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尊德義〉的引用語境與脈絡
第一節 春秋時代的刑與禮
──「刑不逮於君子，禮不逮於小人」的現實基礎
在討論〈尊德義〉之前，本節先初步把握戰國以前的刑、禮概念，
作為解讀「刑不逮於君子，禮不逮於小人」的先備知識，並且這種刑、
禮所代表的尊卑階級觀念是戰國以前「刑不逮於君子，禮不逮於小人」
的現實基礎。
《左傳》有「常刑」之說，鄭厲公出奔十八年返國後，殺掉作為 內應的傅瑕，並派人對原繁說：「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
（《左傳‧莊十四》）宋國仲幾回應宋元公︰「臣之失職，常刑不赦。」
（《左傳‧昭二十五》）魯昭公兵敗季氏而出奔，輾轉至晉，魯國季孫 意如與晉國荀躒見面，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 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左傳‧昭三十一》）這些「常刑」
顯然都是針對貴族階層而言的，但上述例子都是以事君有貳心、不事 君為對象，這種與政治鬥爭相關記載當中的「刑」，其實指的是置政 敵於死地或者以肉刑羞辱的手段，總歸來說是一種對擾亂政治秩序者 的處罰。換句話說，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把先秦時代對貴族的刑罰當作 是「刑不逮於君子，禮不逮於小人」的反例，因為那些「刑」多半不 是違反法令而施加於貴族，而是一種政治事件的反應。
杜正勝已經指出先秦封建時代「法」和「刑」的來歷是「遺訓」
和「故實」，杜氏認為「封建斷獄，近古之典可用，遠古之典亦可用；
本國舊事可引，外國之法亦可徵。所以我們說封建刑書既博雜又缺乏 固定的內容。追究其成分，大概不外「遺訓」和「故實」兩方面。」
41既然是「遺訓」和「故實」，其實就是春秋時代的貴族階級可以自由
41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1990），頁 235。
裁量、運用的，即叔向所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左傳‧昭六》），
杜預注「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孔穎達《正 義》曰：「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 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臨其時事，議其重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 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42這 種刑的運用原則是以整個貴族統治階級相對被治理民眾而言的，其目 的是孔子所謂「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
（《左傳‧昭二十九》），因此「議事以制」是以貴族在政治和社會身 分上的尊貴為前提而存在的原則，這是封建制度下的常例、慣例。《左 傳》記載了叔向和孔子分別對鄭人鑄刑書、晉國鑄刑鼎這種公告成文 法典的批評，除了如杜正勝所說是「封建秩序的大陵替」之外（頁 242），亦呈現封建時代的貴族將刑法之公開與否視為貴賤差別的重 要指標。因此，《左傳》當中大夫受刑之記載，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之 視為某人違反法令而受到處罰。明文法的出現在春秋時代是引起貴族 們爭相議論的大事，叔向與子產的論辯和孔子的批評所代表的不但是 具體統治措施的改革，更反映了整體政治社會結構的轉型，意味著封 建傳統在春秋戰國之際受到了嚴厲的挑戰。
籾山明曾以《國語‧魯語》所載「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 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和韋昭注「五刑，甲兵、斧鉞、
刀鋸、鑽鑿、鞭撲也」等五刑為出發點，討論春秋的刑罰秩序，認為 不能籠統地以「兵刑未分」概括之。春秋時期的法秩序是戰國秦漢法 令體系的淵源，必須從整體社會結構的變化來分析。透過梳理，他認 為《魯語》五刑中刀鋸和鞭扑等毀損身體的刑罰，不應視為違法受罰，
而是具有針對性的報復和凌辱；甲兵指戰爭行為；斧鉞則是多半由「司 馬」所執行的軍事行動特定刑罰。春秋時期的統治階層是由「古法」
42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四十三，昭公六年，頁 1411。本文孔穎達《正義》俱引 用此版本。
和「先王之制」等傳統禮俗所規範，《魯語》五刑中除了斧鉞以外，
都不是觸犯特定法律條目之後的處罰。然而，隨著春秋封建體制的解 體，以晉國為始的軍事改革逐漸擴大其影響範圍，中軍之將同時是國 政首席。透過「蒐」這類國人訓練軍備的傳統禮制，全國統治階層集 中聽取新規範，其中包括軍制、政令、刑法，於是上述「斧鉞」的軍 事秩序原理滲透進內政事務。晉國卿大夫侵凌公室、略地為縣的過 程，事實上是春秋諸國的舊秩序崩壞的共同歷程，而新秩序的嘗試以
「鄭人鑄刑鼎」、「晉著刑書」為標誌，將原來僅在軍事集團內執行的 明確規範，擴大至全國人民的日常生活。戰國時期以下的官僚制是君 主執行法令與行政管理的產物，商鞅什伍制告坐法則是戰時軍律在日 常鄰里的實踐，至此農、戰二途為諸國之所嚮，「法」成為強制性命 令，「刑」成為執行的手段。43籾山氏關於晉、鄭軍事與刑法改革對於 整體封建傳統影響的討論，仍以推測居多，但指出春秋時代的「刑」
有其報復與凌辱的性質則值得注意。也就是說，春秋時代的大夫有刑 雖然明載於史冊，但貴族所受或死或流或殘的刑罰，應理解為政治事 件的後果，必須將刑罰案例的政治衝突脈絡一併考慮，則不能理解為 違反成文法的受罰。
《左傳》沒有記載貴族受黥、宮刑者，44貴族受刖刑者則有五例，
以下分別列出並說明他們作為政治事件的性質：
（1）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君子 謂「強鉏不能衛其足」。（《左傳‧莊十六》）45
43 籾山明，〈法家以前——春秋時期的刑與秩序〉，收入籾山明編，《中國法制史 考 證 ‧ 丙 編 ‧ 通 代 先 秦 秦 漢 卷 》（ 北 京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出 版 社 ， 2003） ， 頁 222-256。
44 籾山明曾列舉《左傳》中轘、膊、投首、屍、醢等對屍體凌辱的刑，以及刖、
宮、鞭等毀損身體之刑，其中「宮」刑只出現在楚靈王對羊舌肸的敵意話語而已，
另外「黥」刑在《左傳》中也未見一例。參籾山明，〈法家以前——春秋時期的刑 與秩序〉，頁 230-231。
45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九，莊公十六年，頁 291-292。
魯桓公十五年，因祭仲專政，鄭厲公命令雍糾殺祭仲，雍糾事洩 被殺，厲公出奔；鄭厲公回國後懲治祭仲黨羽公子閼、強鉏。杜預注 公子閼、強鉏二人是祭仲黨，沒有解釋為何同為黨羽卻有或殺或刖的 區別，但「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透露了一點訊息，杜預注「言其 不能早避害也」，也許強鉏比起公子閼在祭仲一黨中並沒有那麼主要 的地位，而且曾經有機會脫身，因此杜預才會認為強鉏未能認清局勢 及早避禍。竹添光鴻認為，鉏是田器，鉏之柄曰足，《左傳‧昭七》
有「弱足者居」，杜預注「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因此足之健 康與否係以強弱來描述，《左傳》君子針對以「強」為名的強鉏說他 不能衛其足，也許是一種刻意諷刺。這是政治鬥爭之後貴族受肉刑的 顯例。46
（2）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
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 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
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
「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
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 納君於善。」（《左傳‧莊十九》）47
鬻拳因為諫君而自刖是比較特殊的情況，可以推測如此激烈脅迫 君主和拒絕國君與軍隊進城的行為，應該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鬻拳雖 然自願受刖刑，也有可能是當時的規定本來如此。再者，先秦常見受 刖刑者被任命為大閽即守門人，但從文中「謂之大伯」、「使其後掌 之」來看，孔疏謂「楚人以其賢而使典此職，非為刑而役之」，也許 是比較特殊的案例，但也可以看出春秋「臨事以制」的裁量特性。
46 參［晉］杜預集解、［日］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臺北：鳳凰出版社，
1975），卷第三，頁 46。本文《左傳會箋》俱引用此版本。
47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九，莊公十六年，頁 298-299。
（3）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 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左傳‧僖 二十八》）48
衛成公派元咺奉成公弟叔武參加踐土之盟，但有人說元咺要立叔 武為君，成公於是殺了元咺的兒子，但元咺仍然奉叔武回衛國。甯武 子奉衛成公回國後，前驅射殺叔武，元咺便逃到晉國向晉文公與衛成 公爭訟，甯武子、鍼莊子、士榮為衛成公辯護失敗。輔，竹添光鴻箋 曰「為衛侯相禮」；坐，箋曰「坐者，坐獄之主也」；大士，杜注「治 獄官也」，竹添光鴻引俞樾《茶香室經說》，認為鍼莊子只是代理衛成 公坐訟，實際辯論全由士榮負責，因此不勝的後果以士榮的責任最 重、鍼莊子次之、甯武子又次之，所以有死、刖、免的差別，可以看 到死刑以下就是肉刑。49這也是貴族內部的政治事件。
（4）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 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
「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 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左傳‧文十八》）50
掘而刖之，杜注「斷其尸足也」。僕，杜注「御也」。驂乘，杜注
「陪乘也」。弗能病者，杜注「不以父刖為病恨也」。
齊懿公與邴歜之父有怨，刻意以刖刑來羞辱死者，肉刑的恥辱性 質在此表露無疑，命令邴歜任僕役也有給予屈辱的意思。閻職則是妻 子被奪，自己被任以陪乘。《左傳》這段敘述極盡羞辱之能事，將邴
48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六，僖公二十八年，頁 524-525。
48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十六，僖公二十八年，頁 524-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