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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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採用較過去數十年更為接近原始祭儀的形式，重新組織年齡階級1、籌備豐 年祭流程。我在祭典前後與部落朋友聊他們對豐年祭傳統的看法，並在祭典期間 從旁觀摩各項儀式的舉行，我不禁感到好奇：此次祭典中大部分的歌舞與儀式極 為單調，遠不如自己過去曾在電視畫面看到的觀光性質豐年祭歌舞表演來得熱 鬧，但卻又多了一分嚴肅莊重，這樣的豐年祭對部落族人而言是否存在了甚麼重 要意義？又豐年祭從花東移植到新店以來，歷年來經歷了甚麼樣的改變？這些傳 統的改變是否又反應了居民生活背景與價值認同的變化？
第二節 問題意識
若視阿美族為一族群共同體，我們可以將最具傳統文化代表性的豐年祭視為 標記其族群身分的象徵符號之一。無論在花東或其他都市，各地族人們對著同樣 一套象徵儀式說著各式各樣不同的故事。
在日治時代或更早期，豐年祭不只有今日所見的簡單儀式和歌舞，它更是彰 顯阿美族的社會制度、阿美族世界觀的最佳場域，從籌備期的嚴格青年階級訓練 到祭典中的成年禮，以及巫師主持的原始宗教性儀式，再再都呈現出祖靈信仰的 莊重嚴肅與神聖性。然而數十年下來，受到政治力（日本、國民政府）、外來宗 教信仰、資本主義擴張等因素影響，阿美族社會制度、舊有價值觀逐漸解組式微，
而豐年祭的神聖性也逐漸亡佚，取而代之的是節慶化（張慧端，1995）。
現今都市原住民的豐年祭活動往往由鄉、鎮、市或縣級政府單位主辦，廣邀 轄區內原住民參加，擴大為「聯合豐年祭」。聚居型態的溪洲部落，雖持續舉辦 自己部落的豐年祭，卻是由部落開會共議的模式，由組織簡單鬆散的「青年會」
策劃、長老顧問提供意見，部落居民共同決策分工，且決策分工機制時常有所變 動，並未形成固定的運作模式。然而無論其每年舉辦模式如何變化，豐年祭終究 在年復一年的操作、實踐當中保留下來了。
「都市豐年祭」這樣的傳統在傳承過程中，要面臨的挑戰除了背景各異、來 自花東各地區的族人因文化差異對豐年祭產生的不同觀點之外，還必須面臨種種 現實考驗，包括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的介入所造成的新舊傳統與價值觀衝突。誠 然原鄉地區的豐年祭必定也面臨這些考驗，都市地區所面對的衝擊卻更為直接，
力道更大。若能分析這些政經因素如何影響、形塑「傳統」樣貌，以及族人如何
1 傳統上由部落中所有男性青壯年成員所形成的政治性組織，通常會按固定的年齡間距將成員們 編組，並依照年齡大小層層分級。例如：三年一個組，每三年晉升一階。詳見後面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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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環境下努力地，或者妥協地維繫或發展屬於自己社群的傳統文化，我們將 更清楚現代社會中傳統文化象徵對他們的意義。政治人類學家 Abner Cohen 對於
「象徵形構」和「權力關係」的探討提供了一個理論上的起點。
一、象徵形構與權力關係
Cohen（1979）主張，在當代複雜、多元的社會中，我們的社會難以建立一 套「純的」文化象徵體系，無論是文化象徵的更迭或延續，「權力關係」均是不 可忽視的重要元素，因此針對符號象徵的研究應將權力關係的分析涵納進來。
Cohen 具有發展一套「象徵人類學」的企圖心，他將「象徵」與「權力」當 作觀察一個社會象徵體系的兩個重要元素，他說：「規範性象徵基本上是雙聲帶 的（bivocal），足以滿足存在的與政治的兩大目的。」。Cohen 透過許多田野資料 的蒐集、爬梳嘗試探討兩者之間辯證關係，例如：1981 年的《The Politics of Elite Culture》中對西北非獅子山共和國之研究。方孝謙（2000）整理其對政治象徵過 程的分析，得到下圖：
（圖１－１）Abner Cohen 現代社會中政治象徵過程的分析模型
資料來源：方孝謙（2000）
此圖大致可陳述 Cohen 的象徵研究。象徵形構的生產主要來自社會結構內 的親屬與儀式制度，而生產的手段則是透過客觀化（例：以制服、象徵儀式劃分 個體在集體當中之位置）、正當化（例：制服上不同顏色的勳章或肩飾表彰個體 在階層中之成就，也維持了長官對下屬的權威關係）、神祕化之過程（例：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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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讓團體產生「死生之事亦可謂大矣」的嘆喟，消解怨懟），達成個體發展自 我、理解集體為何存在的需求。另一方面，權力關係則是經由經濟制度與政治制 度所產生，透過劃界、傳播、決策、權威、意理、紀律等形式維持鞏固著團體。
而權力關係與象徵形構兩者彼此互為辯證，社會中各種權力關係往往由象徵系統 所支持著，而象徵形構的過程中處處可見各種權力的作用痕跡。
Cohen（1979）在分析象徵與權力的交互作用時，將象徵系統分為三個面向：
象徵形式（symbolic forms）、象徵功能（symbolic functions）、象徵技藝（techniques of symbolization）。象徵形式與象徵功能和象徵技藝並無對應關係，同樣一種象 徵功能，例如凝聚社群向心力，可能由不同的象徵形式來滿足，例如宗教儀式、
親屬組織等。另一方面，一種象徵形式也可能發揮多種不同象徵功能。當社會中 的權力關係發生劇變，象徵形式往往不會馬上隨之改變或消失，而是延續下來，
並被新的權力體系賦予了新的象徵功能（Cohen，1974）。
象徵形式之所以能存續，關鍵在於其具有彈性、多義性，能夠不斷地被再詮 釋，其對於社會中不同的個人，在不同時間、不同情境都可能具有歧異性。Cohen 認為正因為這樣的特性，社會團體才得以存續，社會生活、秩序才得以存在。例 如婚姻制度從傳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商社會，面臨了政治、經濟等諸多因素衝 擊，當中的男女親屬形式不變，但新的社會情境中其功能已經不一樣了。此外 Cohen 並認為，群體中不同符號象徵有集合成一個整體系統之傾向，而形成該社 會的「世界觀」並侷限系統組成分子的活動。因此當某些組成象徵發生變異，整 個制度化的系統仍不會跟著改變。
針對 Cohen 這般文化遲滯（cultural lag）的概念，方孝謙（2000）作了如下 批評：（一）Cohen 所提的理由當中，既言象徵體系限制組成分子變遷，又論個 體需求不必由新象徵系統滿足，結構功能的詞彙用得反覆、浮濫。（二）未提供 理論來解釋象徵「模稜本質」與「生命週期長」的特點（方孝謙，2000）。再進 一步從其他理論家的觀點來檢視 Cohen 陳述之象徵特質，我們能發現同時有支 持與反對的各種論據。
Anthony Cohen（1982, 1985, 1986）研究社會共同體中的象徵符號，提出獨 特的團結大傘（umbrella of solidarity）之概念，他正視共同體內部的歧異性，共 同體成員並不必然具有相同的價值觀、相同的行為，集體認同並非均質或有共識 的，成員們對象徵化的符號可能僅有最低限度的意義共享（轉引自王志弘、許妍 飛 譯，2006；Jenkins, 2004）。Anthony Cohen 也點出了象徵符號的多義性及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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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保護傘概念間接支持了 Abner Cohen「社會團體、社會生活與社會秩序得 以存續」的說法。
然而歷史學家 Hobsbawm 在其鉅作《被發明的傳統》當中，觀察分析的焦點 卻與兩位 Cohen 有所不同。Hobsbawm 研究現代民族國家興起的過程當中各種新 傳統的形成，他這麼敘述新傳統的生成背景：
當社會產生劇變，因此削弱或摧毀了舊傳統的社會模式，並對不適合現 狀的模式予以更新……當供給面或是需求面產生夠大夠快的轉變時，我 們應比以前更期待新傳統出現。……首先，社群和權力結構的舊形式，
以及與其相關的傳統，不僅不適用，而且很快就行不通2；其次，新傳統 只是導因於舊社會傳統的功能不彰，或是以舊傳統改編而成。
Hobsbawm 所說的傳統，可以看作由許多具象徵意義的事物、行動、關係，
或言語形式所組合、編排的行動或制度。因此與 Cohen 相反，Hobsbawm 所關注 的面向是象徵的改變，無論是功能或者形式。新的掌權者除了在短期內操作過去 所沒有的新象徵符號以創造新傳統之外，也會將舊傳統賦予新形式、新意涵、新 功能。例如：
模仿巴洛克風格的慶祝活動，其裝飾陳列及華麗的遊行，在新節日的慶 祝形式中絲毫無異。而且在巴洛克式的慶典中，國家和教會在較高的層 次上結合起來，宗教情懷和愛國情操也在新型式的唱詩班、射擊和體操 活動中融合一起。
嚴格來說，Hobsbawm 與 Cohen 的觀點並無牴觸，而是前者將焦點放在象徵
「改變」的部分，而後者則著眼於「不變」的部分，甚且 Cohen 所謂的「象徵 形式」並未有嚴謹的定義，解釋空間很大。但若要說舊象徵形構在新權力結構之 下，短期內其形式不會受任何影響、沒有改變的可能，相信也非 Cohen 的本意。
誠然如此，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什麼樣的情況下象徵形式會存續，甚麼情境下 又容易馬上消失或改變？當中的決定性因素何在？
二、象徵的認知性與物質性
Jenkins（2004）以象徵形構的觀點探討社會制度的形成，他引用並修改 Berger
& Luckmann 所提出的「象徵宇宙3」概念，將社會世界視為「大大小小像徵宇宙
2 底線為筆者所添加。
3「象徵宇宙」的概念應是指個人在社會當中，身處於各種團體、制度、文化體系裡並與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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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的複合體」。Jenkins 並強調這些意義領域除了涉及認知層面，Berger &
Luckmann 所忽略的「物質性」更不可或缺，抽象的社會制度必須體現在具體的 實踐行動及實踐的產物當中。例如婚姻固然抽象，但這種制度需透過同居、性愛、
家務和經濟活動、共同財產、特定的婚禮儀式…等，才得以體現（王志弘、許妍 飛 譯，2006；Jenkins, 2004）。
我們可以推測，這些物質性的特質應是容易受政治、經濟等權力關係影響牽
我們可以推測，這些物質性的特質應是容易受政治、經濟等權力關係影響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