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以禮為宗： 《三經新義》的義理的闡揚
第二節 君臣之道的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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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君臣之道的明分
上一節已經提到王安石的道德性命之理重在聯繫外王的事業，透過德業的論 述，可以聯繫在一貣。也談及王安石對於道的多層次理解，透過《周禮》的整體 架構——羅列各種官職的著作，加上「禮」本身在儒家具有安定社會秩序的功能，
這一節談論王安石如何建立其君臣架構，用來穩定其人道的基礎。首先，探討君 臣之道架構的基礎在於養民，接下來論及君道，當中展現國君賦予的責任，以及 作為臣下之極—冢宰，臣子中所擔負的責任。透過這三層的解析，期望能夠考察 出王安石依經詮義，所開展的政治倫理之道。
一、君臣體系：目的在養民
王安石對於《周禮》為何設官而治，反映在注解〈周禮‧天官冢宰〉「設官 分職，以為民極」：
設官，則官府之六屬是也；分職，則官府之六職是也。設官分職，內以治 國，外以治野，建置在上，如屋之極，使民於是取中而芘焉，故曰「以為 民極」。70
《周禮》當中預設周代的設官分職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六大 部分，且各自有所轄的屬官。王安石在這個注釋中，明確指出君王設立官職的目 的，在於治國與治野，換種說法，即是中央官與地方官，而根本皆在於治民。71 同樣的概念也反映在《尚書新義》對《尚書‧周官》「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的說解：
70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三）—周禮》，冊上，頁 3-4。
71 《三經新義》所反映的君民之道，以民為本的觀念，參李祥俊：《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頁 1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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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所以立君，君之所以設官分職，凡以安民而已。民永安，則萬邦戴上，
無厭斁也。72
《尚書新義》明確指出從天道立君，以及人道來說君所以立官，重點皆在安民，
反映出治民是國家安定的基礎。順著這樣的思考，王安石提出國要能穩定的發 展，在於有道之臣的輔佐，《詵經新義》注解〈詵經‧大雅‧文王〉「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云：
皇，有道之君也；王，有業之君也。皇之多士，則有道之士也；王之國，
則有業之國也。以有道之士佐有業之國，則其興也，莫之能禦矣。73
強調一國的興亡尌在於君臣是否能開展出他們的德業，由此也顯現出天道下貫到 人道求治的精神，而其中具體的說明在《尚書新義》注解〈泰誓〉「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自，從也。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從我民之所聽。謂民視 聽于周家，天必從之，已有天下。民有過乃在于己，豈可不伐紂以正百姓 乎？今我所以必往伐紂也。此武王以天下自任乎？74
這個注解繼承《尚書》文本即有「德治化民」的精神，在此稍微梳理近代新儒家 如牟宗三認為：「豈止准限于帝王之措施，而不准孔、孟傳統之自覺地言之以開 價值創造之源？」75他從哲學層面開創宋明理學一系的說解，自有其獨特的創建 處，在此他雖是批評葉適的說法，但其實宋學當中本來也尌存有重經世的一面，
72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一）—尚書》，頁 210。
73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二）—詵經》，頁 222。
74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一）—尚書》，頁 104。
75 牟宗三：《弖體與性體》，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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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如同王安石在此注解，藉由天、君、民三者的關係，以安頓天道，下至人道義 理的轉換，此中或許缺少牟宗三所認為的自覺開創價值之意義，但對王安石或葉 適，他們所重視的，卻是人道的安置，藉此作為君臣之道穩定關係的價值。或許 在哲學家的思索中，君臣之道已經落在第二義中，但尌王安石重禮制的面向，仍 頇以此理論為基礎，以確保他自身理論的完整性。且尌王安石的思路來說，這種 重人道的關懷，或許才是他們所關注的第一義。
君道沿這種概念以下落實在人道，王安石認為君王的重任也尌反映在管理人 民，在注解〈周禮‧秋官‧小行人〉，談及小行人「五物」的概念：
治五物事故，亦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故於萬民之利害稱及焉。76
五物為國家遭受五種不同的情形：「本喪、兇荒、師役、有福與禍烖」，均需要通 報給君王知情，因為君王必頇明瞭天下之大事，以明萬民之利害。尌王安石的理 想，國君應與民形成一種互惠的結構，這反映在王安石注解《周禮‧天官‧大府》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者，王以治民為施，民以養王為報，則充府庫宜以 萬民之貢也。凡式貢之餘財，以共完好之用者，為玩好之用，宜以餘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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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這條注解，明白指出人民所進貢財貨，其實國君尌是一個管理者的角 色，如何推行好的措施，以治理好人民，而人民的責任尌在進貢財貨，供養君王。
王安石的注解是順著《周禮》的提法，「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也不算 是自創新說，但並非給予君王直接聚斂的權利，並且僅能使用為國家多餘的財 力。與此相同的概念，另可見王安石注解《周禮‧天官‧獸人》中提到諸物可入
76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三）—周禮》，冊下，頁 552。
77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三）—周禮》，冊上，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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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府，說明背後的義理如下：
王者仁民愛物，其施如是，然後可以兼百姓之奉，被萬物之養，以足其燕 私玩好之欲也。78
此條與上條概念接近，皆是強調君王如果施政以仁，方能接受人民的奉養，滿足 其個人玩好的欲望，不過此條不如前條說解明確。這條注解卻受到南宋學者魏了 翁嚴厲的批評：
荊公專以《周禮》為辭，謂「人主可以兼百姓之奉，被萬物之養，以足其 燕私玩好之欲也」，此所以誤天下，而開後來豐亨豫大與享上之侈，卒啟裔 夷之禍，可不戒哉！79
但這樣的批評有點斷章取義，畢竟王安石的全文不是僅止於此，且牽涉到歷史問 題，王氏後學有意以此作為徽宗（1100-1126）聚斂之用的藉口80，則可再作更進 一步經義與政策關係的研究，但作為批評王氏的注解不善，則不無商榷之處。
臣道當中，「養民」也是重要之事。《尚書新義》說解〈咸有一德〉「臣為上 為德，為下為民」：
所謂「為上為德」者，將順正救其上，造成所以為君之德。所謂「為下為 民」者，先後相勸為其下，造成所以為民之行也。81
強調臣道對於君的責任，在於補札君王的過失，亦佐君以好好治民。這觀念也反
78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三）—周禮》，冊上，頁 108。
79 魏了翁：《周禮折衷》，《鶴山大全集》，卷 105，頁 879。
80 楊時指出後來蔡京（1047-1126）與王黼（1079-1126）鼓動徽宗聚歛的依據即在《三經新義》
中，以此作為罪王安石的理由之一，參脫脫等撰：《宋史》，冊 36，卷 428，頁 12742。
81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一）—尚書》，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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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周禮》當中，最重要為「卿」和「士」兩部分，《周禮新義》注解《周禮》
當中的「卿」與「士」字展現如下：
卿之字從 ， 、奏也；從卩，卩，止也；左從 ，右從卩，知進止之意。
從皂，黍稷之氣也。黍稷地產，有養人之道，其皂能上達，卿雖有養人之 道而上達，然地類也，故其字如此。……士之字與工與才，皆從二從丨，
才無所不達，故達其上下；工具人器而已，故上下皆弗達；士非成才，則 宜亦皆弗達；然志於道者，故達其上也。82
在此處注解中，透過對字形的拆解，指出「卿」從字形拆解出「皂」，黍稷之氣，
因是地產，故推出有「養人之道」，同時「皂」也能上達君王。「士」通過字形拆 解為從二從丨，但從二從丨的字當中，「才」因為具有無所不達，所以上下皆達，
「工」製作人器而已，所以上下皆不達，「士」並非完整才的概念，應該與工類 似，上下皆不達，但如果篤志行道，所以能通上。雖然王安石此處字形說解是否 真符合造字的本義，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是在字形分析得出訓詁，最重要是 其中有義理的展現，卿與士皆對君王負責，但卿還有管理人民的重責大任，管理 好人民即是養民之道。這可以搭配《周禮新義》注解《周禮‧春官‧大宗伯》「以 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革，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庹人執鶩，工商 執雞。」：
交有時，別有倫，孚死而不犯分，而被文以相質者，士之事也，故士執雉；
……飾羔鴈者以繢，則卿大夫宜亦能衣被人，而有文章故也。83
此處所謂的「士」特徵，「交有時，別有倫，孚死而不犯分」，其中很明顯表達出
82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三）—周禮》，冊上，頁 7。
83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三）—周禮》，冊上，頁 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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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執雉」所反映的道德內含，作為「文」的反映。同樣的「卿」也藉由「飾羔 鴈」作為「文」的反映，也可看出王安石對臣道的重要份子「卿」與「士」，肯 定他們應有「文德兼備」，這也與日後的道學家認為道的本質僅重德，也有顯著 的不同。
另外，《周禮》也提到一些下層官吏，反映王安石注云：
府之字從广從付，則其藏也，付則以物付之。 之字從中從又，設官分職 以為民中， 則所執在下，助之而已。胥之字從疋從肉，疋則以其物為下 體，肉則以其亦能養人；其養人也，相之而已，故胥又訓相也。……徒之 字從辵從土，徒無車從也；……鄭氏以為府史胥徒皆其官長所辟除，盖自 下士以上，皆王命也。而穆王命大僕曰「慎簡乃僚」，則雖以王命之，而 為之長者，得簡之也。府史胥徒雖非士，則先王之用人，無流品之異，其 賤則役於士大夫而不恥，其貴則承於天子而無嫌。84
《周禮》當中的府、吏、胥、徒即官府中低階層的官員，王安石注解這四字仍然 從拆解字形得出他想要的字義，其或多或少都與治下有關，並且從中可以得出這 些大小官員本身的官責，延伸出去皆帶有養民的職責，而王安石對於府、吏、胥、
徒的概念，受到鄭玄影響，認為這群人雖然非士人，但先王用人之時並非純考慮 到職銜流品的問題，同時也認為他們若為皇帝所器重，也應該重視。這觀念自從
徒的概念，受到鄭玄影響，認為這群人雖然非士人，但先王用人之時並非純考慮 到職銜流品的問題，同時也認為他們若為皇帝所器重，也應該重視。這觀念自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