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工作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含田野工作與檔案資料蒐集；在依據三個研究問題分述 之前，在此先針對國內與國外的田野工作的部分進行統合性的說明。而這三個研 究問題所需的證據，需要進行移地研究，包括 2015 年七月、2016 年六月到八月 以及 2017 年八月的田野工作；除了前述越南中部高原南端林同省有較密集的烏 龍茶產業，也到越南北部邊境方興未艾的台資茶園進行調查。而移地研究的訪談 對象，包括先後投入的越南台茶經營者、日益減少的台籍師傅、逐漸增加的越資 茶廠、以及烏龍茶生產相關的其他產業。這也同樣是研究限制之所在，因為語言 和經費因素，我難以觸及越南茶工、大多數的越資茶廠或是地方官員；而我能夠 接觸到的越資茶廠，也侷限在少數由中文流利的越南華人經營者。實際上，根據 已經蒐集到的資料所示，截至目前為止，台越之間的烏龍茶貿易，仍然是以台灣 背景的經營者、茶農、茶商與政府為主要行動者；相對的，逐漸起步的越南烏龍 茶市場，則主要由越資茶廠把持。

如同第二章第一節提到的，越南台茶的種植、製作，主要集中在林同省 20 號公路沿線的寶路（Bảo Lộc）、夷靈（Di Linh）、德重（Đức Trọng）、林河（Lâm Hà）、大叻（Đà Lạt）等地。根據台商商會林同分會的資料，2015 年共有 26 家會 員從事茶葉種植、製作、銷售、採購；同時也有部分茶產業的周邊產業，包括農 藥或肥料經銷、機器、其他耗材等。我透過關鍵報導人，也就是接下來文中阿伯、

阿姨和阿湧一家人的引介，在 2015~2017 年的三次移地研究間，本研究與 13 家 越南台茶經營者進行了超過 20 次的訪談；並且在關鍵報導人的茶廠，針對製茶 過程進行總共約兩個月的參與觀察。我的關鍵報導人是目前最資深的越南台茶經 營者，過去曾經擔任台商商會林同分會會長，其經驗及關係網絡應具備足夠的可 信度與代表性。除此之外，我也在網路媒體開設的專欄，與其他越南台茶經營者 展開聯繫。

圖 2 越南林同省田野地點地圖（作者自製）

除此之外，越南台茶作為台灣茶產業中隱晦不見、難以識別、卻又無所不在 的物，並非只有越南台茶經營者才會討論。在台灣各地的茶展、茶店或茶園裡，

國內茶農、茶商，也經常召喚與回應越南台茶的負面形象，藉以界定自身的獨特 性與價值。這個「自身」可能是指整體台灣茶產業，也可能是該經營者的產品。

這些國內茶農、茶商也許沒有和越南茶直接接觸的經驗，甚至並不明瞭爛、毒、

混負面形象的詳細內容。但是論述越南台茶的負面形象，經常被國內茶農、商視 為能有效召喚消費者共鳴與消費欲望的行銷方式。因此除了移地研究之外，我同 樣也在台灣的茶園、茶店或茶展中，觀察越南茶如何不知所在、卻又無所不在。

最後，為了確保不會洩漏受訪者的身分，本文所有受訪者皆代以假名；一些比較 具爭議性的訪談內容，則用更扁平的「某位受訪者」代稱，避免該受訪者的身分 被其他同行察覺。

3.2 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由於本文四、五、六三章內部的章節安排，大致上即是根據三個 研究問題鋪陳證據、進行論述。因此，接下來不會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分門別類 撰述，而是以研究問題為單位，依循本文從資料蒐集到論證的過程，探究本文的 研究方法。

台灣與越南的茶業經營者如何講述、回應與挪用越南台茶發展歷史及負面形象，

藉以定義其心目中「台灣茶產業」的範圍？

第一個研究問題將結合訪談和檔案研究，建立我對越南台茶及其負面形象的 認識，以及更詳實的越南台茶產業發展脈絡，同時掌握受訪者對於台灣/越南台 茶產業發展的態度，銜接第二道研究問題。

檔案研究主要包含三個部分，分別是報章媒體論述、史料蒐集和越南台灣茶 產業經營者留存的資料。如同 Klaus J. Dodds（2004）所呈現的，各種形式的媒 體所呈現的內容總是對大眾對於議題的理解有所影響，無論是否能夠將其視為主 要行動者。Anna Korteweg & Gökçe Yurdakul（2009）和 Deenesh Sohoni& Jennifer Bickham Mendez（2014）也指出，報章媒體是理解社會中象徵性邊界劃分很重要 的工具。Reece Jones（2009c）在探討印孟邊界地帶如何在恐怖攻擊的威脅與敘 事下轉為權利特區時，除了針對印孟邊界兩側村民的田野工作，關於恐怖攻擊、

宗教與國族的論述，也多有參考媒體報導、投書或政治辭令的邊界地帶以外的證 據。而在 Reece Jones（2014）討論日常化的美墨「邊境戰爭」的研究裡，則是以 大眾媒體製播的節目為主題，進行文本分析。因此，整理歷年來越南和台灣茶產 業食安事件的新聞報導、書寫方式，將有助於了解越南台茶負面形象的演變過程 這。最後，本研究的檔案蒐集也包含越南方面對於台灣茶農、商、品種、資金和 技術轉移的記載，了解不同觀點下的越南台茶發展歷程。

史料蒐集的部分則是回顧台灣茶產業相關書籍、刊物、專著，整理其中對台 灣茶產業發展過程的描述，特別是處理到越南茶、進口茶的部分。本研究使用的 的史料除了《茶訊》等相關出版物之外，由徐英祥翻譯、製茶公會在 2011 年出 版的《台灣茶業調查報告譯集》提供大量日治時期的官方記載，有助於更細緻的 理解戰前的台灣茶產業，同時也是相關研究尚未處理、使用過的史料。為避免單 方面採信官方文獻的風險，越南茶葉台商留存的檔案，包括照片、公文、相關認 證或其他記錄也是本文檔案研究的範疇，以蒐集越南台茶發展過程的相關證據。

訪談的部分，由於第一個研究問題中涉及較深入的歷史縱深或實際經驗，因 此聚焦於正在或曾經投入越南台茶的投資者、茶農和製茶師，或是國內資深茶商 與相關研究者，邀請受訪者重述自身的從業經驗。這些經驗除了幫助我建立對越 南台茶發展脈絡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受訪者講述歷史的過程中，如何同時引導 他們透露自身對越南與台灣茶產業的理解方式。這部分的訪談主要係透過於越南 的移地研究進行，包括 2015 年七月、2016 年六月到八月、2017 年八月的田野工 作；除了前述越南中部高原南端林同省有較密集的台資茶園，也到越南北部零星 的台資茶園進行田野工作。而根據本研究的觀點，不同的理解方式和不同劃界方 式緊密相連；受訪者對於越南台茶負面形象的回應，往往也同時反映了他們對「台 灣茶未來走向」以及「何謂台灣茶」的看法。這些言說層次的訪談資料，將有助 於我理解下一個研究問題中，更具實踐性、甚至是第三個研究問題中難以言說的

台灣與越南的茶業經營者如何在食安、產業發展的爭論中，重新定位自身在產業 中的位置與發展方向？

第二道研究問題將透過訪談進行。緊接著前一小節論述層次的問答，此處的 訪談聚焦在茶業經營者面對全球農食體系與在地取向的辯論中，如何調整自身的 立場與經營策略。此處訪談目的，在於理解不同經營者如何在實踐層次上回應多 孔性邊界與產業轉型帶來的挑戰。遭逢這個挑戰的，除了在越南台茶經營者，國 內茶農、茶商同樣受到影響，因此也納入本題的訪談對象。言說差異反映了社會 如何看待邊界，但是面對差異實踐地回應，才能說明邊界如何生成、穩定或流變。

本題所謂的「調整」，聚焦在經營者面對茶產業的變遷時，包含新的應用技術、

品牌建立、市場方向、產量調整、農藥管控、農法選擇、轉作，甚至考慮認賠殺 出。這些農場、商場前線的具體應對，提供我理解茶葉生產與邊界化過程所需的 證據。

台灣與越南的茶業經營者如何透過經營策略調整的實踐，藉由茶與茶葉生產的差 異，涉入國家與象徵性邊界的運作？

最後一個研究問題的研究方法包括參與觀察以及最終的資料分析。茶葉生產 與經營策略上的實踐，通常不只、也很難僅透過訪談或是檔案資料理解。但是這 些言說或文字以外的部分，往往更直接地說明茶農、茶商或製茶師傅面對邊界運 作的進退應對之道。因此，我的田野工作除了透過訪談蒐集之外，報導人和訪談 對象之間的互動同樣十分重要，技術轉移、市場動向的交流往往就是在這個時候 發生。由於本研究聚焦的的林同省茶區範圍較大，茶廠間往往需要一個小時以上 的車程，茶農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並不是件日常的事情。因此，在我的田野工作中，

經常可以觀察到報導人和訪談對象同時也在交流最近的資訊，包括副產品技術、

製茶機械的差異、最近哪一批茶的品質好壞、之後的農藥檢驗政策等等。換言之，

在進行前兩題所需的訪談時，我也同時身處在越南台茶的關係網絡中，觀察不同

經營者如何涉入邊界運作。

茶廠內的製茶過程，則是另一個難以僅透過訪談或檔案蒐集資料之處。一般 關於茶產業的參與觀察，應該是指研究者要直接參與茶葉的種植或製作過程。但 是本研究關於茶葉生產的參與觀察，則是因為語言與身分的隔閡，讓研究者轉換 到「監工」的身分，以一個受限但另類的位置進行參與觀察。關於我在越南台茶 經營者之間、或是在茶廠參與觀察時的研究者身分轉換，在 3.3 研究限制的部份

茶廠內的製茶過程，則是另一個難以僅透過訪談或檔案蒐集資料之處。一般 關於茶產業的參與觀察，應該是指研究者要直接參與茶葉的種植或製作過程。但 是本研究關於茶葉生產的參與觀察，則是因為語言與身分的隔閡，讓研究者轉換 到「監工」的身分，以一個受限但另類的位置進行參與觀察。關於我在越南台茶 經營者之間、或是在茶廠參與觀察時的研究者身分轉換，在 3.3 研究限制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