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尊德義〉與賈誼、司馬遷之間的脈絡與背景
第二節 商鞅、韓非子的刑罰、政治觀念與秦漢肉刑減免
相較於荀子，法家的商鞅和韓非子則呈現出非常不同的態度。《商 君書‧賞刑》：
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 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 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 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 赦，刑及三族。112
《韓非子‧有度》也認為：
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一民之軌，莫如法。屬 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
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 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113
強調舉國上下不分貴賤都必須以「刑」來控制和規範，恰恰是前引《荀 子‧君子》大力批駁的「以族論罪……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 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荀子所認為的亂世施政在商鞅看 來是壹刑善政。
蕭公權認為商、韓二人的思想比較起來，韓非子賞刑並重，商鞅
112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四，頁 100-101。
113 ［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第 二，頁 38-39。
則特別強調重刑。蕭公權說「《商子》所以有如此極端之主張者，由 其深信人性無為善之可能，而政治之直接效用為維持秩序而非推進道 德。政治生活之中，固得有善惡之區別，然而其標準則當以法律而不 以道德為根據。行合法者為善，不合法者為惡。守法既為人人無可推 卸之責任，則惡者犯罪之行為，而善者公民之本分。」114在這種思路 下，商韓心目中的「法」其實是指國家的整體制度規範，而不僅指狹 義的律令條文。《史記‧商君列傳》中商鞅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
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 多。」115「法」的作用與範圍顯然涵括了「禮」，而且是為政者可以 人為操控、更迭、設計的，社會風俗和人民情性在法家的眼裡也可以 透過「法」來引導、規範。
《商君書‧農戰》：「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眾，
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 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116只有農、戰才是取得社會地位的唯一 標準與途徑，因此法家希望所治理民眾的特質是樸壹，如此才能跟隨 著政治權威所限定的生活方式使秩序安定、國富兵強，修習詩書之人 反而對國家有害，〈農戰〉認為：
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偷營，則 國力搏。國力搏者彊，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 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 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 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 常也。117
114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1），頁 159。
115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二版），卷六十八，頁 2229。
116 《商君書錐指》，卷一，農戰第三，頁 21。
117 《商君書錐指》，卷一，農戰第三，頁 22。「偷營」，據蔣禮鴻案語改之。
相對而言，這樣的社會不重視也不鼓勵每個人培養德性、充實知識，
只要與農戰或國家施政方針無關的技能都被視為某種負面的障礙，
《商君書‧說民》：「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 之母也；任舉，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
姦有鼠則不止。」又說：「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德，德生 於刑。」118辯慧、禮樂、慈仁、任舉被描述為是社會發展的負面因素，
德反而從刑才能衍生出來。
韓非子曾描述法家心目中的理想社會：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 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 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 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119
社會身分和地位由國家法制決定判別標準，人力資源由國家掌控和分 配，思想言論與知識傳播也由國家機制來規劃負責，在法家看來這是 富國強兵的唯一方法。以法家思想為統治原理的秦國，也透露出類似 的治國理念：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治道運行，諸產得 宜，皆有法式。……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 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120
維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
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皇帝之功，勸勞本 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 量，同書文字。121
118 《商君書錐指》，卷二，說民第五，頁 35，頁 38。蔣禮鴻認為「任舉」係任譽 之意，任為任俠，譽為名譽。「鼠」，處也，居也，姦之鼠也猶云姦之宅也。
119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九，五蠹第四十九，頁 452。
120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泰山刻石〉，頁 243。
121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琅邪刻石〉，頁 245。
「端平法度，萬物之紀」是「法」在功能和效力上的極致表現，法家
殺戮和慶賞是君王宰制臣下的二面手法，是群臣畏懼君王的必要手 段，其目的是讓群臣成為君王妥善治國的工具，避免因任賢、妄舉而 可能導致的君王危難或政事敗壞。
由於上述法家的刑罰與政治觀念，法家的人物評判也有其特點。
韓非子對於豫讓有諸多批評，他認為：
故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 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 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
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
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 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 高之。126
豫讓不能輔佐智伯壯大勢力，只在智伯被趙襄子打敗之後試圖復仇，
雖然得到名聲但實際上對智伯完全沒有幫助；因此雖然世俗之論推崇 豫讓是忠臣，但韓非子斷然無法同意。韓非對「忠」這樣的特質是有 負面評價的：
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 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 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 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 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127
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 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 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勞 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主得專其柄。」參
《商君書錐指》，卷二，算地第六，頁 49-50。
126 《韓非子集解》，卷第四，姦劫弒臣第十四，頁 106。
127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八，六反第四十六，頁 417。「則不可以霸王矣」，《集 解》：「顧廣圻曰：『不』字當衍。〈外儲說右篇〉：『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
則可以王矣。』此其證也。」因此本句當作「則可以霸王矣」。
但〈姦劫弒臣〉也確實說「故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 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因此佐藤將之將韓非子思想當中並存 的「反忠論」和「尚忠論」一併理解：「這些不同的『忠觀』分別代 表了韓非對不同對象的探討。其實，『反忠論』的內容顯示了《韓非 子》與慎到或稷下思想的相似點──將『人性』和國家社會抽象化，以 之為立足點進行討論（即，以『凡人性是……』、『凡社會國家的本 質……』的方式進行思考）。相對地，『尚忠論』則是韓非在思考如何 面對宮廷內部的實際政治運作而提出排除特定的對象──即『姦臣』──
的問題脈絡中的產物。」128換言之，忠臣必須具備韓非所謂「外無敵 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的效用，豫讓只是 在個人行為和內在精神上有所表現，在韓非看來根本不能算是忠臣而 給予正面評價，反而應該批評、貶低之。這種想法與賈誼在《新書‧
階級》當中正面推舉豫讓的立場有極大差異。
根據上述分析，法家認為「刑無等級」和「刑過不避大臣」，表 現出不因政治或社會身分差別而有差別待遇的刑罰思想，但《商君 書‧境內》說「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 則已。」129一級和二級應分別指二十等爵制的公士和上造，似乎在公 士和上造之間有施予刑罪的差異，這段話應該如何理解？秦國律令制 度中有類似的規定嗎？關於秦漢有爵者刑罰減免的研究，本研究採取 冨谷至的相關討論，他認為秦代「有爵者（持上造以上爵者）的肉刑 通常被減免為非肉刑的勞役刑；耐刑、貲刑等輕刑不作為減免刑罰的 對象」；漢代「對肉刑發揮作用的有爵者的刑罰減免，在文帝刑制改 革以後，向回避作為被廢止肉刑的替代物的髡鉗特別是迴避鉗即桎梏
128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頁 171。
129 《商君書錐指》，卷五，境內第十九，頁 120。關於這段文字，蔣禮鴻引用簡書 的意見：「二級以上可以遞降，故曰貶。一級以下則貶無可貶，故曰則已，謂停其 爵也。」
的方向轉移了。」130
張家山漢墓出土的《奏讞書》記載了一個案例：
七年八月己未江陵忠言：醴陽令恢盜縣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 斗，恢秩六百石，爵左庶長。恢曰：誠令從史石盜醴陽已鄉 縣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令舍人士五（伍）興、義與石賣，
得金六斤三兩、錢萬五千五十，罪，它如書。興、義言皆如 恢。問：恢盜臧（贓）過六百六十錢，石亡不訊，它如
（辭）。鞫：恢，吏，盜過六百六十錢，審。當：恢當黥為城
（辭）。鞫：恢，吏，盜過六百六十錢，審。當：恢當黥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