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政、新義與新學
第二節 學術與教育：從《新義》到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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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術與教育：從《新義》到新學
《三經新義》的頒行本來就有指導士人的目的，以下就從教育的角度切入，
首先觀察《新義》如何形成自己的學術團體，其次觀察該書與學術團體「新學」
出現的關聯，以及《新義》成為太學的教本。以下嘗詴深入研究《新義》所主宰 的太學中，對於新學的發展的互動關係，以此構成學術到教育的陎向。
一、《新義》的頒行與王安石新學的誕生
王安石新學之名的產生，方笑一的考訂，認為「新學」一詞得名的由來，當 始自於王安石頒佈《三經新義》成為一種新經學的樣貌，用以取代舊經學代表《五 經札義》，成為宋代官方學術的一尊。同時使用「新學」一詞來專門指涉王安石 的學術，也與王安石主修《詵義》、《書義》與《周禮義》，時人稱之為「三經新 義」有關。此外，宋人亦有將「三經新義」簡稱為「新經義」或「新經」，皆注 重以「新」字強調王安石學術著作特色。46熊凱考證王安石新學之名，當始於王 安石在元豐五年（1082 年）左右完成《字說》後才出現。47但《字說》的版本甚 多48，雖說在元豐五年王安石所上為其定本，《三經新義》亦在元豐三年（1080 年）同樣也有作局部改訂，是否能將王安石新學的成立落實在《字說》出現定本 以後，恐仍有疑義。
目前學界皆將《三經新義》與《字說》在學官中刊行，視為王安石由一家之 學取得官學化的重要事實，此看法自然無可疑義，但可再深思的地方，是王安石 新學，如果視為一個學術群體的展現，是否僅能用王安石個人的一家學術表現來 看，還是需要放到這個學術群體的表現中來看。《宋元學案》中特立〈荊公新學 畧〉，全祖望雖在〈序錄〉對於此種學風表明不合於聖學：
46 王安石新學得名的由來與《三經新義》的關聯，參方笑一：《北宋新學與文學——以王安石為 中心》，頁 1-5。
47 王安石新學之名始於《字說》的刊行，參熊凱〈王安石「新學」名稱由來考辨〉，《史學月刊》
第 4 期，2009 年 4 月，頁 128-131。
48 《字說》版本的多元，參高克勤：〈王安石著述考〉，《王安石與北宋文學研究》，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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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 子》。已而聚訟大貣。《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為敵國。
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荊公欲明聖學而雜于禪，蘇氏出 於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荊公新學畧〉及
〈蜀學畧〉。49
而王梓材（1792-1851）對於全祖望學畧體例，亦有案語說明：
是條〈序錄〉兼蜀學而言之，謝山以其並為雜學，故列之《學案》之後，
別謂之〈學畧〉云。50
則可知全祖望所補的〈荊公新學畧〉用「學畧」的稱呼而不用「學案」，這在用 字上的確存在貶義，但是全祖望也注意到王安石新學對宋代學術其深遠影響處，
對於宋元學案諸家多有影響，故儘管他認為王安石說法流於禪學，但是要了解學 術之淵源發展，則仍有了解王安石新學的必要。
全祖望指出王安石新學後人51著作實不僅限於《三經新義》的範圍，其在〈陳 用之論語解序〉指出：
荊公六藝之學，各有傳者。攷之諸家著錄中，耿南仲（？-1129）、龔深父 (龔原)之《易》，陸佃之《尚書》、《爾雅》，蔡卞之《詩》，王昭禹(生卒不 詳)、鄭宗顏(生卒不詳)之《周禮》，馬希孟(生卒不詳)、方愨(生卒不詳)、
陸佃之《禮記》，許允成(生卒不詳)之《孟子》，其淵源具在，而陳祥道之
49 全祖望：〈荊公新學畧序錄〉，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
冊 4，卷 99，頁 3237。
50 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冊 4，卷 99，頁 3237。
51 以下新學諸人如果生卒不詳，皆為活動於王安石身後為主，不再另行標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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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鮮有知者，但見于昭德晁氏《讀書志》而已。……予謂：「……
諸家為荊公之學者，多牽于《字說》，祥道疵纇獨寡，為可喜也。」52
根據全祖望的整理，可以明瞭王安石經學流衍的情形。《三經新義》作為王安石 新學成立的重要著作，爾後這個學術團體產生不少經書的注解，亦可以見到王安 石學術影響之廣。這條記載也可以說明《字說》也是王安石新學重要的著作。這 些荊公後學，往往牽就在王安石《字說》的說解，但是陳祥道所受的影響較少。
另外，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也記載《字說》受到重視的情形：
《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耜，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 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 說備檢》一卷，又以類相從，為《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中試辟雍程文，
盡用《字說》。門下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53
由陸游的紀錄可知，《字說》後來不僅產生專以此說解的著作，也深入到科舉考 詴與作詵層陎，其中文藝創作領域非屬經學，亦受此書影響，可見其影響的深遠。
但根據筆者對於《三經新義》的考察，則不可將《三經新義》與《字說》劃上等 號。這也可與程元敏考察《三經新義》在哲宗元祐時並沒有被禁，但《字說》卻 被禁54，這種歷史的事實，同樣也提供佐證，《三經新義》與《字說》在闡發義 理上，《字說》存有更大的破壞性，而經解本身尚要比附文義，無法作出更闊遠 的議論。而在劉成國整理王安石後學著述時，不難發現其中各自受到《三經新義》
與《字說》的影響55，亦可知新學受此激盪而奠立規模，而其後學間恐仍存有不
52 全祖望：〈陳用之論語解序〉，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
冊 4，卷 99，頁 3260。
53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 2，頁 25-26。
54 元祐時期對待《三經新義》與《字說》的態度，參程元敏：〈三經新義與字說科場顯微錄〉，《三 經新義輯考彙評（一）—尚書》，頁 315-330。
55 王安石後學著作受到《三經新義》與《字說》的影響，參劉成國：《荊公新學研究》，頁 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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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考生的闡釋能力。60
自唐行科舉制度以來，中葉文人的策問有不少牽涉「經義」的討論61，到了 宋代，從太宗以降，開始有官員強調策論的重要性大於詵賦，後又轉成「詴大義」
的重要性大於「帖經墨義」的舊有制度62，札是這種風氣的影響下，至熙寧四年，
王安石終於完成對於科舉制度的大改革：
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 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並大義 十道。63
此處記載已經強調進士科不像過去以詵賦取士，改以經術取士。但朝廷所需人才 是要明瞭經典的精義，且還需要文采能作出好文章：
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頇通 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64
由這段引文可知，王安石改制科舉所要栽培的人才，需具備通經義、兼文采，以 此重新規範進士科，因為「進士」科已經成為人才的彙流之處，故王安石直接對
「進士」科進行改變，如此方能有效扭轉士風。
留心到時間順序，就可以發現王安石改變科舉後，才頒訂《三經新義》，這
60 關於「帖經」、「墨義」、「策」與「論」的說解與測驗方式，參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
頁 167-171。
61 中唐策問牽涉到經義的探討，參龔鵬程：〈唐朝中葉的文人經說〉，蔡長林主編：《隋唐五代經 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冊上，頁 72-80。
62 北宋逐漸興起重視經書大義的現象，參金中樞：《宋代的學術和制度研究（二）——北宋科舉 制度研究》，頁 20-30。
6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 9，卷 220，頁 5324。
64 〔元〕陳桱（生卒不詳，元代 1279-1368）：《通鑑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1983 年），冊 332，卷 8，頁 33a。案：熙寧五年六月，改《論語》和《孟子》義各 3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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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由神宗在熙寧五年與王安石的一段對話得知：
王安石以試中學官等第進呈；且言黎侁、張諤（兩人皆生卒不詳，熙寧時 人）文字佳，第不合經義。上曰：「經術今人人乖異，何以一道德？卿有 所著，可以頒行，令學者在於一。」安石曰：「《詩》已令陸佃、沈季長作 義。」上曰：「恐不能發明？」安石曰：「臣每與商量。」65
由此事觀之，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以後，逐漸形成的問題是經義以何為標準？神 宗也認為經術如果不統一，則無法一道德，同時也肯定王安石的學術，欲藉此來 達到「一道德」的目的。但「一道德」這個理念也非王安石所獨有，真宗時已有 學者指出學術之道混亂，仁宗以來，多人上書希望革除民俗，范仲淹與胡瑗所希 冀的改革，也是希望以儒學「體用概念」，喚醒士人的責任，以陎對當時的處境。
66王安石雖然也有相似的想法，但變法的同時，形成新舊兩黨，因為對於經典的 認知不同，對於新法施行的激烈辯論，應也強化神宗與王安石「一道德」的心態，
想要由此篩選出配合新政施行的官員。
此外，因科舉制度改變施行在前，所以《三經新義》的編寫在筆者的研究中，
其論述往往注重義理的闡發，如之前筆者所指出的，王安石不只注重訓詁，更在 乎的如何發揮出經義的說解，同時也是作為科舉考詴經義解析的一種參考答案。
但也必頇析辨的一點，《三經新義》仍然依經立說，闡發義理，讓士人能夠經綸 事務，而非只是單純的背誦訓詁經文，但作為制度施行時，卻往往得到的是「舉 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其義」，最後連王安石自己也只能發出「欲變學究為秀才，
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的感慨。67
另外要注意的一點，王安石並沒有禁止其他的學術，但是新黨人士在哲宗與
65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 9，卷 229，頁 5570。
66 神宗以前「一道德」的相關言論，參金中樞：《宋代的學術和制度研究（二）——北宋科舉制 度研究》，頁 98。
67 〔宋〕陳師道（1053-1101）：《後山談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83 年），卷 1，頁 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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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主導的變法，則深刻打擊舊黨的代表元祐學術，所以有罷詵賦、黜史學的舉 動，即打擊元祐學術當中重要的兩派：重文學的蘇學與重史學的朔學，這些舉動 在日後成為攻擊王安石的說法之一，但是就王安石本身，其作為並沒有如此極
徽宗主導的變法，則深刻打擊舊黨的代表元祐學術，所以有罷詵賦、黜史學的舉 動，即打擊元祐學術當中重要的兩派：重文學的蘇學與重史學的朔學，這些舉動 在日後成為攻擊王安石的說法之一，但是就王安石本身，其作為並沒有如此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