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左傳》與《國語》所見卜問事例之分類及其重要內涵
第五節 吉凶與卜事者意志之問題
春秋時人對於占卜後吉凶的判定已不若前代純然，所謂的吉或凶往往與卜事 之人的理解、欲念等主觀意識交錯，此即春秋時期龜卜活動的重要內涵！下文從
「卜與筮的關係」、「龜卜活動的進行與解兆方式」兩方面進行探討。
一、卜與筮的關係
172 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1519-1520。
173 參考清儒汪中之說。(見［清］汪中《新編汪中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 年 3 月第 1 版)，
頁 385。)
174 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僖公十五年》，頁 365。
175 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頁 152。
176 見劉玉建〈試論商周的重卜輕筮〉(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四期)，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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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彈，明言「筮短龜長」，183並且提出兆象所對應之繇辭，力諫獻公需以龜卜所 示為重！而衛莊公對於夢境本只有筮之，後來又卜恐怕是當初解占的筮官逃出國 的刺激所致，令他相當不安，所以請示於地位高於筮占的龜卜吧！由此析論之，
春秋人似乎不全都遵循前朝之禮制，何事用卜？何事僅用筮？恐無定數。有卜戰，
也有筮戰；有卜立太子，也有筮立新君者；有卜婚，也有筮婚；有卜出生，也有 筮出生；有筮仕途、筮得國、筮謀略之例等。184再者，卜與筮皆用的例子中，五 有四例皆先卜，其中一例卜官僅對主公的從筮棄卜有疑義，並揭明卜重於筮的一 向認知，未對先卜後筮的操作順序有意見。如此看來，春秋時期確實仍是重卜輕 筮的，只是其表現出來的操作方式以卜在前、筮在後，異於前周之禮；而且卜後 又筮，也隱約透露時人對龜卜的信賴有所動搖，需要再筮來雙重把關：卜與筮的 結果相同，則無庸置疑；若相異，則當從卜，而晉獻公的從筮就是極大的違規了，
完全是個人私欲且褻瀆了天意！
欲論春秋人「重卜輕筮」的思維，可再以晉人韓簡之言「龜，象也；筮，數 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來剖析。韓簡主要從宇宙萬物生 成的先後，論具體的象先於抽象的數，所以龜卜先於筮占。此外，筮占還必須與
《易》相結合，尤其是《周易》。《周易》是一部邏輯性相當嚴密的哲學書籍，筮 占與之相結合無疑具有更複雜的過程，所以，筮占理當晚於龜卜。185針對韓簡的 說詞，章炳麟引東漢馬融之注說「筮史短。龜史長」加以申說。又龜以四靈見寶，
用之守國，蓍較賤故耳。又三《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 百」，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易》繇兼卦爻不過四百餘，少 于兆。重之者，蓋亦以其辭多。186就發生之先後，龜卜為先，先者、久者往往較 受人重視；就信仰而言，龜為古早的四大靈獸之一，其靈性斷然高於蓍草而為人
183 卜人稱「筮短龜長」的目的，在於說明龜卜比占筮更為可信，更為靈驗，更為重要。卜人的 這種說法，正是商周傳統的重卜輕筮觀念在春秋時期的反映。……所謂「筮短龜長」，實際上 就是「筮輕龜重」。(見劉玉建〈試論商周的重卜輕筮〉，頁 87。)
184 關於筮例之分類，詳見後章內文。
185 參考詹蘇杭〈《左傳》的龜卜與筮占〉，頁 19。
186 見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春秋左傳讀、春秋左傳讀敘錄、駁箴膏肓評》，頁 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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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就推斷吉凶的參考文字作比較，《兆》書中繇辭之數量遠遠超過《易》書 中的卦爻辭。是故，衍至春秋，龜卜的重要性仍是高於筮占的。187
二、龜卜活動進行方式與解兆之內涵
前章內文曾論及周朝龜卜活動的操作因承自商朝，而商代龜卜之操作概有：
於秋時取用龜、區辨龜之種類與大小、春時釁龜與尞龜、攻治龜甲以待貞卜、明 定欲卜之事的類別、鑽鑿龜版、備燋與契、命龜、灼龜、依坼文斷吉凶、書契結 果與庋藏。這些繁複的過程入周甚至到了春秋之世，勢當有所損益，只是，《左 傳》與《國語》中的卜例略去了命龜前與書契、庋藏等步驟的紀錄，至多得見命 龜、灼龜及占斷吉凶的階段而已。
「命龜」就是將所欲卜問之事告訴龜，此可見於〈文公十八年〉載魯文公聽 聞齊懿公有疾、將死的消息，即占卜，由惠伯令龜一事。此令龜即是命龜。又〈昭 公十三年〉載楚靈王曾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之文，楚王之語即是 在命龜。又〈昭公十七年〉載楚國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
司馬令(命)龜，我請改卜。」令(命)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 之！」吉。……之文，子魚道出楚國慣例是由擔任司馬之人來命龜，命龜之語即 記錄在下。
「灼龜」是拿備好的熱材燋契，直接放置在龜版鑽處或鑿處的左右邊向中縫 的一側，讓甲骨集中受熱，而先於鑽鑿處爆裂，並在甲骨表面呈現出粗細不等的 裂文。而後，卜官或君王依據這些兆坼所顯，可能再參考兆書之頌來斷定吉凶。
187 可再參考陳筱芳《春秋宗教習俗》(成都：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 年)，頁 102 之說：「《左 傳》記載的卜筮例(卜例多於筮例)，表明春秋貴族十分重視占卜。儘管此時占筮活動也比較 多，既有且卜且筮，也有單獨占筮活動，但是，占卜明顯處於優勢地位。龜卜活動不僅在數 量上多於占筮，而且占卜的範圍比占筮廣，占筮所涉及的事情皆可用占卜，而占卜所涉及的 不少事卻未用占筮。這是一條清晰的發展線索：從西周至春秋，卜在前兆信仰中一直占據重 要地位，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廣泛的作用。即使春秋時期筮占活動比前有所增加，但是其重要 性明顯不如卜。因此，商代之後，無論西周還是春秋，筮從未取代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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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灼龜時未恰到好處，則可能發生龜焦的情形，如〈定公九年〉衛靈公卜衛軍 過晉地中牟之吉凶，卻發生龜焦；〈哀公二年〉晉國趙鞅派兵要阻止齊國對政敵 范氏的食糧援助，進行占卜時卻發生龜焦。
以上記錄命龜、灼龜之卜例只見於《左傳》，而且屈指可數，卻隱含左氏欲 言的絃外之音吧！〈文公十八年〉特別記下「惠伯令龜」，乃因當時卜楚丘的占 辭中提及「令龜有咎」，依前後文以明命龜者為惠伯；〈昭公十三年〉楚靈王的命 龜之語「余尚得天下」與後來的投龜、詬天、大呼說「余必自取之」，一貫地刻 畫出楚王不因卜得不吉而中止內心雄壯大纛的形象；〈昭公十七年〉司馬子魚的 改卜、命龜之語，符應了戰事的發展，更凸顯其以先犧牲自己來激勵楚軍士氣的 戰略奏效！儘管〈定公九年〉與〈哀公二年〉發生龜焦的意外，然主事的國君與 權臣皆不再重新占卜，同樣都以個人的意志決定行止，而且皆順遂達成己意。此 兩處龜焦的紀錄反而襯托出人的主觀意志凌駕於龜焦的客觀事實，天意已不完全 是春秋人行動前的唯一指標了！
至於「解兆文以明吉凶」的記載在卜例中為多數，其又可歸類為三個面向：
其一，直言且簡言吉或凶之占辭。這類紀錄偏多數，可能依卜兆之所顯，由國君 觀兆象，或大夫察兆氣，或史官審兆之粗文，或是卜人視兆之細文，再對照兆書 所載錄的兆形、繇文進行判讀，而得貞卜的結果。比如《國語．晉語》載莊公二 十二年，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依兆象「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所現，判定勝而 不吉；〈僖公四年〉載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先卜後筮，卜人說出對應繇辭「專 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欲勸阻獻公；〈僖公二十五年〉載 晉國卜偃卜納王，卜偃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簡言卜得之兆形為何，
並以此兆形決斷吉凶；又〈襄公九年〉載衛國孫文子對衛、鄭兩國之戰進行占卜，
依兆象而對應出繇辭為「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解讀繇辭而定 吉凶；〈哀公九年〉載晉國趙鞅占卜是否該出兵援救鄭國，得兆象「遇水適火」， 而後三位史官依所呈兆象各自斷占。凡此，一再證明時人斷定吉凶是參酌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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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兆書為主體。而卜例中省去兆象或繇辭的敘述，直說吉凶者，諸如：
〈僖公四年〉載：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僖公十五年〉載：
晉侯(惠公)……卜(車)右，慶鄭吉。
〈僖公十九年〉載：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文公十一年〉載：
(魯)文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狄)，吉。
〈宣公十二年〉載：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成公十七年〉載：
(魯)施氏卜宰，匡句須吉。
〈襄公二十四年〉載：
鄭人卜宛射犬(御)，吉。
〈昭公十三年〉載：
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
〈昭公十七年〉載：
吳伐楚。(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 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吉。
〈定公四年〉載：
隨(國)人卜與之(獻出楚昭王)，不吉。
〈哀公六年〉載：
秋七月，楚子(楚昭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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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十七年〉載：
(楚惠)王卜之(取陳麥帥)，武城尹吉。
這類僅記卜吉或卜不吉的例子相對較多，多數皆略去了其判斷的方法。之所以如 此，不脫於史官或是左氏記載時的取捨，也可能是卜問者並未進一步追問所致，
抑或是占卜的結果與貞問之人的預期相違背，而卜人又不想忤逆主占者的心思，
因此就識相地簡答之，188如晉惠公卜車右例、楚靈王卜得天下例。
其二，解占者有更進一步具體化人、事、時、地、物等的說明，這在卜例中 占少數。如〈莊公二十二年〉載：當初陳國大夫懿氏欲嫁女於公子敬仲，而占卜 婚事吉凶，占辭為「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陳國)之後，將育于 姜(齊國)。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不僅繇文的意象指 明此婚事為吉利，更詳細說明陳敬仲未來的去處及其後代將在齊國稱大。〈閔公 二年〉載魯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成季之將生，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
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卜楚丘之父的占辭言及嬰孩的性別、
名字、其與其子孫往後在魯國的地位與影響力。〈僖公十七年〉載：當初桓公九
名字、其與其子孫往後在魯國的地位與影響力。〈僖公十七年〉載：當初桓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