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左傳》與《國語》所見卜例論龜卜之源流與用法
第三節 龜卜之操作與卜問方法
孔子(551B.C.-479B.C.)嘗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
所損益，可知也。」65 直述夏商周三代的禮制存在因承的關係。就近代考古遺物 的證據：西元 1977 年 7―8 月間，在陜西岐山鳳雛村出土了大批周初甲骨文，其 中一片卜甲記載周人(周文王)祭祀殷人的先帝文武帝乙(紂王父)，另一片記載周 文王求祐於殷人的先帝太甲。66殷人具有祖先崇拜的意識，而且殷人祖先崇拜的 觀念只崇拜、祭祀自己的祖先，祖先也只庇佑自己的子孫，這現象一直延續至今 日的文化當中。67此周文王祭祀殷人先祖的行為依稀道出：文王認同殷人先祖，
那麼在武王翦商之前，周人與殷人至少應該保有同宗祖的歸屬關係。既然周曾經 是殷商的附屬諸侯，以及周原甲骨文王時期卜辭與殷墟甲骨中帝乙、帝辛(紂王) 卜辭大同小異的現象，68我們能斷定：周時龜卜的操作與卜法當是因於殷人的。
既然周承襲自商而有所因革，至春秋，當是因繁就簡，此乃人情之中。是以欲究 春秋時期龜卜的操作及卜法，自當以商、周的研究資料為主要依據，如此似乎較 為完整，且藉以推知春秋時的卜法梗概也能言之成理。
有關商代龜卜之操作，下文嘗試結合董作賓、陳夢家等諸說以析論之：69 首先是「取用」：即取用龜之意，需明白貞卜所用之龜源自何處與取龜的時
65 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復文圖書出版社，1985 年 9 月初版)，頁 59。
66 參見陝西周原考古隊〈陜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 年 10 期)，頁 38-42。
67 參見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上)》(臺北：水牛出版社，1988 年 9 月 8 版)，頁 29。
68 參見李學勤〈周文王時期卜甲與商周文化關係〉(《人文雜誌》1998 年第 2 期)，頁 69-72。
69 主要內容參見董作賓〈商代龜卜之推測〉，《董作賓學術論著(上)》(臺北：世界書局，1962 年 2 月初版)，頁 7-80。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王宇信《甲骨學通論》(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15 年 8 月第 1 版)，頁 83-94。劉玉建《中國古代龜卜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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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之龜當有生龜，否則何需「用龜」一語？而「釁尞」這一環節展現出商、周 人在龜卜操作中鄭重其事祭告先祖、神靈的虔誠心思，藉以鞏固貞卜所用的龜甲 堅不可摧的神聖印象。
再者是「攻治」：指刳去死龜之腹腸，從腹背之間的甲橋處鋸而分之，留下 腹甲部分及邊緣的甲橋，偶有卜用背甲的情形，針對較大的背甲，則從中脊平分 對剖為二；針對較小的背甲，於對剖後又鋸去近中脊處凹凸較甚的部分和首尾兩 端，使其成為鞋底形，並於中間穿孔，此為攻；再者將龜甲邊緣的甲橋鋸、磨一 番，刮去表面的鱗片與坼文，錯平龜甲裡、外面高厚之處，後將錯文部分施加刮 磨，令其龜版勻平光滑，至此乃整治完成，以待貞卜。
上述對於龜的取用、辨相、釁尞、攻治等前置作業，商時由諸侯國中專門實 際蒐集龜的取龜卜官與隸屬於朝廷中占卜機構的取龜卜官負責。地方取龜卜官將 蒐羅到的生龜貢給中央取龜卜官，是諸侯獻給天子的珍貴貢品，為了滿足商王朝 事事必卜的需求，龜甲的數量必定難以勝數，而這的確得仰賴大批取龜卜官的勞 作與技術，這是可以推斷的；78在周代則大抵由五十四位「龜人」負責。
再者是「類例」：是先明定所欲貞卜之事的類別，這可能與龜甲的選用有關，
董作賓雖未明說，然根據出土遺址所見：殷墟王都為中心的小屯一帶出土甲骨最 多，分布非常集中，絕大多數為牛肩胛骨和龜甲，一般卜甲所占比例很高。王都 周圍諸遺址，出土龜甲與商王龜甲相比，所占比例不高，個體也較小。商王以及 高層貴族專用個體大的龜甲，等級不同的貴族只能用個體小的龜甲。79殷商晚期 出現了龜甲使用上的階級化現象，這或許可謂是龜卜操作中辨相與類例的實際目 的。
再者是「鑽鑿」：蓋灼龜之前對龜版進行鑽鑿之法，此即《詩經•大雅•緜》：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中的「契龜」，以鑽鑿並施者居多數。鑽者之痕呈圓形、
鑿者之跡現橢圓而尖長形，在龜甲上的分布是排列儼整的――以龜甲裡面的中線
78 參見劉玉建《中國古代龜卜文化》，頁 104。
79 參見朴載福《先秦卜法研究》，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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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鑽處或鑿處(有鑿無鑽者)的左右邊向中縫的一側，如此，甲骨集中受熱之後，
先於鑽鑿處爆裂，並在甲骨表面呈現出粗細不等的兆文。由於施灼需恰到好處以 防龜焦，故在商代由地位較高的卜官擔任，人數理當不少；周代由太卜或四位卜 師來擔任。85
由鑽鑿龜甲到命龜、灼龜，商時多是由各類的卜官專責，人數相對較多；至 周則由中央占卜機構的最高首長――太卜――兼任為多。入周以降，專業卜官人 數比起商代精簡化許多，之所以能如此，不外乎周人對於龜卜的施作已不及商人 那般氾濫，毋須事事用卜，需求的減低訴說出時代風氣的嬗變。
再者是「兆璺」：即坼，是龜甲經灼燒之後，於甲面所龜裂的縱橫紋路。商 王或占龜卜官根據坼文(兆象)來判辨吉凶，商王武丁尤為占卜之冠，86是以商王 的專業知能與一人意志宰制了國家的走向與命運；而周制中則主要由精通三兆之 法的太卜負責辨兆，同時也設置「占人」十九人掌「占龜」之職。《周禮•春官•
大卜》云：「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
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周時的太卜掌有三本占兆專書――玉兆、瓦兆、
原兆――其內容皆載有 120 種標準的兆形(經兆之體)，每種兆形又各自包含 10 類繇文，所以總共有 1200 條釋兆繇文(頌千有二百)。太卜於龜卜活動中根據龜 甲上所顯現的兆象，佐以三本兆書之頌，以定占卜結果之吉凶。又《周禮•春官•
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87鄭玄注：「體，兆象也。
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 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賈公彥疏：「兆象也者，謂金、
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墨縱橫其形體，象以金、木、水、
火、土也。」88體(兆象)有五行之分，各體有五色之別，每色中各有墨、坼之異。
85 參見劉玉建《中國古代龜卜文化》，頁 113 與《周禮•春官•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 大封，則眡高作龜。」(引自［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 239。)、《周禮•春官•卜師》：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引自［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24，頁 240。)
86 參見劉玉建《中國古代龜卜文化》，頁 114-116。
87 見《周禮•春官•占人》。(引自［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24，頁 241。)
88 鄭注、賈疏皆引自［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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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卜例，我們可推見這般經兆之體與繇辭在春秋時代的遺跡：
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僖公二十五年) 卜，桑林見。(襄公十年)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哀公九年)102
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僖公四年) 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襄公十年)
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 自後踰。」(哀公十七年)103
「黃帝戰于阪泉」、「桑林」、「遇水適火」當是格式化的兆形，出自歸納後的兆書；
〈僖公四年〉、〈襄公十年〉、〈哀公十七年〉所記明白指出繇辭，而且是有韻繇辭，
是以當取自兆書之頌。
儘管兆形經過歸納，有專門的兆書可資參考比對，卻依舊繁瑣、甚難掌握。
發展到春秋時代，對於兆象的解釋則漸趨於簡單、直觀，即是依兆象的形狀直接 推斷吉凶，屬於「因象求義」的方法，如《國語•晉語一》：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
「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
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104
對於晉獻公欲征伐驪戎之卜問，史官蘇觀兆後所作的占辭是「勝而不吉」，進一
102 以上三例分別引自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上)》，頁 431、《春秋左傳注(下)》，頁 977、頁 1652-1653。
103 以上三例分別引自楊氏編著《春秋左傳注(上)》，頁 295-296、《春秋左傳注(下)》，頁 978、頁 1709-1710。
104 引自徐元誥《國語集解》，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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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闡釋兆象言：「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參之韋昭(？-273)注云：
「齒牙，謂兆端左右釁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曰銜骨。骨在口中，齒牙弄 之，以象讒口之為害也。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也。兆端會齒 牙交，有似捽。捽，交對也。齒牙、銜骨，皆在口也。」105史蘇的分析是對兆象 的具體形狀進行推臆，從兆端、兆中、兆之外內兩畫占斷吉凶，具有相當主觀的 色彩。106
殷人有時一事一卜，但不少卜辭是一事多卜的：有一事二卜、三卜、四卜、
五卜、……直到一事十八卜的；可以是一事多次卜、正反對貞，也可以是一事多 塊龜甲卜的情形。107《尚書•金縢》的「卜三龜。」與《儀禮》中的「旅占」108亦 即是一事多卜的例證。殷與周的思想文化大抵同屬一系，對帝或天的崇拜與鬼神 觀念是延續的，109一事多卜的行為是一種慎重，其用意該是為了能更貼近天帝的 旨意的。然而，西周末的人禍天災坍方了向來的一統秩序，秩序的紊亂使得過去 天經地義的思想與知能不再神聖、權威，是以得見於春秋時代的一事多卜，思維 的根柢起了一定的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