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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加坡的雙語發展對臺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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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推動雙語的現況與評述

行政院 2018 年提出的「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其四大理念為:(1) 從需求端全面強化國人英語力;(2)以數位科技縮短城鄉資源落差;(3)兼顧雙語 政策及母語文化發展以及年輕世代的人才競逐優勢,以及(4)以厚植國人英語力 以及提升國家競爭力為政策發展之核心目標。

經過一年的努力,國家發展委員會也公布「2019 年部會亮點成果」報告書,

從中可宏觀瞭解各部會積極促使產業建立雙語友善環境,最明顯的成效為雙語環 境的建立,包含:金融機構廣設雙語分行、觀光景點設置雙語導覽區域以及各部 會雙語官網的建立等,充分展現出產業推動雙語的企圖心。除了建立雙語環境 外,國發會與教育部也擬定了110 至 113 年的「前瞻基礎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 業建設」藍圖,其努力的方向為:(1)延攬英語系國家之專業人才及學生來臺;(2) 提供誘因鼓勵民眾學英語,並培養專業領域之英語人才。綜觀110 至 113 年之計 畫,內容著重於人才英語力的養成,政策努力的重心專注於校園學生英語能力的 培養,如:(1)高中職與大學部分課程使用英語教學;(2)學生英語能力測量,以 及(3)師資英語增能等策略。

過去學者所提到的「認知、技能、情意」為英語學習過程中三個重要的因素

(施宥廷,2016),學習動機屬「情意」當中的一環,而吳百玲(2019)提到我 國國民學習語言的動機多半被動,大多是為了考試、升學等目的,當語言只是一 門學科,而非生活上之必需,自然也無法有效應用到各種場域當中。綜合過去文 獻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雙語政策比較欠缺與「情意」相關的內涵,另外,

雖然政策方向希望能夠培養專業領域的人才,但國民是否已經準備好迎接雙語學 習的挑戰,亦是政策需要顧及的。因此,筆者認為,國內目前專業領域雙語的應 用、國民英語能力的缺口以及國民學習語言的心態,是未來推動雙語目標值得進 一步探究的問題。

四、新加坡的雙語發展對臺灣的啟示

根據我國110 至 113 年之雙語推行策略可瞭解,目前將朝「人才雙語能力的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5),頁 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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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的方向努力,借鏡新加坡成功的案例,筆者提出三項以人才為努力重心的 方向進行討論。

(一) 以語言使用需求為導向,發展國內雙語人才

根據前述文獻的探討,我國目前對於雙語的發展策略,集中火力於教育端,

而我國產業端的雙語發展由於不是受到政府的主導,目前主要是透過主管機關的 軟性鼓勵並各自進行推行。事實上國內目前一個良好的例子與新加坡所提倡的工 具語言主義有相同的意義,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辦理「國際財金與會議英 文」之一系列的課程供從業人員進修,期盼從業人員能夠有效運用該領域之專業 英語於工作場域,筆者認同此做法能夠創造我國產業短期的雙語即戰力,其他產 業亦可效法此方法。

(二) 從情意面著手,強化國人的英語學習態度

新加坡高昂的語言學習風氣來自教育端從小的環境培養,然而究竟我國在英 語學習上出了什麼問題呢?張崇旂(2010)提出了國人語言學習的問題,其根本 原因在於國人被動的學習態度,國人學習語言,多半是為了考試、升學或就業壓 力等原因。然而,施宥廷(2016)指出,語言學習的過程中,認知、技能與情意 是三個密切不可忽視的要素,而前者提到的語言學習態度即是屬於「情意」當中 的一環,因此我國國民在語言學習的情意面向上或許有許多值得後續研究探討的 空間,找出問題根源才能有效解決問題。

(三) 雙語發展結合在地人文特色,深化國際對我國的認同感

Singlish 這種屬於新加坡在地化的英語的確令人印象深刻,新加坡之所以受 到國際矚目,其中一項原因是除了他們擁有良好的英語溝通能力,許多外籍人士 也會到當地學習華語,語言交流的過程中也創造許多跨文化交流的機會。借鏡新 加坡,筆者認為我國可思考將雙語適當地與在地的人文特色進行結合,例如:閩 南、原住民或客家文化,與外籍人士交流語言的同時,也能推廣我國特有的風俗 文化,使外籍人士透過語言交換對我國產生認同感。

借鏡新加坡雙語發展成功的經驗,我國確實有許多面向可以思考與應用,但 筆者亦認為推動雙語的過程中,除了借鏡成功的案例,最重要的是讓所有策略與 方法因應國情與學習者的狀態,才能有效推行並真正達到雙語國家之目標。

五、結語

借鏡新加坡的雙語推動,我國確實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而筆者也支持目前 我國欲從人才扎根的推行手段,因此根據前述提出了三項實際作法供我國當局參 考,然而政策的推行必須「因時、地、事制宜」才能創造價值,持續執行政策是 必須的,但我國也應定時追蹤執行的成效與檢討是否有需要調整的地方,讓雙語 國家不再只是口號,確時落實政策,並期待我國的雙語發展能順利推展,躍上國 際。

參考文獻

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2011年12月1日)。「我國外語政策之檢討與展望」

政策建議書。取自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0/relfile/5644/3286/005 8968_1.pdf

 江前逸(2007)。掘人力,補天力-新加坡如何傲視全球(未出版博碩士論 文)。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新北市。

李光耀(2000)。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台北市:世界。

 吳百玲(2019)。2030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願景之我見。臺灣教育評論月 刊,

8(4),160-165。

吳英成(2010)。新加坡雙語教育政策的沿革與新機遇。台灣語文研究,5(2),

63-80。

 林健次(2012)。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策略-外資、外勞、外客。臺灣國際研 究季刊,

8(4),85-108。

英孚教育(2020)。EF EPI英孚英語熟練度指標100個國家和地區的英語水 平排名。取自https://liuxue.ef.com.cn/assetscdn/WIBIwq6RdJvcD9bc8RMd/legacy/

__/~/media/centralefcom/epi/downloads/full-reports/v10/ef-epi-2020-chinese-simplifi ed.pdf

 施宥廷。(2016)。英語學習動機與學習困擾:理論的觀點。臺灣教育評論月 刊,

5(7),111-128。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取自https://bilingual.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5),頁 89-95

自由評論

ndc.gov.tw/sites/bl4/files/news_event_docs/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pdf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2030雙語國家政策」2019年部會亮點成果。取自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 bGZpbGUvMC8xMjE2Ny9mZGIxOTQ4Mi1lNGU5LTQ5MmEtOWQzZC0yNGU0 NzMzMDE5NDcucGRm&n=MjAzMOmbmeiqnuWci%2BWutuaUv%2BetljIwMTnl ubTpg6jmnIPkuq7pu57miJDmnpwucGRm&icon=..pdf

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年8月)。前瞻基礎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2030 雙語國家政策(

110至113年)。取自https://ws.moe.edu.tw/Download.ashx?u=C09

9358C81D4876C725695F2070B467E436AA799542CD43DD55F44F76C8950FA03 45952B63707BAF3A2863FAB05AE12B38DD1F6D5F239175539889E9A51E4218B F73678B015F5ED779FCC0E956BD1B49&n=4372855EF97F833B0A85BDFD84B DD8B3714540C16B0A48DFC5CAD70A7EFF5E29C5AB7D19BBF7B0A47145DF 524A92E0A3&icon=..pdf

 陳胤祖(2019)。掌握中英文優勢 創造更多國際機會/打造台灣成為雙語國 家。

English Career,69。取自https://www.englishcareer.com.tw/cover-story/2030-

bilingual-country/

 張崇旂(2010)。從比較文化談台灣英語學習的文化衝突。興大人文學報,

44,267-288。

廖珮妏(2009)。新加坡產業政策與人力資源發展。東亞論壇,465,13-31。

 Cordeiro, C. M. (2018). Language as heteroglot: The bridging qualities of Swedish-English (SweE) and Singapore Colloquial English (SCE) in cross-cultural working environments. Cross Cultural & Strategic Management, 25(4), 781-799.

 Ng, P. T. (2013). The global war for talent: Respons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Singapor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35(3), 280-292.

 Rubdy, R. (2001). Creative destruction: Singapore’s 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 World Englishes, 20(3), 341-355.

 Tan, Y. Y. (2017). Singlish: An illegitimate conception in Singapore’s language poli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9(1), 85-105.

Wee, L. (2003). Linguistic instrumentalism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4(3), 211-224.

在文檔中 全文下載 (頁 9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