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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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的探討
一、文獻學方法的探討：
胡適（1891-1962）在〈中國古代哲學史導言〉中所提到哲學史史料34的選擇，對筆者的 研究深有啟發。首先，他將文獻分為原料和副料，其中原料是哲學家的著作，但有些著作可 能已亡佚，所以我們在研究時，也不得不注意到「輯佚」文獻的重要性。副料則是關於哲學 家的傳記、軼事、評論、學案、書目，也同樣具有考證該哲學家生世、或是該哲學流派的傳 授，還有散佚學派材料的可能。
其次，這些史料尚須經由審定（辨偽），整理史料（校勘、訓詁、貫通）透徹，方可妥善 運用該材料。35從前輩學者的觀察，已指出資料來源與取材的重要性，但因胡適所關注的時 代，與本篇論文所探討的宋代的情形並不一致，所以筆者在胡適所提示的方法上，尚需補充 說明處理王安石的文獻時，須注意處：
第一點，儘管有些書已經亡佚，但因宋代私家目錄學的勃興，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著作，
當推晁公武（1105-1180）的《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約 1183-約 1262）的《直齋書錄解題》
和尤袤（1127-1194）的《遂初堂書目》三書，其中尤以晁、陳兩書當中所具有的解題部分，
彌足珍貴36，可供王安石亡佚文獻的解題之用，能夠讓我們補充王安石已亡佚著作的特色，
若釐清了解，則可加強文獻比勘之用。另外，清代以降，文獻輯佚之風興起，近代諸多學者 戮力於王安石亡佚文獻的輯佚，這些成果儘管可能是斷簡殘篇，但對筆者復原王安石的學術 思想，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第二點，因王安石變法時的正反評價並不一，使得各項的記載趨於分歧，加上北宋之後 學派流衍複雜，使得前人的追述或評價的過程，也難免帶上自己主觀評判的因素，這在王安 石經典詮釋的研究上，要特別注意。37這些缺點，胡適所指出的副料運用上，也有所反映，
34 胡適在此使用「哲學史」的概念來處理文獻，但根據韋政通的看法則是屬於「思想史」的概念。參氏編：《中 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臺北：水牛圖書出版公司，1987 年），頁 3。但無論是哲學史或是思想史史料，對於 筆者研究文獻的檢討，仍是深有啟發。
35 參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導言〉，韋政通編：《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頁 43-59。
36 宋代私家目錄學的價值，參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說》（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41-146。
37 王安石的書寫形象分歧，乃受到不同時代風氣的影響，參劉成國：《荊公新學研究》，頁 25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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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要特別注意著作者是否不自覺帶入自己主觀色彩評判王安石或王安石著作。此外，在必要 的細節上，仍需使用前輩學者所重視的「考證」工夫，才能夠復原出較無偏見的詮釋。例如：
清代學者顧棟高（1659-1759）尌撰有《王安石年譜》與《司馬光年譜》，將兩本比較分析，
方能得知顧氏的立場較同情司馬光（1019-1086），兩者合觀才能清理對王安石較有偏見的文 獻，最後才能得出較為中肯的推論。另外，因輯佚文獻出自很多大部頭文獻的梳理，這些原 始文獻對於王安石的態度，如果是批評王安石的錯誤，那自然其中大多是王安石的解經疏失，
這會影響最終輯佚的證據效力。由此，筆者在清理這些文獻時，不得不仔細斟酌思量處。
第三點，由於現代使用資料庫查索資料的快捷完整，和大量的索引文獻的編輯，也使得 近人文獻研究的蒐羅，能更詳細完整，研究者所關注的應不只在臺海兩岸三地的材料，最好 還能吸收域外的漢學研究成果，這些也是近人研究文獻比前人更進一步之處，但闇於筆者語 言能力的不足，所以對於域外漢學研究的整理，明顯會有其不足之處，這也希望將來如有機 會，還能再加以補強。
文獻學的基礎只是一種基底的工作，因前輩學者不斷的積累努力，方使後輩學者有後出 轉精的可能。僅有文獻學的基礎是不夠的，必須使用其他更深刻的研究方法，才能使議題「顯 題化」，才能有比前人更精實的收穫。
二、「經典詮釋」的探討
中國經典注解傳統本身即是一種詮釋，其目的並不僅於為了解釋經典本義而詮釋，往往 還夾帶有其它的目的進行對於經典的詮釋。尤其在筆者所欲研究的對象宋代，宋人所表現出 來的經典詮釋態度，參照黃俊傑對宋儒孟子學所作的研究，指出其「經典詮釋」的意見：
中國的經典詮釋者並非為詮釋經典而詮釋經典，他們是淑世、經世、乃至救世而詮釋 經典。在作為政治學的中國詮釋學傳統之中，「是什麼」與「應如何」是如此深刻地合 而為一，「事實判斷」（factual judgment）與「價值判斷」（value judgment）也通貫 一體，「回顧性的」（retrospective）的經典詮釋行動與「展望性的」（pro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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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的提案，也融合無間。更具體地說，作為政治學的中國詮釋學透過回顧「過去」
而解釋「現在」，並展望「未來」。38
黃先生的觀點正反映出中國經典詮釋的複雜樣貌，而這個問題也出現在筆者所欲研究的課 題。王安石為熙寧變法中的主導地位，這也使得多數學者對於王安石的「經典詮釋」的目的，
有為當時變法的提供理論性支持39，那王安石的「經典詮釋」尌不只展現出對「未來」展望，
而是具體落實在當下「現在」的改革中。此論點也在張鼎國（1953-2010）：〈「較好地」還是
「不同地」理解：從詮釋學論爭看經典注疏中的詮釋定位與取向問題〉所提出的哲學的詮釋 學，對於現在經典注疏工作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啟發：
首先所有詮釋理解之活動，自我定位都不是從零點出發，而必然包含著對既有傳統經 典的尊重與傳承，以及期望令其持續發揮實效及影響的努力。權威除了經典本身的權 威外，還有一個歷代注疏者隨著時代的要求而建立的權威，而後者的成敗標準則要從 注疏者是否能發揮經典要義，促使舊的經典展現出新時代、新處境的適用性與影響效 論而論。……其次，哲學詮釋主張詮釋理解不是向著過去的，而是針對當下並指向未 來的開放發展。這種連結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取向不見得保證成功，但是理解詮釋活 動 本 身 就 只 是 一 向 預 期 的 、 對 於 某 種 「 完 滿 性 的 前 把 握 （ Vorgriff der Vollkommenheit）」而已。40
根據張鼎國的觀察，可知哲學詮釋學對於「經典詮釋」可以帶來兩種不同面向的思考。其一 包含對「傳統經典」的尊重與傳承，以及新注疏者所欲建立新注解體系的權威，這在王安石
「經典詮釋」中的《三經新義》尌展現很明顯意圖，建立新的官學權威以取代唐代尌流行科 場的《五經正義》。此外，詮釋者注解活動，也反映出一種聯繫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可能，這
38 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二》，頁 189。
39 宋元以降學者批評王安石《三經新義》「托經義行新法」的情形，參見程元敏輯：《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三）
－周禮（下）》，頁 695-702。
40 張鼎國：〈「較好地」還是「不同地」理解：從詮釋學論爭看經典注疏中的詮釋定位與取向問題〉，黃俊傑編：
《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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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詮釋活動對詮釋者也會先預設一種圓滿性前理解的可能，這也出現在王安石身上，如他對
「道」的理解，表現出「儒、道、釋」兼容並蓄的可能，這對宋代學術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張鼎國亦曾對詮釋學上幾項論爭進行說明：首先，「照原意」或「復建」式理解，以回返到原 作者內在與外在的情境，原作者時代及原作者當時的讀者如何理解為主。其次，「較好地理 解」，現在新的理解是比舊有的更加完善，但從此延伸的問題也尌指出詮釋學史上的真理價值 評判該如何建立？最後，「不同地理解」，高達美提出此說，至少不應該被認為是一種自行放 任，似乎不管或不論什麼樣的理解詮釋與後繼論述都可以，也都是對的。所以所有的詮釋工 作，尌是必須不斷的重新理解，但又不能和原作精神背道而馳的要求下，一種回顧舊有遺產 並繼續向前探索的可能形式。41正如其文章所與提供研究中國經典注解思想之用，王安石過 去經典注解的特色，常遭後人以「穿鑿」作為批評42，但照上述的觀點反省，是否尌忽略王 安石經典詮釋中有自己獨創的新解之處？儘管王安石說解可能不合經典的本義，但卻也反映 出其經典詮釋的獨特價值。
三、思想史研究法的探討
筆者在研究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時，發現前人雖有不少研究王安石思想的著作，出發 點大多是建構王安石的哲學思想，筆者並未打算從「哲學史」的角度切入研究，而打算改以 涵括性較大的「思想史」切入。誠如傅偉勳所指出：「攻治中國哲學的學者多半始終不肯放棄 傳統的哲學思想表達方式，致使中國哲學的重建問題一直無法獲得現代化的解決。」43但筆 者並非受過專業哲學訓練，若是使用專業的哲學術語的探討實非所長；並且羅根澤也指出：「隨 著科學方法而來的弊病，就是好以各不相謀的西洋哲學相緣附，乃至以西洋哲學衡中國哲學。」
44這也反映出使用西方哲學術語所可能帶來的問題，延伸羅氏的觀點，李明輝指出中國哲學
41 關於「照原意」或「復建」式理解、「較好地理解」和「不同地理解」，參見張鼎國：〈「較好地」還是「不同 地」理解：從詮釋學論爭看經典注疏中的詮釋定位與取向問題〉，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 頁 15-50。
42 宋元以降學者批評王安石《三經新義》「穿鑿」的情形，參見程元敏輯：《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三）－周禮（下）》， 頁 688-692。
43 傅偉勳：〈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建構問題〉，頁 367。
44 羅根澤：〈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計畫〉，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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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兩個錯誤的進路，一是將中國哲學完全納入西方哲學進路裡，另一則是過份強調中國
研究有兩個錯誤的進路，一是將中國哲學完全納入西方哲學進路裡，另一則是過份強調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