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安石學術的發展脈絡
第二節 王安石學術的演進歷程
（1077-1086）的晚年變體。112筆者認同楊氏分期的概念，將王安石學術思想分為三個時期，
以利於討論的依據。王安石一生與政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故改以政治仕途的分期，作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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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118，其母（？-1063）亦 出身望族，「好學強記，老而不倦。其取捨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119，其對於王安石日後之 學，能夠自出新義，或許是受母親的影響所致。120
一、執政之之前階段（1043-1067）：王安石學術思想的發端
慶曆元年（1042）入京應詴，於慶曆二年（1043）高中進士，開始其仕宦的生涯。121所 以學術思想當由此作為一種發端，為了方便討論此階段在細分為三個時期：（1）任地方官時 期（1042-1054）（2）京師任官時期（1054-1063）（3）江寧講學時期（1063-1067）。
（一）任地方官時期（1042-1054）
慶曆二年（1042）王安石仕途開始拓展。從此年到仁宗至和元年（1054），這幾年的多為 地方官吏，除在慶曆六年（1046）曾在京師任大理評事，其間歷任簽書淮南節度廳判官公事、
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地方職務。寫在慶曆二年（1042）的〈送孫正之序〉，表達自己所立的 志向：
時然而然，眾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 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以 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楊朱，墨子後、孟子前）、墨（墨翟，
約前 479-前 381），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
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得白於當世，然其於 眾人也卓矣。122
118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李之亮：《王安石文集箋注》，卷 36，頁 1231。
119 〔宋〕曾鞏（1019-1083）：〈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陳杏珍、晁濟周點校《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卷 45，頁 610。
120 劉成國認為吳氏可能對於王安石以儒為主，調和百家的學術取向有所影響，參氏著《荊公新學研究》，頁 2。
但這種調和思想，可能是一個時代背景因素。另外，因吳氏本身缺少文獻佐證，故筆者可保孚推斷其母以自身 來取捨是非，可能對於王氏勇於創新說有所影響。
121 參蔡上翔：《王安石年譜考略》，《王安石年譜三種》，卷 1，頁 230。
122 王安石：〈送孫正之序〉，李之亮：《王安石文集箋注》，卷 47，頁 1633-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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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中可看出其對於志向堅定的高度肯定，不因為時勢而扭轉自己的堅持，並繼承儒家的傳 統精神，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現於世的出處哲學。此時也反映出王氏所心折的人物，
已有孟子與韓愈，文中也反映出此時對聖人之道的體認，並非為一己之私，其對聖人之道的 認識還比較單純。慶曆二年到慶曆五年（1042-1045）人簽書淮南節度廳判官公事。慶曆五年 韓琦來到揚州，成為王安石的上司，邵伯溫（1057-1134）所著《邵氏聞見錄》有一條記載此 時王安石讀書至勤：「讀書每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123舊題司馬 光（1019-1086）的宋人筆記《涑水記聞》提及韓琦與王安石結怨經過：
魏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疏闊，韓公多不從。
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此人頗識難字。」
介甫聞以為輕己，由是怨之。124
此條雖是單純紀錄士人結仇的經過，但其中有三點可以深索：（1）王氏此時應有文名，韓琦 對此也有所注意。（2）王氏好引古義爭公事，這也反映王氏對於學問著重在實際運用，亦可 發現其很早尌有經世之志。（3）韓琦對王安石那時的深刻印象在「頗識難字」，劉成國推論此 時王氏已留心文字訓詁之學125，楊天保則對王安石一生「字學」史作一番考察，從童蒙教育 到晚年學術發展，認為是王氏學術的主脈，且重「字學」是受到少年舉業影響所致。126但楊 氏所認定的「字學」實是廣義的小學127，包含文字、聲韻、訓詁、修辭與書學等，但王安石 學術似乎僅對其中的「文字訓詁」有興趣，並「字學」與王安石學術的關係，還可進一步梳 理。
123 〔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 9，頁 94。
124 〔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見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卷 16，頁 311。
125 劉氏說法，參氏著：《荊公新學研究》，頁 8。
126 字學為王安石學問主脈，參楊天保：《金陵王學研究──王安石早期學術思想的歷史考察（1021-1067）》，頁 182-198。
127 楊氏「字學」定義，參楊天保：《金陵王學研究──王安石早期學術思想的歷史考察（1021-1067）》，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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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於慶曆二年（1042）的〈上田正言書一〉128，希望任諫官的田況（1003-1061）
能勇於直言，貣民之病，治國之疵，其中更以《孟子》的話作為立論根據：「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而去。」129此封書信不但展現出王安石對於治道的重視，也是一種以「古義」爭公事的 表現。至於〈上田正言書二〉則是轉以「功名」的角度轉勸田況，成此功業，亦可看出王安 石對於功名的看重。130而延伸這種對諫官的看法，王安石的〈諫官論〉則是立論與〈上田正 言書一〉如出一轍，亦同樣是以《孟子》的話作為立論的依據，並且以古之道「貴治於賤」，
今三公類似古時公卿大夫，而諫官類似士，但批評今制三公雖有治權，諫官不應對三公負責，
而是應該孚其原則，對君負責。131文中處處強調「古義」，可能是此時王安石的志趣。
慶曆六年（1046）王安石在京師，時年二十六，所撰〈與祖擇之書〉對聖人之道有更深 一層的體認：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蓋心 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 道其然而矣。……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聖人之 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貤，若施 於友朋，褊迫陋庳，非敢所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 自蓋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明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132
這段敘述可知王安石此時將「文」等同於「治教政令」，在儒家傳統的論述這並不稀奇，或可 注意的是，聖人體道，由心得之，紀錄於策，可以作為治教政令之用，而孔、孟善用這些策 正是兩個典範人物。而王氏此時對於文的追求，亦是如此，可看出其對於孔、孟心儀的態度，
亦可以說王安石此時經世之志，也是透過文表達出來，此種說法也應該是受到當時的儒學復
128 參王安石：〈上田正言書一〉，李之亮：《王安石文集箋注》，卷 39，頁 1331-1332。李德身將其繫於慶曆三年
（1044），參氏著《王安石詵文繫年》，頁 33。
129 趙岐注、舊題孫奭疏：《孟子注疏》，卷 4 上，頁 10a
130 參王安石：〈上田正言書二〉，李之亮：《王安石文集箋注》，卷 39，頁 1334。
131 參王安石：〈諫官論〉，李之亮：《王安石文集箋注》，卷 26，頁 961-963。
132 王安石：〈與祖擇之書〉，李之亮：《王安石文集箋注》，卷 40，頁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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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運動的影響。另外文末所提的獻書，筆者懷疑可能是《淮南雜說》的前身，因為其獻書表 示已完成的著作，只能推證此書可能完成始於此時，但日後增刪補寫亦有可能，至少可見王 安石著述一途始於甚早。
慶曆七年（1047）知鄞縣，皇祐三年（1051）任舒州通判，此階段王氏可以實現少時的 志向，《宋史‧王安石傳》亦紀錄王氏在鄞縣的治積：「貣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 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133高克勤整理歷任地方時期的王氏詵風，有兩 大內容：揭露現實黑暗，抨擊弊政與關心國事，要求改革，這與當時慶曆年間追求變法改治 的精神有關。134這也是他實踐少年志向的一種展現，此時王安石對於「以志行道」是有很高 的期許，作於慶曆八年（1048）〈餘姚縣海塘記〉，雖為紀錄謝景初（1020-1084）的言語，王 氏對此表達出贊同的意見：
道之閎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其所難知也。其 治政教令施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以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 桑，為之堤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 之，此其萬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135
文中所知，承認「道」具有隱密性，使學者不易知其特性，但反映在治政教令則有兩個重要 且急迫要做，一是救民之政，謝景初的作為，其實與王氏在鄞縣之治積類似，另外則是興學 校一事，改善人民風俗。王氏另有〈明州慈溪縣學記〉一文，亦作於鄞縣令時136，強調提倡 教化之重要：
天下不可一日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
133 脫脫等撰：《宋史‧王安石傳》，冊 30，卷 327，頁 10541。
134 王氏歷任地方時所展現的文章特色，參高克勤：〈論王安石的詵文分期〉，《王安石與北宋文學研究》，頁 11-13。
135 王安石：〈餘姚縣海塘記〉，李之亮：《王安石文集箋注》，卷 45，頁 1580。
136 此文諸家大多繫為鄞縣令之時，顧棟高將此記繫為慶曆七年（1047），參氏著：《王荊國文公年譜》，收入《王 安石年譜三種》，卷上，頁 37。李德身繫為皇祐元年（1049），氏著《王安石詵文繫年》，頁 60。李之亮繫為慶 曆八年（1048），參氏著：《王荊公文集箋注》，卷 46，頁 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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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一偏之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有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當詴於 位而去者，以為之師。……則士朝夕所見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 仁義，而所學必皆書其材。……夫吏者，無變古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 所能也。……吾固信其教化之次行，而風俗之成也。137
文中強調政教與學術密不可分，同時強調如何運用學術來養士，這對後來變法很重太學教育 也有所牽連。但其中可以注意到的，王氏對於學術的看法是多元的意見，這可能與其對「道」
的觀念複雜有關。另外，對於「吏」的看法，能在不失「古道」之下，結合現行制度推行，
的觀念複雜有關。另外，對於「吏」的看法，能在不失「古道」之下，結合現行制度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