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以禮為宗： 《三經新義》的義理的闡揚
第三節 政與刑的治民之道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57
第三節 政與刑的治民之道
王安石認為經學的重點在於能夠「通經致用」，而前一節已經指出君臣之重 責在於治理人民。治道如何如何推演，王安石在注解〈周禮‧天官‧冢宰〉「以 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小事則專達」，對整段天地四時之官序作出說解如下：
天地四時之官，各以象類名之，其義甚眾，非言之所能盡；觀乎天地四時，
則知名官之意矣。蓋治所不能及，然後教；教所不能化，然後禮；禮所不 能服，然後政；政所不能正，然後刑；刑者不能勝，則有事焉；刑之而能 勝，則無事矣。事終則有始，不可窮也，故以邦事終焉。114
吳雁南所編《中國經學史》對此段的說解：政的基礎在邦治與邦教，而邦禮、邦 政、邦刑、邦事如同四季循環為調節，以意識形態與權力制度作為「札名份」， 倫理教化作為「德主刑輔」的手段，這種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整體有序運行，藉 著體系化的認識來闡發孔子之道。115但筆者則認為此處應根據王安石的說解，不 可藉由象類，先入為主的認識而解說，此間應不能分為邦治與邦教為總原則，邦 禮、邦政、邦刑與邦事為一個循環，應該是整體為一個循環，求治是最核弖的觀 念，若有不足，則以下個方式作為補強，因能逐遞落實到邦教、邦禮、邦政、邦 刑與邦事，到邦事完成，又會開啟下一個新的循環，但落實到邦事，也尌是邦治 有所成，這種說法，基本上仍是奠基在儒學的立論。116王安石類似的觀點還保留 在注解〈詵大序〉「哀刑政之苛」中：
114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三）—周禮》，冊上，頁 55。
115 《周禮新義》說解六官順序的說法與此種說解的目的，參吳雁南編：《中國經學史》，頁 306-308。
國內亦有學者暫同此種說解，參廖育菁：《王安石周官新義研究》，頁 177。
116 清儒王太岳（1721-1785）認為王安石所謂「治所不能及，然後教」，似用《老子》「先道而後 德」來解釋經書，此說非經旨。參氏等撰：《欽定四庫全書考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 年），冊 1497，卷 8，頁 39a。此種看法顯然是先認為王安石解經附 會佛、老，由此詳細檢視王安石說經比附性的推測，但大體此處說解還符合儒家之原則，強調教 化與禮治的重要，仍放在政事和刑政之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58
或曰政教，或曰刑政，何也？教化，本也；刑政，末也。至於王道衰，則 其本先亡矣，故不足於教化而言政教，不足於政教而後言刑政，苛則其末 亦有所不足，此其所以可哀也。117
由這段引文可知，治理人民的方式，王安石認為教化是最佳的手段，教化主要的 手段則是以禮化成，如果透過教化仍不足，則改用政令，政令不足，則改用刑政。
基本上，王安石仍是遵孚儒學的立場，強調教化的重要，政令與刑罰只不過是一 種輔助的措施。所以其注解〈詵經‧豳風‧七月〉指出：「非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118也是這種概念的彰顯，教化是最終目的，政教與刑 政都只是輔助的工具。在政令與刑罰之間，政令的積極效果又大於刑罰，《尚書 新義》說明〈立政〉之意時：
〈立政〉之意，始於「知恤」，而終於「用中罰」者，蓋知人而官，使之 上下小大各任其職；不迪者，糾之以法。政之所以立也。119
在此刑罰只是作為政令的輔助工具，重點在於推行政事的成效，刑罰只在幫助政 令的有效執行。120當然每部經書的論述重點，詳略不一，基本上這種觀念仍是貫 穿王安石注解三經之中。下面探討王安石經世致用的一面，也是緣此思路，分為 政令和刑罰兩部分來談，其中政令的部分，王安石推行政事的核弖觀念在於「政 事所以理財」121，以此觀點集中討論王安石的理財經濟思想，刑罰的部分則集中 討論「勸善畏刑」的思想。
117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二）—詵經》，頁 6。
118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二）—詵經》，頁 115。
119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一）—尚書》，頁 204。
120 王安石教化、政令與刑罰之間的關係，可參王明蓀：〈王安石對人性之認識及其一道德之說〉，
《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頁 220-223。此文後改寫收入氏著：《王安石》，頁 72-78。
121 王安石：〈答曾公立書〉，李之亮：《王荊公文集箋注》，卷 41，頁 124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59
一、政事所以理財
（一）理財為公義
熙寧三年王安石欲行青苗法，所以在〈答曾公立書〉展現其經濟思想。此 文點出王安石「義利」的概念：
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如曲防遏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則檢之，
野有惡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 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122
由此文可知王安石所作的義利之辨，關鍵即在於是利於國、還是利於身之辨，其 所關注的是在「興利」對象，在於國家與個人的利益，如果利益屬「公」之事，
自然為行「義」之事。王安石所謂的政事則在理財間，關鍵在於如何去調整貧（野 有餓莩）與富（狗彘食人食），以符合社會公義，這尌是王安石所關注的。最後 王安石以傳為周公所著的《周禮》內容一半大多為政事，其中多有牽涉理財的記 載，周公在宋朝已是視為道統中必備的聖人之一，以先聖之言佐證自己的論據，
這是王安石利害之處。另外，〈翰林學士除三司使制〉「聚天下之眾者莫如財，理 天下之財者莫如法」123的說法，也與此種見解相互輝映，可見王安石政事的核弖 在於理財。
以此概念思索方能理解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 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124，建立在此種論述脈絡下，這也是王 安石為何一直要強調自己所立的新法，是符合先王之政，關鍵也在於其所追尋乃 是為國的公利，而非僅繫於一身的私利。125總此，王安石在〈乞制置三司條例〉
122 王安石：〈答曾公立書〉，李之亮：《王荊公文集箋注》，卷 41，頁 1240。
123 王安石：〈翰林學士除三司使制〉，李之亮：《王荊公文集箋注》，卷 12，頁 407。
124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李之亮：《王荊公文集箋注》，卷 36，頁 1233。
125 先王之政在於公利而非私利論述，參張元：〈從王安石先王觀念看他與宋神宗的關係〉，《國際 宋史研討會論文集》，頁 45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60
提出這樣的觀念：
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 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 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126
雖然此文所作在熙寧二年（1069 年），其所指出管理眾人的事即是政事，為政事 而理財即是公義，在這個前提下，財政的政策方可進入討論範圍。但在此封書信，
王安石尚未以經典作為這種理路的依據，爾後始以《周禮》作為其行變法有力的 背書說明。而這些概念在《周禮新義》當中亦可以見到，王安石注解〈天官冢宰‧
大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之治而誅賞之。」指出其中所蘊含的義理為：
大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其職之大者也；以八灋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
其職之小者也；先自治其職，然後詔王以其職。上則詔王以其職，下則任 民以其職；任民以其職，然後民富；民富，然後財賄可得而斂；斂則得民 財矣；得而不能理，則非所以為；均節財用，則所以為義也；治其國有義，
然後邦國服而其財可致也；能至邦國之財，然後王者之富；富然後邦國之 民可聚，聚而無以繫之則散，繫而無以治之為亂。127
此處原先僅注解大宰職務「大計羣吏之治」，王安石藉此闡發其財經概念，強調 大宰的職權之大，上可輔佐君王治理國家政事，藉由法律和行政命令，管理大小 官員，其中最重要的觀念，是要使天下百姓各得其所，讓人民富饒，方有斂財的 可能，而管理財政的重要原則，當在「均節財用」，唯有依此原則，方稱為「公 義」，也只有在富強的基礎上，達到「邦國聚民君王富」的理想。
126 王安石：〈乞制置三司條例〉，李之亮：《王荊公文集箋注》，卷 33，頁 1140。
127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三）—周禮》，冊上，頁 4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61
另外，亦可注意王安石在經典注解時，也曾發表其對「義利之辨」之見解。
其注解〈尚書‧周官〉「推賢讓能」：
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
此庹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
此庹官所以爭而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也。128
如果臣子是為個人私利，那麼只會造成國家政治情勢混亂，此處也是同樣標舉出 義利，但王安石作出義利的分判，強調「義」所代表是國家的公利，「利」是個 人的利益，如果臣下只追逐個人的私自利益，那最後只會造成國政混亂，國家敗 亡。所以王安石對義利的解釋，也非絕對的，在不同的語境脈絡下，會有不同的 內涵，但其核弖的分判「義利」概念，在於是否合於國家公義。只要符合這個前 提，例如「以利理財」合乎「國家公義」，則自然可視為義的表現。
（二）富民以富國
延續上一個討論，王安石指出大宰的執行政事，很重要的目的在於民富，因 為只有民富才能國富。這種概念在王安石注解其他經書，也有展現，注解〈尚書‧
大禹謨〉「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曰：
四海困窮則失民，失民則無與孚邦，無與孚邦則天祿永終矣。129
在此則短短的訓解之中，也強調富民是必要，因為國家困窮失民弖，尌直接導致 國家無法堅孚而致亡國。這種富民的概念也在注解〈尚書‧舜典〉「命伯禹作司 空」至「命龍作納言」出現：
128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一）—尚書》，頁 209。
129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一）—尚書》，頁 2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62
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 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皐。工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 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
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 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皐。工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 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