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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讓我們再看另外二則由線上記者所撰寫的報導案例,透過這二則案例 可使我們一窺一般常人的尋人行為,進而對於「尋人行為」的概念意涵有初步的 理解:

98 歲的新竹縣民古雲榮,懸念幼年送人當養子的胞弟及其後 代,寫信向高雄縣長楊秋興求助;民政處在七天的管制期限內,憑 著一紙日據時代戶口調查資料影本中記事欄的收養線索一路追 查,幾度峰迴路轉後,終於達成任務,找到住在台北唯一侄女,雙 方昨天電話聯繫,將擇期會面2

四年前,雲林縣台西郵局收到一封來自日本大阪「關係電力株 式會社」信件,收件地址是「台灣台南州虎尾郡海口庄海口一四五 之一號」,收信人是「陣祺炎」。在歷經一甲子後,日據時期舊址 早已不在,時任郵局稽察員的丁滄源負責「無法分區」信件,靠著 詢問一名八十多歲的耆老及一名教師,終於查到收信人後代住址,

立刻以限時掛號寄送3

上述二則案例皆涉及「尋人」(people-seeking)任務,在案例一中為一名因 思念從小遭家人送養,至今已分離數十載、音訊全無的胞弟,故委由戶政人員協 尋查訪其胞弟及其後代下落之事件;案例二則是一封印有日據時代地址的信件,

在歷經時代更迭交替後,該址迄今已不可考,然而在郵差鍥而不捨地追蹤下,終 於將「死信活投」,成功聯繫至收件人後代,圓滿達成這項尋人任務。上述二則 案例,看似曲折離奇、充滿故事性,實則在日常生活中卻處處可見尋人的蹤跡,

舉凡警察機關為家屬協尋失蹤人口、獵人頭公司為企業搜尋頂尖人才、系譜學家 為口述歷史研究尋訪地方耆老...等,就連你我都曾有過為了一個失聯已久的同窗 好友,而四處打探及搜尋他/她的下落。由此可見,生活中尋人的案例幾乎可說 俯拾即是,甚且各行各業中多少亦可察覺到尋人的痕跡,尋人儼然可視為是當代 社會的一種慣常現象。

當然新聞工作亦不例外,由於記者無法在第一時間內觀察到所有新聞事件,

2 引自《聯合報》2008.05.07,C2 版,「戶政科員的 超級任務」

3 引自《聯合報》2008.10.20,A1 版,「一則新聞 催生海角七號」

因而必須藉由消息來源之力來獲取新聞素材(Sigal, 1986)。由此可知,消息來源 對於新聞工作的完成實具有一定程度之重要性,其扮演記者與新聞素材之間的中 介橋樑,提供記者近用資訊的可能性,而新聞記者日常工作重點之一,即是在尋 覓適合的消息來源,以從中蒐集新聞任務所需的素材資料。Gans(1979: 116)即 曾指出:「新聞從業人員的首要工作,即是須能分辨出哪些人可作為消息來源,

並剔除不是的百分之九十九」,易言之,尋人乃是新聞記者每日須面對及處理的 重要課題。

儘管如此,過去在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互動關係的討論中,新聞學理論雖已 累積大量文獻,然而實際上,對於記者尋人行為卻鮮少有所著墨。尤其傳統研究 大多將消息來源設定在政治人物(Gieber & Johnson, 1961; Grossman & Rourke, 1976;

Larsson, 2002; Mancini, 1993; Miller, 1978; Strömbäck & Nord, 2006)與公關人員(劉 駿州,1995;Cantelmo, 2001; Charron, 1989; Ryan & Martinson, 1988)等二類人物上,

一般而言,政治人物多半有固定出入的場所,記者通常僅須蹲點採訪即可;另一 方面,公關人員則是會主動供稿,不需記者主動尋覓。因此,以往研究不乏聚焦 在記者如何維持、強化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抑或當關係破裂時,如何進行修 補,以期可持續維持雙方之間資訊管道的暢通,自然而然,對於新聞產製流程的 最前端,即記者如何尋找消息來源的討論付之闕如。

不過,既然尋人在日常生活脈絡中已隨處可見,則對於尋人本質的討論乃須 有一明確的論述及說明。以往對於尋人的想像,主要出自於尋人者本身因有一動 機需求,故啟動後續尋人任務以滿足此一需求。如在案例一中,一名思親的老翁 因情感慰藉需求,因而欲尋找失散多年的胞弟以重溫兒時記憶;而在案例二中,

則是一名郵差為解決工作任務需求,遂展開尋人任務,希冀將郵件送至收信人手 中;抑或是記者為完成新聞任務而尋覓消息來源等。由此可知,尋人任務的啟動 乃是建立在動機需求之基礎上,無論是為了敘舊、聯絡感情、解決問題...等,且 尋人係為一目的性行動,以目標對象的尋獲作為行動最終是否完成之依據。

基於上述對於尋人行為的了解,可發現尋人與資訊尋求行為(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之間係存在若干相似之處。資訊尋求行為本身係指涉個體在面 對一特殊問題情境時,因知識狀態發生異常現象,故衍生出一種對於資訊渴望的 需求,並為一種有目的性地尋找資訊以降低內心不確定感、滿足資訊需求之行為

(Brown, 1991; Case, 2002; Krikelas, 1983; Wilson, 1999)。若基於此,則尋人及資訊 尋求行為的共通點即在於兩者皆假定行動的開展乃源於需求的刺激,且行動皆具 有目的性,須憑恃最終目標物的尋獲來滿足需求。爰此,尋人行為本身亦可視為 是資訊尋求行為的一種。

有鑑於此,本研究遂轉向至圖書資訊學領域,希冀援引資訊尋求理論以補足 傳統新聞學理論不足之處。基本上,資訊尋求理論歷經典範轉移過程,最早係由 系統典範轉向至認知典範,其中認知典範又承襲認知科學中資訊處理典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之認識觀,將資訊尋求行為視為是一問題解決 的過程(Wilson, 1999),故強調資訊尋求者內在心智如何對於問題進行定義,以 及對於表徵系統如何施加運作,因而內在表徵的優劣又決定資訊尋求行為的成功 與否,以及最終資訊品質的良窳。而此時即便已有不少學者倡議納入「情境」因 素進行探討,但在操作上仍是流於儀式性召喚,不乏將情境視為是各個可拆解且 獨立的變項進行處理(Dervin, 1997),而非深入探討情境與資訊尋求行為之間的 細微脈動;直至近期,方才有學者融合認知取徑與社會取徑二者,探索行動者如 何與情境之間互動以達認知延伸(extended cognition)功能之效果(Holland, 2006;

Pettigrew, Fidel & Bruce, 2001),相關研究不乏以社會認知角度進入觀看資訊尋求 行為(Hjørland, 2002)。

有鑑於此,本研究在探討新聞記者的尋人行為時,亟欲跳脫傳統資訊處理典 範之認識觀,試圖在理論層次上尋求一典範的轉移,不再將尋人行為視為僅是由 個體內在認知結構所決定的結果,而是由行動者與外在物質工具及人際關係網絡 共同協力合作以解決問題的過程。

華視早年製播綜藝節目《超級星期天》曾推出〈超級任務〉單元,在當時深

爰此,在認識論上的轉向,本研究欲借用「配置型智能」(distributed intelli- gence)觀點檢視記者尋人行為4,意即新聞記者如何透過外在物質工具及人際關 係網絡來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實際上,此一認識觀的轉變亦與 Holland(2006)

強調「認知延伸」及 Hjørland(2002)用社會認知角度觀看資訊尋求行為之理念 不謀而合。

4 本研究雖欲跳脫傳統資訊處理典範之框架,然而並非全盤否定其理論價值,配置型智能雖強調

智能不再座落於個體大腦或心智之中,但亦非將個體認知功能全然摒棄,Pea(1993: 50)即曾 言:「人們[仍是有在]執行認知功能」(people do cognition)([ ]為研究者加註)。實際上,配置 型智能認為智能乃是彰顯在活動之中,每一個活動皆有其欲完成的目標,行動者在辨識可達成 系統來看待配置型智能,如同 Salomon(1993)指出,行動者在投入與外在中介活動資源互動 過程中,影響所及,不僅改變整體配置型智能系統之結構,進而又回頭重新塑造行動者個人認 知結構,致使行動者下次參與相同活動時的表現乃向上提升。

進一步當我們在談論尋人者如何與外在物質工具或人際關係網絡互動時,首 先,就物質工具部分,以往鮮少有研究關注行動者如何利用物質工具來尋人,如 同 Ramirez、Walther、Burgoon 與 Sunnafrank(2002,轉引自 Westerman, Van Der Heide, Klein & Walther, 2008: 753)所言:「科技的進步乃創造出許多可為一般人所用,

藉以搜尋其他人相關資訊之工具;然而對於工具的使用行為調查研究卻未有相對 應的浮現」。因而當我們在處理物質工具的問題時,首先,乃須探問物質工具究 竟承載什麼樣的物質性(materiality),致使尋人者能夠被邀請(invite)觀看到工 具的操作功能,進而最終促成尋人任務的有效完成。近年來,已有不少傳播研究 開始援引生態心理學家 Gibson(1979)「機緣」(affordance)觀點,藉此一窺人與 工具之間互動的堂奧(如 Hutchby, 2001;鍾蔚文、陳百齡、陳順孝,2006b),由 於機緣結合行動者主觀的感知功能及工具客觀的物質屬性二者,打破以往主/客 體二元對立關係,並視工具的使用功能隨行動者當下所處情境有所變動,如 Gibson 所言:「(機緣)…既非客觀的屬性,也非主觀的特性。…機緣乃同時指向 兩個方向,指向環境,也指向觀察者」(Gibson, 1979: 141)。故本研究透過機緣觀 點,將可瞭解尋人者在不同情境之下如何感知工具的操作功能,藉以從中發掘出 各式尋人線索。

另一方面,本研究亦欲向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及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

等理論借火。事實上,除工具之外,對於從事知識密集產業的工作者而言,人際 網絡更是不可或缺的資訊來源(Cross & Borgatti, 2004),而社會資本即是探討行 動者如何涉取及使用鑲嵌在社會網絡中之資源(Lin, 2001∕張磊譯,2005),其中 弱連結(weak ties)及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等概念,更有別以往側重封閉性 網絡結構,強調在開放性網路結構中,行動者可運用「橋樑」(bridge)來與自身

等理論借火。事實上,除工具之外,對於從事知識密集產業的工作者而言,人際 網絡更是不可或缺的資訊來源(Cross & Borgatti, 2004),而社會資本即是探討行 動者如何涉取及使用鑲嵌在社會網絡中之資源(Lin, 2001∕張磊譯,2005),其中 弱連結(weak ties)及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等概念,更有別以往側重封閉性 網絡結構,強調在開放性網路結構中,行動者可運用「橋樑」(bridge)來與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