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
：
：陳百齡
陳百齡
陳百齡
陳百齡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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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偉
徐志偉
徐志偉
徐志偉
中華民國九十
中華民國九十
中華民國九十
中華民國九十九
九
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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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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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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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新聞
新聞
新聞記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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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尋人行為研究
者尋人行為研究
者尋人行為研究
者尋人行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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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人物消息來源採訪為例
以小人物消息來源採訪為例
以小人物消息來源採訪為例
以小人物消息來源採訪為例
謝
謝
謝
謝
辭
辭
辭
辭
論文進行到謝辭，原以為可以動筆如神速，然而執筆之際，腦中細數這三年 研究所生活，卻發現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一時間竟不知該如何下筆。就像這本 論文所提及，光靠一個人單打獨鬥是無法成事的，因為有你們的協助與鼓勵，才 能讓這本論文順利產出。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 陳百齡老師。從與老師初次見面至今，老師 始終保持好好先生的形象，無形中也增添了一份親切感。在論文指導過程中，老 師總是能一眼看出我的盲點與邏輯上的謬誤，並且不厭其煩地與我進行討論，能 遇到老師，並且接受指導，我實在可說是非常幸運。 另一位要感謝的老師則是 蘇蘅老師。從碩一「研究方法」課程到論文口試 指導，老師做學問時嚴謹的態度總是能深深感染學生。猶記得碩一的研方課，上 課時氣氛凝重，下課時則是一陣胃痛，但也唯有經過這樣的洗鍊，才瞭解自己在 面對知識的殿堂，總是得抱持著如履薄冰的態度，謝謝老師引領我進入研究的大 門。 接下來則是要感謝台大圖書資訊學系 林珊如老師。雖然我離大學時期已有 段距離，但是當初在詢問老師是否願意擔任口試委員時，老師不經思索便欣然同 意，在口試過程中又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議，使得這本論文更加完整，在此謝謝老 師的指導。 當然我還要感謝台大圖書資訊學系 陳書梅老師。從大二開始，我就擔任老 師的助理，從老師身上因而亦學到許多東西，老師時常給予我心靈上的輔導，就 像是我的良師益友，對於老師的感激之情，是難以用言詞形容的。 另外，我要感謝政大新聞所的同學，感謝張蓓琳同學，平日總是容忍我的玩 笑，而在我口試之際，卻仍願意做我的書僮，幫我打理一切事務，以及在 LA 遊 玩時，受到你親戚的照顧；感謝姿嫺，在妳論文迫在眉梢之際，卻仍出席我的口 試場合，幫我錄音；感謝國庭，在我在忙論文的同時，卻仍作為我持續運動的好 伙伴；感謝白妹、光瑩、倩如、秀亞、安駿、佳寧，平日不時聽我訴說寫論文時 遇到的瓶頸，彼此相互打氣、勉勵，以及海寧和盈帆，在碩一、碩二時共同熬過 痛苦讀書的日子。 在此，我還要特別感謝王慧瑛小姐、黃怡筠小姐、昱瑩、煒玲、新柔、思慧、 光偉，以及所有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這本論文若沒有你們大力相助，絕對無法
在預計時程內完成，十分感謝你們無私的付出；另外，則是我當兵時期的好友們： 宗翰、儒霈、宗健、臆仁、彥霖、淵淇，謝謝你們這段期間一直容忍我拒絕你們 的邀約。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母親，在我寫論文的過程中，包容我因為日夜顛倒、生 活作息不正常而影響您的睡眠品質，謝謝您對於我無私的奉獻與關愛。
摘要
摘要
摘要
摘要
有別於傳統新聞學研究探討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因礙於研究對象的 預設限制，因而相關研究大多僅探討記者如何與消息來源培養、鞏固、強化及修 補關係，對於記者如何尋覓至消息來源卻少有著墨。有鑑於此，本研究試圖跳脫 以往僅以政治人物或公關人員作為研究對象，乃以低社會能見度之小人物作為消 息來源，試以探究記者在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的過程中，如何運用環境周遭的物 質工具及人際關係網絡等中介資源以達成任務。 透過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方式，本研究發現記者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乃是一 種富涵新聞機構性的行為，在尋人初始階段，記者乃會對於尋找何種類型的小人 物存有特定假設；然而，假設的形成並非全然由表徵系統進行控制，而是一循環 建構的過程；另一方面，在新聞常規的作用之下，本研究發現小人物新聞乃需與 其他新聞類型進行版面競爭，此時，在突發新聞不可獨漏的情況下，又需兼顧因 時事議題所發展的小人物專題，記者乃會利用傳播或資訊科技工具來縮短一般新 聞的處理時間，進而延長小人物新聞資訊素材的蒐集時間；再者，新聞常規亦會 造成小人物新聞遺漏的現象產生，而記者亦會適時選擇特定傳播或資訊科技工具 以彌補小人物新聞遺漏的缺口。 除此之外，人際關係網絡更是記者尋人不可或缺的資源之一。本研究發現記 者在選擇資訊中間人時，乃會依據雙方之間的關係特質，以形成各式不同策略來 與資訊中間人應對，藉以獲取尋人線索或相關資訊素材，尤其記者乃會利用與自 身擁有弱連結關係的資訊中間人，作為新資訊擷取與流通的橋樑，而利用強連結 關係作為與這些弱連結關係資源交換的籌碼。 綜言之，記者尋人行為乃是一種「配置型智能」的展現，將原先大腦所需承 擔的認知負荷交由環境中各式中介資源分散處理；另一方面，記者尋人行為更加 蘊含「行動中思考」之過程，任何中介資源的使用，乃是端視記者當下所處情境， 是否賦予記者視見中介資源之功能性用途。由此可知，記者尋人的知識即是展現 在記者審時度勢的功夫上，以適時運用環境周遭的中介資源，協助解決任務、尋 覓至小人物消息來源。 關鍵字 關鍵字 關鍵字 關鍵字：：：：尋人行為尋人行為尋人行為、尋人行為、、資訊尋求行為、資訊尋求行為資訊尋求行為、資訊尋求行為、配置型智能、、配置型智能配置型智能、配置型智能、、機緣、機緣、機緣機緣、、、社會網絡社會網絡社會網絡社會網絡
Abstract
As previous studies have emphasized on journalist-source relationship for a long time, they provide a jumping-off point for this study to divert from them.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subjects (politicians and public relations), most of those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how journalists develop, cement, augment and repair mutual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sources. However, the question of how journalists seek for their sources has been rarely discussed.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turn to low-status sources (i.e. ordinary people) and examine how journalists manipulate artifacts and social networks to seek for them.
This study conducted by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hows that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newspapers makes big impacts on journalists’ people-seeking behavior. At the first phase, journalists will be cultivated to form specific hypotheses for the type of sources they are seeking for. Second, it may cause ordinary people news necessary to compete with other news genres for news pages. Finally, it may also cause some of ordinary people news stories to be omitted. However, even though journalists’ people-seeking behavior is constricted to the social structure, they are still able to exercise their agency i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extend the time of newsgathering and to ensure all potential ordinary people news will be found. Moreover, those hypotheses for the people they are seeking for are not totally controlled by journalists’ representational systems either but constituted recursively.
In addition, social networks are also one of indispensable resources for journalists’ people-seeking behavior. According to research results, the factor that impacts journalists on deciding which intermediary they will ask help for is based on mutual 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ists will use weak ties to access new information and strong ties as a bargain chip to negotiate with weak ties for resource exchange.
In sum, during the process of people-seeking, journalists’ cognitive functions will be distributed and offloaded to the mediated resources in the situation in a cooperative way to ease the cognitive burden imposed on their brains. In addition, the usage of mediated resources also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journalists stay in, which enables them to perceive the function of each mediated resource. All in all, journalists’ knowledge of people-seeking behavior rests on how they consider the situation and manipulate mediated resources properly to solve their tasks.
Keyword: people-seeking behavior,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distributed cognition, affordance, social network
目次
目次
目次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問題意識………..…………5 第三節 小結與章節安排………..………..12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再論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15 第二節 再論「資訊尋求」…….………..……….……22 第三節 記者的尋人行為.…………...………....………....27 第四節 研究問題與架構……….………..………...51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56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59 第三節 研究步驟………..………..62第四章 資料分析
第一節 新聞機構性與小人物新聞產製………65 第二節 記者如何運用物質工具尋人………78 第三節 記者如何運用人際關係網絡尋人………91 第四節 小結………112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重要發現與討論………..115 第二節 對傳統資訊尋求理論的補強及新聞教育與實務的建議……..…120 第三節 研究反思與未來研究方向………..127參考文獻
……….132附錄 訪談題綱
………...142表目
表目
表目
表目次
次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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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64 表二 小人物消息來源定義.………...………..70 表三 行動者的資源及限制………....111圖目次
圖目次
圖目次
圖目次
圖一 記者尋人行為的本質內涵…..………11 圖二 研究架構圖………..………55 圖三 新聞產製作業流程圖………..………67 圖四 新聞記者尋人行為歷程圖………..………76 圖五 新聞記者尋人網絡圖………..………101 圖六 新聞記者尋人網絡修正圖………..………106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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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一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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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緒論
緒論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又到每周四《大學報》固定報稿單時間，一如往常，負責人物版的 採訪主任乃例行性召開「編前會議」，要求旗下每一位記者須提報 2 則當 周蒐集到的人物線索，記者同時須在上午 10 時前至「大學線上」（Uonline） 上稿系統輸入線索內容。採訪主任將依據線索單，逐項詢問記者有關該 新聞人物的特點與故事性，以及預備採訪的切點及面向等。 第二天中午，《大學報》則召開例行檢討會，針對上周刊物進行檢討； 而在下周一下午 4 時前，記者須至系統上傳當期刊物的初稿稿件，並於 當日幹部會議結束後（約莫晚間 7 時），由採訪主任監督記者進行改稿與 補採作業；最後，在周三下午 4 時前上傳二稿，並在當晚 6 時 30 分進行 最終改稿作業，直至完成為止，一周的新聞工作才宣告結束。 由於人物版當初設計走向係以專題人物為主，因此，在工作分配上， 乃以兩人一組方式，每周由不同組別輪流負責主題發想及尋找與主題相 符人物之工作；其餘未輪值記者則不受此限，可自由選擇人物，當然手 中若有符合當周主題之人選，亦可協助提供線索或直接撰寫。 對於《大學報》人物版而言，它所關注的「新聞人物」乃是各大專 院校的大學生，然而並非所有大學生皆可成為新聞人物，這些新聞人物 的共同特徵，係在於他們雖非公眾人物，擁有一定知名度與能見度，但 身上卻有若干可作為新聞報導所需的素材，同時也因他們不具知名度， 故亦增加《大學報》記者尋人的困難度。 有鑑於此，在茫茫人海中，新聞記者究竟要怎麼做，才能在每周截 稿前夕，找到至少 2 位符合專題主題的新聞人物，完成組織託付的任務？以上案例，係為一個大學實習報紙人物版記者一周的工作流程，其中又涉及 新聞人物搜尋工作。而《大學報》作業方式雖與一般平面媒體不盡相同，但作為 一實習刊物，在若干程度上，仍希冀創造出與職場工作相似氛圍，以利於學生預 先體驗及模擬新聞產製實際作業流程，因此，《大學報》可視作是平面媒體的縮 影，進一步亦可知新聞人物搜尋工作乃是記者日常任務的重點之一。 我們看到《大學報》案例主要展現的是記者「尋人行為」（people-seeking behavior），所謂「尋人行為」係指記者在新聞組織設定的結構框架中進行新聞人 物的搜尋工作，以求獲取新聞內容素材，因此亦可稱作是一種「機構性資訊蒐集 行為」（institutionalized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此種機構性資訊蒐集行為的 特徵，即是反映出新聞組織在空間與時間面向上進行操控的結果（Tuchman, 1979），例如在空間面向上，每位記者在學期初即被指派特定數量及地域範圍的 大專院校，換言之，尋人範圍已侷限在這些採訪區域中，一旦超過記者管轄範圍 之外，即便有符合主題的新聞人物，記者亦未必能察覺；另一方面，在時間面向 上，《大學報》則是在每一項工作項目中皆明訂稿件繳交期限，一旦記者未如期 交付作業，亦有相對應的獎懲辦法。從本案例中可知，《大學報》記者實際尋人 時間乃十分有限，於周三晚間仍在處理當期刊物稿件之際，隔日上午 10 時前， 又須將下一期刊物的人物線索呈報至《大學線上》系統中。 由此可知，在新聞組織機構性的作用之下，在空間面向上，乃清楚劃分及限 定記者採訪的責任區域與駐守地點，此決定了記者觀察的方向，進而凸顯出特定 新聞人物，同時亦遮蔽了若干人物；另一方面，新聞組織為控管新聞產製流程， 在時間面向上同樣亦進行操控，此又致使記者尋人時間不斷受到壓縮。實際上， 新聞的生命週期十分短暫，因此記者的尋人行為不同於一般常人，可漫無止盡地 進行搜尋工作，尤其當新聞場域由實習刊物轉換至一般平面媒體時，新聞產製的 週期更由一周縮減至一日。有鑑於此，記者的尋人行為必須設定停止點，套用經 濟學術語，一旦超過停止點而仍未停止尋人動作，邊際效用將會不斷遞減，縱使
最終記者可獲得完整精確的線索資料或是找到搜尋對象，皆將因超過截稿時間而 終至徒勞無功。 另一方面，從《大學報》記者尋人過程中，也可隱約看到記者尋人除受空間 與時間因素限制外，採訪對象本身的特性亦是考量因素之一。這些採訪對象未必 是赫赫有名的公眾人物，也未必與記者原本就相識。也許他們在校園中是風雲人 物，但記者若非該校學生，亦無法知悉他們顯赫的事蹟；另一方面，記者在最初 進行報導時，引用的人物或線索，也許可從身旁的親朋好友下手，然而在《大學 報》要求每周須提供 2 則人物線索的狀況下，記者身旁具新聞價值性之人物或認 識這些人物的朋友，總有消耗殆盡的一天，此時，便促使記者得繼續搜尋及開拓 那些素昧平生的人物，而本研究亦稱這些不具知名度、與記者不相識的採訪對象 為「小人物消息來源」。 由此可知，我們不難想像在空間與時間因素的限制下，這些默默無名的消息 來源無疑又增加記者尋人的困難度。記者必須在有限的時間下，完成組織所交付 的採訪報導任務，倘若採訪對象又不具知名度，且與記者之間互不認識，則其中 勢必牽涉到若干知識策略的運作過程，方可使記者成功尋獲這些消息來源。 事實上，記者尋人工作孰非一件易事，必須仰賴他們的知識，以知曉周遭環 境中究竟蘊藏哪些有用的工具資源，抑或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日，適時善用網際 網路或電子資料庫，以作為尋人線索發掘的管道；另一方面，除工具、科技的輔 助外，人脈資源更是不可或缺，人脈經常被記者視為是重要的工作資產，然而人 脈亦非無中生有、憑空出現，必須仰賴記者長時間的積累與佈線，有時甚且因採 訪對象的不同，人脈的培養亦有所差異。例如採訪對象若是一般不具知名度的小 人物（如《大學報》人物版中引述的「大學生」），在尋找過程中即已考驗記者的 能耐；其次，這些小人物的重複性利用價值，實際上，又不如其他類型的消息來 源高，例如政治人物因佔有特殊社經地位，並且時常進行佈樁以廣結人脈，因而 可持續提供記者源源不絕的資訊素材；相較之下，小人物本身則較缺乏人脈資
源，故在每一次的小人物報導任務中，記者鮮少可藉由這些小人物消息來源繼續 開拓其他採訪對象。由此可知，對於一般平面記者而言，找人實在具有一定程度 的挑戰性，更何況《大學報》記者在實務經驗不足的情況下，又須在時限內找到 適合的小人物採訪對象，無疑更是一項艱難的考驗。 有鑑於此，本研究乃欲深入新聞場域，藉以探究新聞記者在尋找小人物消息 來源時，背後涉及的知識策略為何。當然本研究聚焦在小人物消息來源，並非意 指目前新聞報導的素材提供乃以小人物居多，事實上，目前新聞的主流仍以政治 及社會新聞為主，小人物新聞所佔的比例乃有限；然而，倘若新聞記者皆習於以 蹲點的方式守候採訪對象，一旦面臨職務輪調，或新聞組織重新調配任務時，如 中央社在 2009 年 3 月增闢《今天的台灣英雄》專題，即以報導台灣默默無名的 小人物為主，則記者若未能掌握尋人背後的知識技能，在接獲任務的當下亦將舉 足無措。 研究者即發現《大學報》人物版記者在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時，常有感於人 脈資源不足或不擅於利用工具與資訊科技，以致於在實際執行任務過程中，屢屢 遭遇挫折，卻又不知如何改善現況，甚且時常在報線前夕或截稿當下，才勉強「生」 出新聞來，找到可刊登上版面的新聞人物。這群記者在進入職場後，同樣亦將面 臨相同窘境，新聞機構要求記者一進入職場，就須立即上手，記者幾乎未有充裕 時間進行佈線，一般僅能透過做中學方式，或向資深記者請較如何找出「新聞點」 1 ；但多半時候，資深記者的尋人策略亦未必能在菜鳥記者身上重複演練，有時 這些尋人策略因涉及若干看似枝微末節的執行步驟，但因資深記者記憶不正確或 認知偏誤之故，以致於選擇性陳述自身認為重要的部分，無法完全詳述尋人過程 中所暗藏的玄機竅門。而在一路碰撞的過程中，菜鳥記者最終雖能逐漸掌握尋人 的要領，但從生手邁向專家之路的過程卻也備嘗艱辛，耗費許多時間成本。 1 在此指涉具有新聞價值性人物，或可為具新聞價值性事件提供意見、建議，以及可佐證記者論 點、駁斥主流或另類觀點之人物。
對此，我們可知在新聞記者尋人背後，實際上乃是涉及許多綿密且複雜的知 識策略，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們對於記者如何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的所知仍是有 限，主要乃因記者尋人行為所涉及策略性知識部分，通常仍以一種默識知識（tacit knowledge）的形式存放在各個記者的腦中，並不如組織規範一般清晰可見，即 便記者本身亦有可能對於成功尋人的奧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準此，本研究關心的核心問題是：
新聞記者在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時，
背後涉及的知識策略究竟為何？
進一步根據上述核心問題，又可發展出下列三項延伸子題： 一、 記者尋人時，與機構情境互動之下，展現出何種機構性特性？ 二、 記者尋人時，如何運用物質工具來蒐集尋人線索？ 三、 記者尋人時，如何運用人際關係網絡來蒐集尋人線索？ 整體而言，本研究目的有以下三點： 一、 希冀探究記者如何突破組織機構性的限制，以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 二、 希冀探究記者如何運用工具及人脈資源，以蒐集人物線索； 三、 試圖將記者尋人行為中所涉及默識知識部分外顯化，以釐清相關知識脈絡。第二節 問題意識
接下來讓我們再看另外二則由線上記者所撰寫的報導案例，透過這二則案例 可使我們一窺一般常人的尋人行為，進而對於「尋人行為」的概念意涵有初步的 理解：98 歲的新竹縣民古雲榮，懸念幼年送人當養子的胞弟及其後 代，寫信向高雄縣長楊秋興求助；民政處在七天的管制期限內，憑 著一紙日據時代戶口調查資料影本中記事欄的收養線索一路追 查，幾度峰迴路轉後，終於達成任務，找到住在台北唯一侄女，雙 方昨天電話聯繫，將擇期會面2。 四年前，雲林縣台西郵局收到一封來自日本大阪「關係電力株 式會社」信件，收件地址是「台灣台南州虎尾郡海口庄海口一四五 之一號」，收信人是「陣祺炎」。在歷經一甲子後，日據時期舊址 早已不在，時任郵局稽察員的丁滄源負責「無法分區」信件，靠著 詢問一名八十多歲的耆老及一名教師，終於查到收信人後代住址， 立刻以限時掛號寄送3。 上述二則案例皆涉及「尋人」（people-seeking）任務，在案例一中為一名因 思念從小遭家人送養，至今已分離數十載、音訊全無的胞弟，故委由戶政人員協 尋查訪其胞弟及其後代下落之事件；案例二則是一封印有日據時代地址的信件， 在歷經時代更迭交替後，該址迄今已不可考，然而在郵差鍥而不捨地追蹤下，終 於將「死信活投」，成功聯繫至收件人後代，圓滿達成這項尋人任務。上述二則 案例，看似曲折離奇、充滿故事性，實則在日常生活中卻處處可見尋人的蹤跡， 舉凡警察機關為家屬協尋失蹤人口、獵人頭公司為企業搜尋頂尖人才、系譜學家 為口述歷史研究尋訪地方耆老...等，就連你我都曾有過為了一個失聯已久的同窗 好友，而四處打探及搜尋他／她的下落。由此可見，生活中尋人的案例幾乎可說 俯拾即是，甚且各行各業中多少亦可察覺到尋人的痕跡，尋人儼然可視為是當代 社會的一種慣常現象。 當然新聞工作亦不例外，由於記者無法在第一時間內觀察到所有新聞事件， 2 引自《聯合報》2008.05.07，C2 版，「戶政科員的 超級任務」 3 引自《聯合報》2008.10.20，A1 版，「一則新聞 催生海角七號」
因而必須藉由消息來源之力來獲取新聞素材（Sigal, 1986）。由此可知，消息來源 對於新聞工作的完成實具有一定程度之重要性，其扮演記者與新聞素材之間的中 介橋樑，提供記者近用資訊的可能性，而新聞記者日常工作重點之一，即是在尋 覓適合的消息來源，以從中蒐集新聞任務所需的素材資料。Gans（1979: 116）即 曾指出：「新聞從業人員的首要工作，即是須能分辨出哪些人可作為消息來源， 並剔除不是的百分之九十九」，易言之，尋人乃是新聞記者每日須面對及處理的 重要課題。 儘管如此，過去在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互動關係的討論中，新聞學理論雖已 累積大量文獻，然而實際上，對於記者尋人行為卻鮮少有所著墨。尤其傳統研究 大多將消息來源設定在政治人物（Gieber & Johnson, 1961; Grossman & Rourke, 1976; Larsson, 2002; Mancini, 1993;Miller, 1978; Strömbäck & Nord, 2006）與公關人員（劉 駿州，1995；Cantelmo, 2001; Charron, 1989; Ryan & Martinson, 1988）等二類人物上， 一般而言，政治人物多半有固定出入的場所，記者通常僅須蹲點採訪即可；另一 方面，公關人員則是會主動供稿，不需記者主動尋覓。因此，以往研究不乏聚焦 在記者如何維持、強化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抑或當關係破裂時，如何進行修 補，以期可持續維持雙方之間資訊管道的暢通，自然而然，對於新聞產製流程的 最前端，即記者如何尋找消息來源的討論付之闕如。 不過，既然尋人在日常生活脈絡中已隨處可見，則對於尋人本質的討論乃須 有一明確的論述及說明。以往對於尋人的想像，主要出自於尋人者本身因有一動 機需求，故啟動後續尋人任務以滿足此一需求。如在案例一中，一名思親的老翁 因情感慰藉需求，因而欲尋找失散多年的胞弟以重溫兒時記憶；而在案例二中， 則是一名郵差為解決工作任務需求，遂展開尋人任務，希冀將郵件送至收信人手 中；抑或是記者為完成新聞任務而尋覓消息來源等。由此可知，尋人任務的啟動 乃是建立在動機需求之基礎上，無論是為了敘舊、聯絡感情、解決問題...等，且 尋人係為一目的性行動，以目標對象的尋獲作為行動最終是否完成之依據。
基於上述對於尋人行為的了解，可發現尋人與資訊尋求行為（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之間係存在若干相似之處。資訊尋求行為本身係指涉個體在面 對一特殊問題情境時，因知識狀態發生異常現象，故衍生出一種對於資訊渴望的 需求，並為一種有目的性地尋找資訊以降低內心不確定感、滿足資訊需求之行為 （Brown, 1991; Case, 2002; Krikelas, 1983; Wilson, 1999）。若基於此，則尋人及資訊 尋求行為的共通點即在於兩者皆假定行動的開展乃源於需求的刺激，且行動皆具 有目的性，須憑恃最終目標物的尋獲來滿足需求。爰此，尋人行為本身亦可視為 是資訊尋求行為的一種。 有鑑於此，本研究遂轉向至圖書資訊學領域，希冀援引資訊尋求理論以補足 傳統新聞學理論不足之處。基本上，資訊尋求理論歷經典範轉移過程，最早係由 系統典範轉向至認知典範，其中認知典範又承襲認知科學中資訊處理典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之認識觀，將資訊尋求行為視為是一問題解決
的過程（Wilson, 1999），故強調資訊尋求者內在心智如何對於問題進行定義，以 及對於表徵系統如何施加運作，因而內在表徵的優劣又決定資訊尋求行為的成功 與否，以及最終資訊品質的良窳。而此時即便已有不少學者倡議納入「情境」因 素進行探討，但在操作上仍是流於儀式性召喚，不乏將情境視為是各個可拆解且 獨立的變項進行處理（Dervin, 1997），而非深入探討情境與資訊尋求行為之間的 細微脈動；直至近期，方才有學者融合認知取徑與社會取徑二者，探索行動者如 何與情境之間互動以達認知延伸（extended cognition）功能之效果（Holland, 2006; Pettigrew, Fidel & Bruce, 2001），相關研究不乏以社會認知角度進入觀看資訊尋求 行為（Hjørland, 2002）。
有鑑於此，本研究在探討新聞記者的尋人行為時，亟欲跳脫傳統資訊處理典 範之認識觀，試圖在理論層次上尋求一典範的轉移，不再將尋人行為視為僅是由 個體內在認知結構所決定的結果，而是由行動者與外在物質工具及人際關係網絡 共同協力合作以解決問題的過程。
華視早年製播綜藝節目《超級星期天》曾推出〈超級任務〉單元，在當時深 受觀眾好評，成功為許多演藝人士找到求學時期的恩師、同窗、初戀對象及失散 多年親友等。節目搜尋特派員卜學亮曾有句家喻戶曉的名言：「凡走過必留下痕 跡」，此乃道盡在尋人過程中，尋人者首要工作係在「線索發掘」，必須盡可能蒐 集搜尋對象所遺留的蛛絲馬跡，方能藉由這些線索，啟動搜尋行動；倘若無任何 線索可用，則成功尋獲當事人的機會亦微乎其微。然而，線索並非儲存於尋人者 的腦海中，而是暗藏在周遭環境中的物質工具及人際網絡裡，如在案例一中，線 索即是由日據時期戶籍資料記事欄中所登載收養者姓名及相關戶籍地資料所構 成；而在案例二中，則係由信件上所登載寄件者商號、日據時期通訊地址及收件 人姓名，並配合地方耆老與教師口述資料交織而成。換言之，線索乃是座落在物 質工具及人際關係網絡之中，而良好的線索發掘能力更是取決於尋人者如何與周 遭物質工具及人際關係網絡之間相互協調、分工及合作的結果。 爰此，在認識論上的轉向，本研究欲借用「配置型智能」（distributed intelli- gence）觀點檢視記者尋人行為4 ，意即新聞記者如何透過外在物質工具及人際關 係網絡來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實際上，此一認識觀的轉變亦與 Holland（2006） 強調「認知延伸」及 Hjørland（2002）用社會認知角度觀看資訊尋求行為之理念 不謀而合。 4 本研究雖欲跳脫傳統資訊處理典範之框架，然而並非全盤否定其理論價值，配置型智能雖強調 智能不再座落於個體大腦或心智之中，但亦非將個體認知功能全然摒棄，Pea（1993: 50）即曾 言：「人們[仍是有在]執行認知功能」（people do cognition）（[ ]為研究者加註）。實際上，配置 型智能認為智能乃是彰顯在活動之中，每一個活動皆有其欲完成的目標，行動者在辨識可達成 活動目標之物質工具及社會關係網絡後，藉由共同通力合作的方式，遂能更有效率地完成任 務；於此同時，行動者亦對於事物衍生出一種新的意義理解，在下次使用工具時，更加熟稔工 具的操作方式，甚或不須工具的輔助，即可憑個人之力完成活動。由此可知，個體認知功能仍 是有其存在價值，只是傳統資訊處理典範過於注重個體內在表徵的重要性，強調一旦經由表徵 系統作用，即不受任何外力影響；相對而言，配置型智能則強調智能乃是行動者身、心與世界 共同運作和互動後所浮現的結果，因此活動結果必然隨情境而變化。倘若如此，則宜以一循環 系統來看待配置型智能，如同 Salomon（1993）指出，行動者在投入與外在中介活動資源互動 過程中，影響所及，不僅改變整體配置型智能系統之結構，進而又回頭重新塑造行動者個人認 知結構，致使行動者下次參與相同活動時的表現乃向上提升。
進一步當我們在談論尋人者如何與外在物質工具或人際關係網絡互動時，首 先，就物質工具部分，以往鮮少有研究關注行動者如何利用物質工具來尋人，如 同 Ramirez、Walther、Burgoon 與 Sunnafrank（2002，轉引自 Westerman, Van Der Heide, Klein & Walther, 2008: 753）所言：「科技的進步乃創造出許多可為一般人所用， 藉以搜尋其他人相關資訊之工具；然而對於工具的使用行為調查研究卻未有相對 應的浮現」。因而當我們在處理物質工具的問題時，首先，乃須探問物質工具究 竟承載什麼樣的物質性（materiality），致使尋人者能夠被邀請（invite）觀看到工 具的操作功能，進而最終促成尋人任務的有效完成。近年來，已有不少傳播研究 開始援引生態心理學家 Gibson（1979）「機緣」（affordance）觀點，藉此一窺人與 工具之間互動的堂奧（如 Hutchby, 2001；鍾蔚文、陳百齡、陳順孝，2006b），由 於機緣結合行動者主觀的感知功能及工具客觀的物質屬性二者，打破以往主／客 體二元對立關係，並視工具的使用功能隨行動者當下所處情境有所變動，如 Gibson 所言：「（機緣）…既非客觀的屬性，也非主觀的特性。…機緣乃同時指向 兩個方向，指向環境，也指向觀察者」（Gibson, 1979: 141）。故本研究透過機緣觀 點，將可瞭解尋人者在不同情境之下如何感知工具的操作功能，藉以從中發掘出 各式尋人線索。
另一方面，本研究亦欲向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及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 等理論借火。事實上，除工具之外，對於從事知識密集產業的工作者而言，人際
網絡更是不可或缺的資訊來源（Cross & Borgatti, 2004），而社會資本即是探討行
動者如何涉取及使用鑲嵌在社會網絡中之資源（Lin, 2001∕張磊譯，2005），其中
弱連結（weak ties）及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等概念，更有別以往側重封閉性
網絡結構，強調在開放性網路結構中，行動者可運用「橋樑」（bridge）來與自身
所屬社會群體之外的人相互聯繫，藉以帶動新資訊的流通及獲取初級團體所缺乏 的資源。其次，在探討網絡節點時，若根據六度分隔理論（six-degrees of separation） 概念，這個世界乃是由小世界構成，互不相識的兩人中間平均最多相隔五人（六
條連結線）即可產生聯繫，且串連節點之人必為雙方所共同認識之第三者 （Buchanan, 2003）。由此可知，這六人之間的連結即是由初始端連結至最末端的 最短路徑，亦是尋人者找尋搜尋對象的最佳路徑，因此尋人者若能辨識出最佳路 徑的存在，尋獲每一個能聯繫至最末端目標物之節點，致使各節點間相互距離最 小化，將可提升尋人效率。準此，本研究欲透過社會資本及社會網絡等微觀層次 分析基礎下，希冀為尋人研究另闢一研究蹊徑，提供不同的思維理路。 綜上所述，研究者進一步歸納記者尋人行為的本質內涵（見圖一）。首先， 記者尋人行為係為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的一環，並且由於該行為發生在新聞 場域之中，因此無可避免受到新聞機構的影響，展現出若干機構性的特性；其次， 尋人行為又與資訊尋求行為有部分相似之處，然鑑於傳統新聞學理論並未對於記 者尋人多加著墨，因此研究者遂轉向圖書資訊學領域，向資訊尋求理論借火。藉 由認識論層次的討論，我們可知記者尋人行為已無法單純用認知典範觀點進行解 釋，而是須融合社會取徑觀點，意即問題的解決無法僅憑恃記者個人之力，而是 須仰賴環境周遭的中介資源共同協力；最後，中介資源的運用更須視「情境」而 異，因此記者尋人所涉及的知識策略即是展現在其如何因應及洞悉各式情境的差 異，進而協調不同情境目標限制，以辨識、使用及連結當下最有利的資源完成任 務。 資 訊 尋 求 行 為 記 者 尋 人 行 為 圖一 記者尋人行為的本質內涵 1. 依循新聞機構特性 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 2. 仰賴中介資源（如物質 工具、人際網絡） 3. 辨識、使用及連結中介 資源
第三節 小結與章節安排
記者尋人行為研究的重要性係在於尋人雖已是當代社會中慣常的現象，但在 理論層次上的討論，卻近乎付之闕如的狀態；另一方面，則是在新聞實踐的場域 中，新聞記者若未能掌握尋人背後所涉及的知識要領，亦無法在截稿期限內，順 利完成組織所交付的任務。由此可知，記者尋人行為研究的開展即是用以作為構 連理論與實務之間的橋樑。 綜合本章第一、二節的討論，我們可知記者尋人行為可說是一種機構性的資 訊尋求行為，在新聞機構的作用下，記者尋人受限於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兩者共 同決定記者尋人的方向以及終止的時間，進而在機構情境的框架下擷取消息來源 身上的新聞素材。然而，我們並不能將尋人行為與資訊尋求行為完全劃上等號， 畢竟人與資訊之間仍是有落差，尋人所探討的是尋找人身上的資訊素材，人是資 訊的載體；而資訊尋求則是著重資訊本身，當然這些資訊仍是有存放的載體，只 是傳統資訊尋求理論大多將焦點置放在圖書館、資料庫及網際網路等載體上，而 這些載體與人之間最大的差異即是在於後者具有高度變動性，如同第二節案例 一、二所示，人會不斷進行遷徙移動，甚或因失蹤、病殤等因素而消失、無法尋 獲；相較之下，紙本及電子資源則偏屬靜態，每筆資料款目皆已預先建立詮釋資 料（meta-data）檔案，除非人為刻意更動、刪減，基本上，使用者皆可利用資訊 系統搜尋至實體資料典藏位置或電子檔案連結。由此可知，尋人行為本身有其特 殊性，不可完全與資訊尋求行為混為一談，因而本研究僅在認識論的基礎上符合 資訊尋求理論中的社會認知取徑，但實際在理論援用部分，則借用配置型智能、 機緣、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的觀點來解釋記者尋人行為。 整體而言，本研究對於記者尋人行為的討論，係在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 的架構下進行，探討記者如何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其中，記者尋人行為與資訊 尋求行為之間係存有若干相似之處，因此，在第二章文獻探討部分，本研究乃先就以往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研究及資訊尋求理論，各自對於尋人研究有何貢 獻與啟發之處，以及這些研究或理論不足之處進行討論；同時記者尋人行為本身 亦有其獨特之處所在，為一種富涵新聞機構性的行為，在尋人過程中不時彰顯出 記者與機構情境相互作用的痕跡，因此，第二章第二部分則是就新聞機構情境如 何影響記者尋人行為進行探究；另一方面，記者尋人行為又大量涉及與外在物質 工具及人際關係網絡等中介資源互動之過程，尤其當記者在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 時，由於採訪對象不具知名度且與記者之間不相識，因此記者勢必得利用環境周 遭的中介資源來蒐集尋人線索，藉以尋覓小人物消息來源；而記者尋人不僅止於 利用中介資源，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不同情境之下，辨識中介資源不同的功能用 途，抑或知曉哪些人有能力且有意願能提供協助，以期順利完成任務。因此在探 討記者與外在中介資源互動時，本研究又導入機緣理論進入觀看；另一方面，在 討論記者與人際關係網絡互動時，則導入社會資本及社會網絡等觀點。 最後，在第三章研究方法部分，本研究有別於以往僅採用深度訪談方式，乃 輔以參與觀察方法，以期能深入田野之中，完整蒐集記者尋人行為的實徵資料。 而在深度訪談部分，亦配合關鍵個案的方式進行，希冀透過個案的方式，呈現記 者在關鍵性的小人物報導中係如何與物質工具或人際網絡互動。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
本研究在第一章中即闡述本研究核心問題：記者在尋人時所涉及的知識策略 為何？對此，又延伸出三項子題：首先，我們了解記者在尋人時無可避免會與機 構情境發生作用，並在空間與時間面向上受機構情境的箝制影響，有鑑於此，本 研究乃欲針對記者尋人時所依循的新聞機構特性進行說明；其次，本研究在認識 論上乃進行轉向，由此可知，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再端視於記者個人心智與認知功 能，而是仰賴周遭環境資源的大量運用，因此本研究遂進一步闡述記者如何運用 物質工具資源及人際關係網絡資源，以協助蒐集人物線索。而這三項子題又共同 指涉社會學理論長久關心的一項議題，即：結構與能動性（agency），意即機構 情境係為影響記者行動的結構因素，而記者尋人的知識策略即是彰顯在其如何運 用中介資源來突破結構的限制，尤其在機構情境之外，有更多不同的情境目標限 制，而記者若能在第一時間融合不同目標限制，並選擇與判斷最有利的資源來完 成任務，此即為本研究最終所稱尋人知識之所在。 而在章節安排上，本章共分為四小節，第一節由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 談起，既然記者尋人行為係置放在其如何尋找消息來源的架構下進行，故研究者 乃欲重新檢視傳統新聞學研究，希冀從中獲得啟發，以作為本研究後續開展之基 礎，進一步本研究亦對傳統研究進行反思，以探究其不足之處；其次，在第二節 中，因尋人行為與資訊尋求行為有部分相似，故本研究乃耙梳資訊尋求理論，針 對該理論中典範變遷過程進行探討，進一步歸納出不同典範變遷階段，對於尋人 行為又有何啟示；再者，在第三節中，則是回歸上述提及的三項研究子題，針對 記者尋人行為本身進行論述，包括新聞機構性與中介資源運用等，並且導入機 緣、社會資本及社會網絡等觀點，作為探究記者如何辨識這些中介資源功能性用 途之論述基礎；最後，在第四節中，則依據前三節文獻探討之內容，提出本研究 的研究問題及研究架構。
第一節 再論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
本節擬從新聞記者日常工作及與消息來源9
之間互動關係試論之，藉以突顯 尋人行為係為記者平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任務要項之一。基本上，記者與消息來 源間的互動關係一直以來皆為新聞學研究戮力關注之課題（Gieber & Johnson, 1961; Grossman & Rourke, 1976;Larsson, 2002; Mancini, 1993; Miller, 1978; Strömbäck & Nord, 2006; Wolfsfeld, 1984, 1991），一般認為，新聞工作係為一種大量涉及與人 互動的行業（喻靖媛，1994；喻靖媛、臧國仁，1995；臧國仁、鍾蔚文、楊怡珊， 2001；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陳順孝，1997），無論是與同業、同事、上司 或其他消息來源等往來交流，藉由人際互動之過程，記者最終乃可獲取新聞報導 所需之資訊素材，完成組織交付之任務。而國內外研究亦證實，新聞報導中約有 超過一半的比例來自於消息來源，僅有少數新聞素材是由記者自身主動發掘與蒐 集（Tanner, 2004；喻靖媛，1994）。 既然新聞記者須依恃消息來源以獲取所需的新聞素材，則平日應有大部分時 間花費在與消息來源接觸及互動上。由於國內以往不乏有論文針對記者與消息來 源之間互動關係模式及研究發展脈絡進行歸納整理（如喻靖媛，1994；羅玉潔， 2003；黃彥祥，2005），有鑑於此，本研究不再一一贅述，直接進入傳統研究與 記者尋人行為相關部分的探討；另一方面，則是對於傳統研究進行反思，藉以探 究其中是否仍有未善盡之處。 9 就消息來源一詞定義，Gans（1979: 80）指出，消息來源係指：「記者觀察或訪問的行動者，包 括在廣播中出現的受訪者，或雜誌文章中被引述的人，以及那些僅提供背景資訊或故事題材 者」；鄭瑞城（1991: 41）則將消息來源分為廣、狹二義。就廣義而言，消息來源泛指：「能作 為新聞素材的任何資料，...是新聞記者透過人物訪問、蒐集之文件和觀察而得」；而就狹義面， 則單指人物。歸納上述各定義，可知凡可提供記者新聞素材者，皆可稱為消息來源。對此，本 研究則將資訊來源（source）與資訊管道（channel）二者進行區分，消息來源在此係指最終在 新聞報導上呈現之新聞當事人或關係人；而若僅是提供線索，指引記者尋獲消息來源者，則稱 為資訊中間人（intermediary），如社福團體提供家暴線索，以使記者可採訪到家暴婦女。
一、 傳統研究對於記者尋人行為的啟示
歸納以往研究，可知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不外乎分作對立模式 （Adversary Model）及交換模式（Exchange Model）二類（Gieber & Johnson, 1961; Grossman & Rourke, 1976; Manning, 2002）。其中，就交換模式觀點，可知記者與消 息來源的互動，係出於雙方身上皆擁有對方所欲之資源，因而衍生出一種彼此相 互依存的關係（Grossman & Rourke, 1976; Larsson, 2002; Mancini, 1993; Wolfsfeld, 1984, 1991）。 若基於此，可知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展開互動之目的，主要即是希冀獲取消 息來源身上的資源。同理可證，記者啟動尋人行為的目的，亦是欲獲取消息來源 身上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即是可用以作為輔助報導寫作的新聞素材。 另一方面，記者與消息來源雙方雖為達互利情事，因而展開互動交流以擷取 對方身上的資源，然在互動前夕，彼此仍是會預先評估對方身上究竟擁有何種有 利於己的資源，方才決定是否採取行動。如 Grossman 與 Rourke（1976）指出記 者與消息來源在互動之前，係會依據對方的需求、擁有的資源，以及可能採取的 行動，來決定是否及如何與另一方進行互動；Wolfsfeld（1984, 1991）的研究則歸 納出數項影響記者與消息來源雙方資源交換之因素，包括資源價值性、稀缺性10 、 組織地位11 及可信賴度等。由此可知，在記者尋找資源的過程中，又涉及到「資 源辨識」的問題。 整體而言，從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可發現到若干對於記者尋人行為的啟發， 研究者試歸納出下列二點： 10 資源稀缺性係指新聞素材是否僅為特定消息來源所獨有，無法從他人身上獲取，以致於具有 不可替代性，以及該新聞素材對於記者而言是否具有必要性與不可取代性等。 11 組織地位係指消息來源乃會依據記者背後的組織權力，選擇性地將訊息透露予較具聲望的媒 體；反之亦然，記者亦會從消息來源背後的組織來評斷該消息來源是否值得引述。而此亦符合 Gans（1979）「易得性」（availability）原則，認為「權力位置」乃為記者與消息來源相互挑選 對方的因素之一。
（一）記者尋人是一種尋找資源的過程； （二）記者在尋找資源的過程中，又涉及資源辨識的問題。
二、 對於傳統研究的反思
若綜觀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相關文獻，可知該議題在新聞學領域業已有 長足的發展，成果亦十分豐碩。然而，本研究發現以往研究仍有若干不足之處， 試以歸納下列二點：（一）
忽視物質工具與人際關係網絡等中介資源
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研究雖已累積大量文獻，並發展出若干互動模 式，然先前研究對於「消息來源」概念仍多侷限在主流、正式的消息來源上，尤 以政治人物及公關人員等二類為主。其中在政治人物方面，又可再區分成不同的 類型，例如市政官員（市議員、市政經理及市政規劃員）（Gieber & Johnson, 1961）、 美國總統及白宮官員（Grossman & Rourke, 1976）、國會議員（Mancini, 1993;Miller, 1978）、地方政府官員（Larsson, 2002）、議員選舉候選人（Strömbäck & Nord, 2006） 等，僅有 Wolfsfeld（1984, 1991）跳脫政治人物框架，以異議團體領袖作為研究 對象。然整體而言，研究對象代表性仍是不足，此又牽涉研究外部效度問題，對 於既有互動模式是否可全面推論至其他類型的消息來源，適用於新聞記者與各式 消息來源類型互動狀況，目前仍須持保留態度。 至於在非主流、非傳統消息來源部分，Strentz（1989）曾列舉非傳統消息來 源類型，包括：（1）精確新聞報導；（2）少數團體與褫奪公權者；及（3）恐怖 份子等，皆屬該範疇之中。其中第二、三大類係屬弱勢族群及社會邊緣人物，其 不同於記者一般透過記者會、選舉造勢晚會或公關稿等方式，可輕易獲取之新聞 素材，這些人物通常隱身在社會看不見的角落，屬低社會能見度者，必須靠記者主動、深入地挖掘，方能將他們的故事一一呈現於讀者面前。 至於這些少數團體、弱勢族群或社會邊緣人物等非傳統消息來源，其對於新 聞媒體之重要性，及所提供新聞素材之價值性，基本上，並不亞於一般具有高社 會能見度之消息來源，原因可分為下列三點：第一，上述人物的生命故事反映出 若干真實社會的失序現象、病徵，及亟待解決的問題，部分時候這些人物的生命 經驗甚且與一般大眾相似，藉由閱讀這些人物的故事，乃可喚起讀者的共鳴與反 思；反觀具有高社會能見度者，由於居高社經地位，多為菁英論述的意識型態， 言談內容較無法貼近一般常人生活；第二，作為一社會公器角色，媒體本就有義 務肩負起推動民主社會發展之責任，應確保少數團體有近用媒體之機會，而藉由 這些少數、弱勢團體的另類聲音，更可突顯出政府施政效能不足之處；第三， Larsson（2002）曾指出記者與消息來源（政治人物）之間對於新聞價值性之定義 係存有若干歧異現象，前者視政治人物醜聞、濫權等事件為具有價值性之新聞要 素，後者則視可提高自身知名度、形象之新聞為“好”新聞，因而在雙方歧見之 下，資訊流通必將產生不對稱情形，消息來源僅願意透露對於己方有利的訊息， 此時，若能透過非傳統消息來源之意見來平衡報導，俾能彌補記者無法從主流消 息來源那方獲得重要訊息之憾。 而一旦研究對象轉換至非主流、非傳統消息來源，由於其不同於主流消息來 源具有高社會能見度，或有固定出入場所、特定著名的隸屬機構，加以與新聞記 者之間平日又未有任何的接觸，因而亦未存有任何人情關係，抑或背負另一方的 人情債需要償還12 ，此時便突顯出物質工具及人際關係網絡作為記者尋人行動中 介的重要性，唯有透過這些中介資源的輔助，記者才能蒐集到尋人線索。 若基於此，記者在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過程中，因須藉助物質工具與人際關 係網絡之力來尋覓這些消息來源，因而記者尋人行為亦由尋找消息來源身上的資 12 例如記者若與消息來源熟識，有時因怕得罪這些消息來源，而破壞得來不易的關係資源，因而 給予消息來源較多的版面或對其隱惡揚善；另一方面，則是消息來源為爭取曝光機會，或基於 與記者之間的朋友情誼，在人情壓力之下，不得不透露訊息。
源，轉向至尋找這些作為尋人中介的資源；其中，同樣亦涉及到這些中介資源的 辨識問題，因此記者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不再如同傳統研究的假定，僅須至特 定地點即可直接觸及到消息來源，進而獲取新聞素材（Tuchman, 1979; Mancini, 1993），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並非是一蹴可及的過程，在記者與這些小人物之間 係存在各式中介且指引尋人方向的工具或資訊中間人。
（二）
忽視弱連結關係的重要性
承上，以往研究對象由於以政治人物及公關人員為主，政治人物因屬高社會 能見度者，因此，基本上新聞記者不須付諸太多心力在尋人工作上，僅須至特定 場所蹲點守候，即可尋獲採訪對象，如 Mancini（1993）研究義大利政治記者與 國會議員互動情形，發現義大利政治及國會新聞的產製，主要集中在眾議院殿堂 上，記者平日則花費大部分時間守候在國會殿堂內，而政治人物亦深諳雙方互動 遊戲規則，因此若欲釋放重大政治聲明，亦會選擇出席國會殿堂，以確保訊息能 透過記者散佈於大眾；另一方面，記者面對公關人員，更不須主動出擊，如同 Charron（1989）指出，記者與公關人員雖因互利而相互依賴，然而對於公關人員 而言，依賴記者的程度卻更勝於記者依賴他們，因而亦促發他們不斷散佈訊息予 記者。 由此可知，以往研究因礙於研究對象的單一性，因而在研究議題的討論上， 亦不乏侷限在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實際發生互動的面向，諸如雙方如何培養與強 化關係，以期可進行資源交換；如何避免關係破裂，以免造成資源交易停頓；關 係破裂後又該如何修補，以及如何維持自身與對方之間資源的平衡；另一方面， 記者由於長期在固定場合與政治人物不斷接觸，抑或與公關人員之間形成穩定的 供需平衡，久而久之亦逐漸熟稔，形成一強連結關係，記者依恃政治人物、公關 人員所提供的新聞素材，同時在政治人物、公關人員亦需要記者版面資源之下， 雙方遂不斷相互提供資源以使資源交易不致中斷，故以往相關研究亦不乏導出強連結關係在記者報導素材蒐集上乃優於弱連結關係（羅玉潔，2003）。 然而一旦跳脫傳統研究對象的框架，則首要問題即在於記者與小人物消息來 源之間係屬陌生人關係，基本上，並無任何特定場所，可牽引雙方相互聚合、接 觸、熟稔，以至於相互信任而產生資源交換行為；另一方面，傳統研究亦表示記 者與消息來源在進行資源交換前，須先辨識對方身上的資源是否符合己方需求， 方才開始展開資源交換行為。就主流消息來源而言，由於具有高社會能見度，記 者乃可輕易獲取消息來源相關背景資料，諸如消息來源所佔據的組織位置及人際 網絡關係等，從中判斷該消息來源所擁有的資源是否具價值性；但相對上，小人 物消息來源的資源辨識工作卻不易進行。換言之，當記者須尋找一位素昧平生， 又不具知名度之消息來源時，是否如同以往研究所指出強連結關係仍是扮演新聞 素材流通的關鍵，目前尚未有實證資料可進行佐證。
三、 小結
傳統記者與消息來源研究主要係由雙方實際互動的角度切入，探討記者與消 息來源之間資源交換的過程，然而傳統研究的侷限性主要在於其研究對象代表性 不足問題，無法關照各式消息來源類型，以致於現有互動模式是否可全面進行推 論乃遭受質疑。而一旦納入小人物消息來源的探討，則研究焦點亦將有所轉向， 本研究從記者尋人的角度出發，希冀替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研究另闢一條蹊 徑，提供有別於傳統研究的觀看視角，尤其記者在與小人物消息來源互動之時， 由於這些消息來源不具有高社會能見度，非如同政治人物時常出入特定場所，或 向公關人員一般會主動供稿，因此，新聞記者勢必得啟動尋人行為，方可與這些 小人物消息來源有所接觸。 另一方面，記者在尋人的過程中，亦非靠個人單打獨鬥，即可順利尋覓至目 標對象，乃須倚賴一般工具、資訊科技或資訊中間人的協助，方能有所斬獲。因 此，記者的尋人行為亦由尋找消息來源身上的資源轉向至尋找這些中介資源上；而尋找中介資源的過程中，又涉及到資源辨識的問題，倘若我們帶入物質工具／ 資訊中間人的討論，則資源辨識不再是辨識（小人物）消息來源身上的資源是否 具有價值性，而是在辨識這些中介資源上。 進一步，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探討結果，試圖歸納出小人物消息來源特有的 特質屬性： （一）小人物消息來源不同於主流消息來源，通常不具有高社經地位或高能見 度，在社會上亦不見得有發言的權利，因而他們身上的新聞素材通常是隱 蔽的，須待記者主動挖掘； （二）記者尋找小人物消息來源是一個依賴中介資源的過程，然而記者尋找主流 消息來源，卻鮮少依賴中介資源，通常僅須蹲點採訪，或待對方主動供稿 即可，因此就後者而言，幾乎談不上涉及任何尋人行為； （三）記者與小人物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通常在採訪完畢後就宣告結束，鮮少 同於主流消息來源，因其擁有豐富的人際網絡資源，可持續提供源源不絕 的資訊，因此記者亦會與後者不斷進行接觸； （四）記者與主流消息來源平日因互動緊密、頻繁，故亦形成強連結關係；然而 小人物消息來源因與記者互不認識，記者必須透過物質工具或資訊中間人 來尋找這些小人物，此時強連結關係是否仍具有資訊流通之優勢，目前並 無實證資料可佐證。 綜言之，以往研究對象不乏以政治人物或公關人員為主，因此研究亦強調雙 方關係之間的維繫、鞏固、強化、修補等面向；然而倘若消息來源轉換至一般不 具知名度之小人物，且又與記者互不相識之時，則記者勢必得花費心力在尋找符 合新聞價值性之小人物消息來源上，而其中勢必又牽涉到若干知識及策略運作過 程，因而值得本研究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第二節 再論「資訊尋求」
資訊尋求研究最早可追溯自 1916 年 Ayres 與 McKinnie 針對圖書館本身所進 行的各項調查研究。1920 至 30 年代期間，雖有部分研究持續進行，然因二次大 戰出版限制因素，至 1948 年，英國皇家學會科學資訊會議（The Royal Society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onference）始大量出版有關科學家與技術人員資訊行為相關 文獻，此亦正式開啟資訊尋求行為現代研究之濫觴。1960 年代中期之後，資訊 尋求研究大量應用於資訊科學領域，然泰半研究多僅關注於如何改善資訊近用性 及資訊系統設計等範疇，非深入探究使用者資訊需求及資訊尋求層面（Wilson, 1999, 2000）。 整體而言，早期資訊尋求研究偏向系統導向觀點，預設資訊獨立於使用者及 社會系統外客觀存在之價值，資訊存在之目的在於協助人類降低不確定感，並且 描述與預測真實，資訊接收者則處於被動角色，而當時研究重心主要關注於系統 工具及相關服務發展，藉以促進資訊近用性與分享；然至 1980 年代後期歷經典 範轉移階段，研究紛紛轉向尋求替代性觀點，認為資訊是主觀的，使用者可於不 同情境下主動建構意義，因此資訊並非存在即象徵其價值，而是使用者經由詮釋 資訊內容而判斷其價值性與可用性，不同使用者對於相同資訊內容將產生不同價 值判斷（傅雅秀，1997；賴鼎銘，1992；Wilson, 2000）。 儘管如此，在由系統典範轉向至認知典範的同時，我們仍可發現理論本身乃 存有若干不足之處，以致於無法提供足夠的視野觀點，使我們一窺尋人行為背後 的真實樣貌。其原因可歸納為下列二項：
一、
注重資訊尋求者個人能力，忽略活動的完成乃是取決於如何善
用、組合及取捨周遭環境中的各式資源
資訊尋求理論在歷經一次典範轉移過程後，乃沿襲認知科學的研究取徑，將 資訊尋求行為視為一問題解決過程（Wilson, 1999），關注資訊尋求者內在表徵的 品質，強調個人如何定義問題、表徵問題，並且對表徵施加運作，發展成一連串 的行動策略，並研擬出問題解決方案（鍾蔚文、陳百齡、陳順孝，2006a）。因此 若依照認知科學的資訊處理典範觀點，所有行動藍圖及計畫皆是在資訊尋求者腦 中進行構思及運算，而資訊尋求結果的良窳亦取決於資訊尋求者知識基模、知識 結構及組織能力的高下之分，此亦是傳統區分專家與生手之間的差別所在。 對此，Pea（1993）則批評傳統問題解決模式乃有三大迷思須待釐清。首先， 模式過於線性、僵硬，忽視從問題發現、表徵、解決方案計劃、執行至確認等階 段皆具動態性，資訊尋求者在不同階段將遭遇不同條件及限制，因此模式宜視為 是一循環系統，而非一線性過程；其次，問題解決模式過於強調個人內在心智結 構，假定個人可完全憑恃一己之力完成任務，實際上，目前許多工作皆已強調團 隊合作，對於個人單打獨鬥即可迎刃而解任何難題之假定，已不符合現實生活情 境；最後，模式忽視物質工具的重要性，然而人類生活基本上皆脫離不了工具的 利用，無論是符號、語言或人造器物等，人類將複雜的心智運算功能或體能勞力 交付予工具替我們執行、分擔，而工具的利用不僅改變了我們所身處的自然環 境，亦反向改變人類生活及思考方式，提升個人的心智發展。 換言之，智能不再是由個人所獨佔擁有的，或僅存放在個人大腦之內，它已 外放至周遭環境之中，由環境中所蘊藏各式各樣可資利用之工具器物、符號表徵 及人力資源來替代充作大腦功能，如同 Perkins（1993）所言社會行動大多是由個 體加上某項資源共同完成的（Person-plus），非為歸功於單獨的個人（Person-solo）。 而一旦智能被配置及分散至周遭環境之中，唯有個體透過實踐行動之過程，方能 彰顯出智能之所在，因為智能乃是個體在對自身體驗之事物進行詮釋的瞬間所浮 現的，是身、心和世界萬物共同運作及互動下所衍生的，因此，亦浮現出配置型 智能（distributed intelligence）的概念，係為一種體會之知、一種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個體在行動／實踐的過程，藉由周遭資源來協助活動的完成，同時 亦從中獲取事物的意義。而尋人行為本身同樣需要大量的實踐知識，尋人者必須 懂得如何善用及組裝周遭物質工具、資訊科技或人際關係網絡來協助搜尋目標對 象，如同在第一章的案例一、二中，均可發現尋人者利用外在物質工具（戶口名 簿記事欄收養線索）或人際關係網絡（街坊鄰居）的痕跡。
二、
對於「情境」定義眾說紛紜，以致於概念內涵混淆不清
在典範轉移的過程中，替代性典範雖有別於以往採用系統性觀點看待資訊尋 求行為，納入「情境」因素作考量，然研究者對於「情境」一詞卻各自抱持不同 的看法，導致研究結果亦多分散歧異，鮮少有所交集。Dervin（1997）即曾指出 早期研究者雖能體認情境研究之重要性，然而在構念概念化及操作化過程中卻往 往流於儀式性召喚，未能以哲學思考角度或系統化理論基礎，深度探討「情境」 一詞概念意涵，以致對於情境之論述多淪於教條式的形式主義。 因此，若重新檢視「情境」一詞，Dourish（2004）則賦予其全新意義，不再 認為情境是一個表徵性問題，而是一互動性問題，意即以往探討情境時，在本體 論的基礎上，研究者多採取實證主義唯實論（realist）觀點，認為情境是一穩定、 獨立於活動之外的實體，並且可預先進行界定、清楚描述成各個可分析的變項， 諸如空間、時間、環境、人及物件識別...等，相較之下，活動則發生「在情境之 中」（within），深受情境作用影響。端視早期資訊尋求研究，即可發現研究者基 本上皆認同「情境」為一客觀存在之真實實體該一觀點，如 Wilson（1997）在 1996 年發展的資訊需求及尋求模式中，對於情境的探討仍傾向以一可分析之中介變項 進行處理，研究乃列舉包括人口統計資料、個人角色、工作環境、社會文化、政 治經濟、物理環境、資訊資源特性...等要素。 事實上，若視情境為一表徵性問題，最大的問題係在於其過於簡化情境概念本身的複雜度，僅將其拆解成各個不同可分析之元素，若基於此，則任何事物皆 可被視作是情境，然此並無法使我們對於情境概念的瞭解有所裨益（Dervin, 1997; Dourish, 2004）。有鑑於此，情境宜被視作是一互動性問題，不再被看待是一客觀、 穩定且獨立於主體存在之實體，而是一不連續、充滿斷裂，且無時無刻伴隨著時 空的交替而改變的過程（Dervin, 1997）。換言之，情境是動態、瞬間、流動、偶 發的，並在個體行動／實踐的過程中，不斷湧現出來，並且持續不斷進行形變的 過程；另一方面，情境與活動兩者亦非相互分離的實體，情境乃是由活動所衍生 的，兩者彼此相互形塑、互相依存。而一旦情境由表徵性問題轉化為互動性問題， 研究者思考角度不再是探索情境為何，企圖窮盡每一個可分析的變數，反之，乃 是轉向探問互動雙方為何及如何可共同感知及理解雙方當下行動之情境（Dervin, 1997; Dourish, 2004）。 而就尋人而言，若依唯實論觀點，情境乃被拆解成各個不同的變項，並且先 驗性地決定尋人者與互動對象之間的關係及互動模式，則在第一章案例二中，郵 務稽查員因工作角色關係，理應僅需將信件投遞至與郵件上地址相符之寓所信 箱，抑或在審視無法分區信件後，蓋上「查無此人，原件退回」戳記以退還發信 人即可。倘若如此，郵務工作乃鮮少會與負責郵件投遞區域之居民有所接觸，亦 無機會從地方耆老口中探知信件收信人的消息；然實際上，我們常發現郵差在送 信時，三不五時即會與街坊鄰居相互噓寒問暖、閒話家常，久而久之，雙方亦由 陌生至熟絡，郵差因而從中瞭解到某些特定地方人士對於地方事務較為熟稔，而 居民亦因日久培養的人情關係，較願意主動透露所知訊息予郵務人員。 另一方面，尋人行為亦非由行動者預先進行規劃，即可完全按照腳本演出， 必須依附情境而生，尤其每一個情境皆有其個殊性，故又交織出不同的行動態 樣，因此，所有的計畫皆須視當下情境的差異而進行校準調動。例如在第一章案 例一、二中，戶政人員及郵務稽查員雙方在尋人時，由於各自所處的機構情境差 異性，因而所能賦予行動者動用之資源亦有所區別，如戶政人員在尋人時乃可利
用「戶役政資訊系統」搜尋當事人及其後代之居住地，然郵務人員僅能靠著平日 遞送郵件時與街坊鄰居閒話家常、搏感情等方式來探聽消息；而戶政人員有七天 的作業管制期限，但相對上，郵務稽查員卻有較充裕的時間蒐集線索。然若帶入 記者工作情境觀之，可知尋人時間又大幅縮減至一日。 由此可知，情境並非以一種變項方式，替行動者的行為模式設下一僵化的結 構模組，而是在行動者實踐行動的當下，不斷產生形變的過程，每一次的行動皆 象徵著情境的改變，因此，乃宜採取 Dourish（2004）以一種互動性問題的角度 來看待情境問題。 事實上，資訊尋求理論在 1986 年即歷經一次典範轉移過程，當時由 Dervin 與 Nilan 所倡議由系統典範轉向至使用者導向之認知典範，時至今日業已歷經廿 餘載，而以使用者認知為主的替代性典範如今又再度面臨轉向。自 1990 年代初 期，資訊尋求研究開始強調社會情境重要性，相關研究不乏以社會、文化及社會 語言學角度進入觀看資訊尋求行為，而研究取徑亦有別於先前認知取徑（cognitive approach），將情境與行動者資訊尋求行為視為是彼此相互分離的實體，在社會取 徑（social approach）之下，情境乃是詮釋性、全面性，是意義的載具，研究者亦 從社會網絡觀點出發，探究人際關係對於資訊流動及分享的影響；最後，鑑於資 訊尋求行為日趨複雜化，學者亦開始倡議非以單一取徑進行探究，相關研究逐漸 走向多面向取徑（multifaceted approach），融合認知及社會取徑二者（Holland, 2006; Pettigrew, Fidel & Bruce, 2001）。此一研究取徑的轉向亦逐漸走向社會認知取徑一
途（Hjørland, 2002），而社會認知取徑乃與上述論及「配置型智能」觀點或 Dourish 以互動性角度看情境之觀點在若干層次上若何符節。 綜言之，本研究在探究記者尋人行為時，試圖在理論層次上尋求一典範的轉 移，不再以傳統資訊處理典範的觀點切入，將記者尋人行為全視為是由行動者心 智單一作用的結果，同時資訊尋求研究發展至今，亦提供不同取徑的轉向以供本 研究後續發展做參考。實際上，記者尋人乃是一個與情境相互作用之下的結果，
蘊含與環境中物質工具、人際關係網絡共同協力合作的過程，須藉由外在中介資 源的協助才能蒐集到尋人線索，尋獲小人物消息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