時為二人之子女、

（6）夫妻之一方被收養應得他方之同意、（7）子女被收養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以及 (8)收養或被收養需非被詐欺或被脅迫。形式要件有二，包括：（1）應作成書面，與

（2）需要法院聲請認可（郭振恭，2007 ; 林民凱，2014）。

二、我國收養制度的法規發展

我國收養制度最早可溯及於西周的「宗法制度」，主要為收養男性，目的為延續 香火，唐朝開始可收養棄嬰或孤兒，收養的風氣漸開（賴月蜜，2011）。收出養的情 況存在已久，最初之收養目的為「為宗」之收養，即在於延續宗嗣，使祖先血食（祭 祖）不斷絕，由於祭祖須為男子，故立嗣限於男丁，為此目的之養子，稱為嗣子或過 繼子，其地位與嫡子同。而後為保持家產、使家能興旺，目的為「為家」之收養。又 有所謂撫養子，乃為充實勞力、養兒防老之「為親」之收養。唐律以後允許為救濟嬰 孩或孤兒而收養，不再重視同宗或同姓，漸啟為子女利益而收養之開端（陳棋炎等，

2013 ; 高鳳仙，2015）。

早年台灣社會不重視人權，兒童、婦女皆可作為被交易的對象，亦有收養子女為 婢、蓄養童養媳的惡習。清初對台的開墾禁令，造成台灣人口性別失衡、男多女少的 現象，故許多家庭自幼蓄養童養媳，一方面解決大筆聘金的問題，另一方面也為家中 增加勞動人口，協助照顧家務。養女除了被要求協助家務、限制婚配對象外，也可能 遭受虐待、強暴亂倫等，甚至被轉賣為娼（曾秋美，1998，引自白麗芳、何祐寧，

2014）。

舊民法廢除宗桃繼承，無論同性異性，無嗣子或義子之稱，收養子女只有一種，

稱為養子女。其收養成立僅要求書面合意契約，自幼撫育為子女者，更不需要書面

（陳棋炎等，2013)。台灣在民法 1985 年之前，尚未有出生通報制度，只要收出養雙方 私下協議，並向戶政單位登記，收養關係即可確定。因此，謊報出生資料，直接將孩 子登記為親生子女、販嬰等情事層出不窮，兒童基本的權益未受到應有的保障（黃若 喬，2014）。

直至 1985 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後，將收養關係由原來的「契約制」，修訂為法 院「認可制」，依該法第 1079 條之一規定：「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

可」，明確規範收養子女除當事人合意成立書面契約外，還必須聲請法院認可，收養 行為需經法院認可後始生效力，才能到戶政單位登記。司法公權力正式介入收養行 為，而非早期收養人、出養人雙方私下達成協議，即可進行被收養兒童的身份移轉。

然而，當時法官的判決考量主要是收養父母的年齡與經濟條件，並非審酌是否符合

「兒童及少年的最佳利益」（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所謂養子女最佳利益的概 念尚不明確。

1990 年代，兒童保護的觀念興起，《兒童福利法》於 1993 年修正通過，從以往的

宣示性條文（5 章 30 條條文），增列了許多與兒童保護相關條文（6 章 54 條條文），

包括：「出生通報制度」，其規定：「兒童出生後十日內，接生人應將出生之相關資 料通報戶政及衛生主管機關備查」（彭淑華，2015）。在此規定之下，大部分的醫院 與助產士拒絕開立偽造出生證明，販嬰與刻意規避法院調查、假報親生等非法收養案 件大幅減少。此外，《兒童福利法》舊法之第 27 條第三項規範若是確定進入收養程 序，應慎重為孩子被收養的事件把關，法官在認可兒童少年被收養之前，得准收養父 母與被收養子女先行共同生活一段時間（即所謂的「試養期」，又稱「共同生活 期」）。同時舊法第 27 條第四項也明訂：「法院為認可前，應命主管機關或其他兒童 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亦即法院在決定收養案件能否成立之 前，應委託專業社工人員進行訪視調查，以了解收養家庭的家庭狀況、親職能力、收 養人的動機等，確認被收養子女是否能適應新環境，供法官作為判決的參考之一（白 麗芳、何祐寧，2014）。因此，「出生通報制度」大幅減少了販嬰的可能 ; 而收養申 請需經過「共同生活期」與社工員訪視調查，也增加了收養相關資訊的完整性，提供 法官在審酌認可時之判斷依據。

2003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合併修法，收養案件開始需要調查是否有「出養

之必要性」。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應盡可能留在原生家庭成長，除非

原生家庭完全無照顧能力，才會為其尋找一個合適的替代家庭。因為被收養到一個全 新陌生的家庭，對孩子的身心影響甚鉅，除了身份的變動、居住環境的適應、家庭成 員的變化之外，許多被收養子女的心中還會懷著「親生父母放棄了我」的疑惑與創傷

（白麗芳、何祐寧，2014）。因此，根據 2003 年修正通過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規範未成年之收出養案件應調查是否有「出養之必要性」，適時給予出養家庭相關協 助。此外，《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14 條再增列：須尊重兒童及少年意願，當兒童及 少年對收養事件不同意時，非確信認可被收養符合其最佳利益，法院應不予認可，以 維護兒童及少年在原生家庭成長之權利（全國法規資料庫，2018）。

2005 年，兒童及少年收出養資訊中心之成立，成為保存收出養檔案資料的重要單 位。由於早期台灣並無收出養資料專責保存單位，而存放在法院的相關檔案資料，亦 在一定年限之後會被銷毀，以致於被收養人在長大成人後，想要尋找自己的親生父 母，或是想瞭解自己的出養過程、遺傳與醫療紀錄時，都是相當困難的（白麗芳、何 祐寧，2014）。有鑑於此，《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亦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兒童及 少年收出養資訊中心，負責保存出養人、收養人及被收養兒童少年之身份、健康等相 關資訊之檔案，年滿 20 歲的被收養人即可向收出養資訊中心申請個人相關資料。

2007 年修正公布的《民法親屬編》，針對收出養制度進行大幅度的修法，修正多 達 24 條，不僅放寬收養者的條件，敘明收養無效與收養撤銷之規定，也強調需符合

「兒少最佳利益」。該法修法的主要特色為：「放寬收養及終止收養之要件、強調子 女最佳利益之收養、區分成年人收養與未成年人收養之要件與效力，使收養更具彈 性」（王海南，2007; 郭振恭，2007）。同時也參考海牙國際公約的精神，立法明訂以 國內收養人優先收養為原則（郭振恭，2007; 林民凱，2014）。

2011 年 11 月 30 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訂通過，針對收出養部分 有了重大的修訂，規範所有非親屬收養皆須經由「機構媒合」，只有親屬與繼親收

養，仍採「私下收養」。其修法的理由指出：因實務上許多非親屬收養先進行私下收 養之後，再聲請法院認可，但結果未必符合兒童少年最佳利益，甚至仍有變相販嬰的 事件發生，影響兒童及少年身份權益甚巨，故將第十六條修正出養事件原則上均

「應」委託經許可之收出養媒合服務者代覓收養人，明確規範非親屬關係之未成年收 養，不得採「私下收養」。在 2011 年修法以前，台灣的收出養服務主要分為：「機構 媒合」與「私下收養」兩種方式。「機構媒合」指的是收出養雙方皆向機構提出申 請，由社工人員進行會談與訪視，以評估是否合適進行收出養，過程中收養人需參與 親職準備教育課程，配合家訪評估與審查，由機構進行媒合後，會有一段共同生活的 觀察評估期（亦稱「試養期」），以了解雙方生活適應情形，並提供必要的支持與服 務，通過觀察評估期之後，再向法院正式提出收養申請。「私下收養」則是指收出養 人私下自行媒合孩子，並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法院再交由社工進行家訪評估（法院 交查案件，簡稱：法交案），最後再由法院裁定收養關係認可。由於私下收養的速度 快，且收養人掌握較大的選擇權，送件時只要收出養人符合基本要件即可獲得裁定，

因此過往許多無血緣關係的收養案件中，「私下收養」占大多數（白麗芳、何祐寧，

2014）。然而，「私下收養」著重成年人的利益，並未考量到被收養兒童少年的立 場，故自 2011 年修法之後，於 2012 年 5 月 30 日正式開始實施，非親屬關係之未成年 收養案件皆須經由機構媒合，禁止私下收養。此外，依據《海牙國際收養公約》(the Hague Adoption Convention)，各會員國須先確認國內無適合的養育家庭之後，才能申請 國際收養家庭，故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亦於 2011 年修法中新增此規 範，該法第 16 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出養，以國內收養人優先收養為原則」，明訂 國內收養應優先於國外收養，只有當原生國無法收養時，才可選擇跨國境出養（白麗 芳、何祐寧，2014 ; 賴月蜜，2016）。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家事事件法針對收出養案件在家事案件審理程序之 權益維護，建立了「程序監理人制度」，擴大社工員陪同出庭， 並且結合社會工作、

精神醫學及心理學等領域，妥善處理家事事件，確保非訟關係人之權益，更重視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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