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茶產業脈絡下的越南台茶

在第二章第一節，我們首先將回顧理解越南台茶所需的經驗現象。本節以台、

越等地關於茶產業的學術論文為主，回顧林同省作為經濟作物生產基地的歷史淵 源，並探究 1980 年代台灣茶產業的本土化轉型，如何一方面催生出對越南台茶 的需求，一方面也將其視為亟欲排除的重大威脅。

2.1.1 越南茶產業概論

針對越南茶產業的研究中，Do Van Ngoc（2012）回顧了越南茶產業發展概 況與歷史。越南茶主要產區在北部山地（70.4%）和林同省所在的中部丘陵

（20.6%），最早是由法國人在 1890 年代引進相關種植、加工和研究技術，並且 在中部高原推廣，而林同省寶路也在 1931 年成立茶產業研究站。1990 年代以後，

因為既有市場（前蘇聯、東歐）崩潰，越南茶產業面臨轉型，引進其他國家技術、

資金，其中就有提到台灣人在林同省的烏龍茶產業，特別是金萱種，在資金、技

術上占有極大優勢；這些茶主要出口到台灣，但是越南國內市場也在逐漸擴大，

並且是越南國內單價最高的茶種 。

針對越南茶產業的相關研究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一則是市場分析的面向，包 括 Yoshiko Saigenji 與 Manfred Zeller（2009）在北部茶區契作型態的研究，或 Tuan M. Ha（2014）對中部高原太原省有機茶市場網絡的研究。另外則是從農業政策、

發展的角度進行分析，Steve Déry（2000）將林同省的農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包 括前殖民、法國殖民時期、戰後與共產黨統治階段，視為一個透過殖民化政策整 合邊緣地區與人民的過程，特別是京族、法國殖民者或兩者的結合，如何透過農 業發展逐漸控制林同省，並且將少數民族邊緣化。但是他研究中，沒有深入處理 土地使用、作物與族群的關係，也沒有處理到 1980 年代以後日本、台灣經營者 引入的資金、技術與截然不同的經營型態。Duc Phuoc 等人（2001）分析了越戰 之後越南中部高原的農業變遷概況，其中林同省的部分僅提到了寶路市一帶的國 營桑葚農場，以及桑葚價格滑落之後興起的咖啡、茶經營，尤其是在 1994 到 1999 年間，林同省茶葉種植面積增加了四倍。但是在這些研究中，除了 Do Van Ngoc

（2012）在越南茶產業整體版圖的描繪中提到了台灣烏龍茶經營者的資金、技術 和品種，Déry（2000）的殖民分析和 Phuoc 等人（2001）近四十年的產業變遷都 沒有處理到台灣經營者的部分；這部分可能和 2000 年以前越南政府不開放外資，

台灣經營者必須透過越籍合作者「掛人頭」的政策而隱身不見有關。然而，如同 Ngoc（2012）提到的，台灣烏龍茶經營者的資金、技術和品種除了出口台灣之外，

內銷市場也正在擴大，甚至成為越南政府試圖推廣的茶產業面向，越南、特別是 林同省的台灣烏龍茶值得更深入的檢視。

2.1.2 台灣茶產業轉型脈絡下的越南台茶

關於台灣茶產業的歷史回顧，目前有一個較普遍的說法，就是從十九世紀開 始不同茶種的原料出口，在 1980’s 以後逐漸本土化轉型為精緻內銷與飲料茶產

業。台灣茶產業自 19 世紀後期開始，即以北台灣淺山、丘陵地帶為主要產地，

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烏龍與包種原料茶出口產業體系，包括種植、粗製、精緻、分 級包裝出口與資金周轉（林滿紅，1997；台灣總督府著、徐英祥譯，2011）。台灣 茶產業的原料出口體系，儘管數次遭遇政權交替與全球茶市變遷，甚至數次大規 模轉營其他茶種，但整體框架一直維繫到戰後的綠茶出口。1970 年代以後，隨著 國際綠茶茶市競爭日趨激烈，以及兩次石油危機後大幅提升的出口成本，台灣茶 產業開始著手開發內銷、尤其是高單價市場。

台灣茶產業轉型的核心，在於試圖建構國內種植、國內製作、國內市場的本 土化形象；而具體的作為與現象主要包含三點：茶比賽、法規調整與茶區轉移。

1975 年，台灣首次舉辦茶比賽，目的在於針對國內消費者建構台灣烏龍茶作為 健康、精緻，以及中華精緻飲食文化與國內技術創新的結合（陳宇翔，2007）。

再者即是 1982 年廢除了茶廠管理條例，在將生產技術與工具開放予新興的自產 自銷茶農時，也讓原料出口體系中十分重要的大規模茶廠陸續歇業，加速原料出 口體系瓦解（邱念渠，2007）。最後，隨著北台灣淺山、丘陵地帶逐漸都市化、

工業化，新興的內銷茶產業轉向霧社、廬山等海拔 1400 公尺以上的山區發展。

更高的生產成本和更低的產量，促使台灣茶產業不只是本土化、更是高單價的本 土化。

但是，在台灣茶產業本土化轉型，既有原料生產消失的同時，對於低單價原 料茶的需求並沒有消失，甚至持續增加，並且逐漸開始依賴進口茶補充。一方面，

國內的茶葉產量無法滿足本土化台茶經營者的野心，各高山茶區的產量遠少於台 灣沖泡茶市場的需求。尤其隨著中國觀光客經濟蓬勃發展，相對中、低價位的沖 泡茶產品需求大增，成為越南台茶重要的銷售途徑⁴。另一方面，本土化台茶也催

4 此處的茶葉原料混用情形遊走台灣法規邊緣，無法取得直接的數據資料，主要資料來源為台 灣製茶龍頭組織、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陳振鐸先生於訪談中的說法。陳先生作為製

生了新興瓶裝茶、飲料茶產業，這些對低價原料茶需求更大的新部門，甚至已經 成為新的台灣本土象徵，引領台灣茶產業重回國際茶市。換言之，被視為健康、

精緻、本土象徵的台灣茶，無論是高價位沖泡茶或是中低價位瓶裝、飲料茶，實 際上都是高度依賴於越南台茶、甚至是其他茶種的支撐。2015 年，台灣國內茶產 量一萬四千餘噸，總進口量三萬一千餘噸（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6）， 其中越南就高達一萬七千餘噸──這已經是在 2015 年飲料茶食安事件影響下，越 南茶葉進口量大減之後的數據。在此，本文試圖替台灣茶產業本土化轉型經驗現 象上的理解再行補充：正是 1980 年代以來的本土化轉型，刺激了台灣茶產業對 越南台茶、甚至是其他茶種的需求，而這組本土─進口的矛盾現實，也引起了國 內茶業經營者的劃界焦慮。

2.1.3 台灣學術觀點下的越南台茶

然而，越南台茶作為台灣茶產業一部份的歷史，甚少被台灣的學術論著肯認。

在相關研究中，1980 年代的台灣茶產業本土化轉型已經被廣泛分析，從而建立 起一套以台灣為單位、國族主義與領域主義式的茶產業理解方式。在這個觀點下，

越南台茶難以成為研究主體，甚至直接接受越南台茶負面形象，將越南台茶視為 來自境外、必須嚴陣以待的威脅，亦有以辨別、排除越南台茶為題的技術應用論 文。

這些以台灣為分析單位的台灣茶產業轉型研究，被多數的茶產業研究者沿用、

衍伸。蘇怡如（2011）針對南投名間鄉茶產業的區域地理研究中，指出「低價混 充」的進口茶是對名間鄉中低海拔茶區的威脅之一。WTO、ECFA 等跨國貿易協 定與台灣茶產業的討論中也經常處理到相關議題，黃月英（2011）針對台灣茶產 業面對 WTO 與 ECFA 影響的研究中，將國內茶農化約在開放進口之下弱勢者的 位置，政府必須透過原產地標示、農藥殘留管控方式協助農民。周孟嫻（2014）

則提出產業發展上較多元的可能性，並沒有直接採納越南茶的負面形象，而是在

將混用越南茶視為對台灣茶產業的威脅的同時，也將其視為可能的助力，指出台 灣茶產業的要旨將是「強化我國本土茶葉與外國進口茶葉之區隔性，或是藉由跨 域生產模式加值我國茶產業，為該產業未來重要發展策略之一」。在這一系列研 究中，多半透過數則媒體報導推斷越南茶在台灣茶產業中的位置，從而在知識生 產的過程中，承襲或再生產越南茶的負面形象。但是這樣的分析方式顯然有所不 足，單純的檔案分析當然無法深刻的處理台灣茶產業中的越南茶。

在越南茶被標定為台灣茶產業威脅來源的同時，也有不少研究試圖直接面對 這個衝擊，特別是透過原產地標示。Wen S. Chern 等（2013）、歐于德等（2013）、 張明仁（2008）針對茶葉原產地標示與價格的研究中發現，在安全性的考量下，

原產地標示台灣的產品價格會比越南、中國的高出超過 50%；這些研究也指出，

除非茶葉原產地標示能夠落實，否則這樣的價差並不會體現在實際銷售情形上。

這些論文最終導向將原產地標示做為一個邊界形構的過程，邊界管控並非絕對的 封閉或流動，而是透過管控在穿越邊界者身上賦予明確的標記。

綜上所述，既有的台灣茶產業研究中，儘管對於整體產業的轉型過程多所發 問，從外銷轉內銷、從原料轉精品、從結構集中轉自產自銷、從丘陵轉高山，但 是卻忽視了外銷原料的產業體系早已連同經營者、資金、品種、技術和產銷網絡 逐次轉移到越南等海外產地，並且因此不完整的詮釋台灣茶產業的轉型。實際上，

如同研究背景所回顧的內容，本文認為，台灣茶產業當前的衝突與爭議正式來自 於不同行動者對於未來發展的不同想像與實踐。在這些衝突與爭議中，越南茶不 僅穿越了邊界，也因為穿越邊界所捲動的衝突與爭議，提供一個窺見邊界生成與 運作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