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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新注」的寫作背景

第二章 康有為生平事蹟與新注寫作背景

第三節 「四書新注」的寫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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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思想史有重要的貢獻。因為此一貢獻,他將長受學界的重視」92,洵為的 論。檢討康氏一生事蹟,其投身於政治,固然是最受人關注之處,然而於流亡之 際,回歸於四書之研究,從聖人之言,進而重新思索生命的價值,誠乃其一生學 力之所在,正可見其關注的方向。

第三節 「四書新注」的寫作背景

一、流亡時期的思想梗概

自戊戌政變失敗後,遭逢九死一生的康有為展開長達十六年的海外流亡歲月,

當時的他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有了一番全新的體悟與見解。光緒二十六年(1900)

十一月(即撰寫「四書新注」的前一年),康有為發表一篇名為〈論死生〉的文 章,內容表述了他對生命歸趨的深刻詮釋,並且加以定義儒家志士所謂的「仁義」、

「勇氣」與「死生」之真諦,全文充分展現出充圔天地的凜然正氣,與那份視死 如歸的儒家精神,云:

嗚呼!人之所以陷於不義者,吾知之矣。人之所以勇於義者,吾亦知之矣。

陷於何在?陷於畏死。勇於何在?勇於不畏死。夫以藐然七尺之躬,終有 渺然歸虛之日。則亦何必畏哉?其畏也則以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也。……

然而死而不亡,理雖如是,而不畏死者猶不暇論也。縱使死而即亡,彼仁 義之士,豈遂畏之哉?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曰:死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若 彼人者,豈真惡生樂死,與世人異其性質乎?又豈預計其死而不亡,乃始 不惜身命乎?仁義所在,死生以之,蹈道自然,順受其正。固無所貪圖,

無所計較者也。……仁義之士,視死如歸,其寧計及於死而不亡乎?故死 而不亡者,理之常也。而雖亡猶死者,烈士之心也。93

此時的康有為在生命與仁義之間作了抉擇,他知道生命終究有走向結束的一天,

92 參見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頁 36。

93 見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五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其中收錄〈論死生〉一文,完成於 1990 年 11 月,文章前半部份所論生死觀,與戊戌政變後康有 為敘述死裡逃生經歷的議論相同,後半部份論及六君子諸烈士之言,亦已數見於康氏他文,故本 文應屬康作。頁 30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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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何發揮有生之年的光芒與價值,則是更顯重要的課題。讀聖賢書,所謂 的「仁義」,尌是能夠超脫死生的界線;所謂的「勇氣」,是建構於「不畏死」之 上;所謂的「死生」,則要取決於是否符合儒家的仁義道德,對生命應無所貪圖,

對死亡也應無所畏懼。由此可知,當現實與理想有所衝突之時,即是考驗一位思 想家生命情調的關鍵時刻。康有為畢竟是從小薰陶於儒家聖賢經典下的讀書人,

因此,在他遭遇生命的低潮與重挫之際,自然而然會選擇足以讓他安身立命的心 靈歸宿——儒家思想,即以「仁義」為依歸。這篇〈論死生〉一文,反映了他在 流亡時期思想上的主軸精神,也直接宣示他表明以孔孟思想作為療癒挫折的良方,

更進一步開展其往後兩年之間重新注解四書、再次詮釋四書義理的具體作為。

事實上,康有為自四十二歲(1899)展開海外避難的日子以來,確實將其精 神寄託於周遊列國和詮釋四書。然而,他並未因此而忘懷屬於政治層面的終極理 想——大同世界。「周遊列國」是為了借鏡於西方各國的政治制度與國家建設;

而「詮釋四書」,則是希望再度闡發傳統儒家的政治思想,以求喚醒中國人民擁 抱儒家聖賢經典的美好境界。論及他進行「四書新詮」的價值意義方面,誠如蕭 公權先生在《康有為思想研究》所述:「康氏為了彌補漏洞,經常不得不違背已 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釋,乃引申經文以便將平等、自由、共和、和憲政諸義注入儒 學。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國的道德遺產現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礎 合時以挽救它的危亡。」94且「在他心目中,儒學仍是根本,西方思想只作為擴 充、修正,或取代傳統觀念之用。……他的道德價值基本上是儒家的。」95可見,

在清代所盛行的考據學風下,康有為的「四書新注」並非屬於純粹的經書注解創 作,而是建構在政治理念與改革社會制度的前提之下,所產生的四部解經之書。

綜上所述,「四書新注」對於康有為的生命意義,乃在於:找尋儒家四書當中的 政治理想,進而回歸與貼近生命的本質意義,也成為其流亡時期最重要的哲學思 維與生命情致。

94 參見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頁89。

95 參見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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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書新注」的創作背景

康文佩在《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的〈序〉中所述:「先君一生學術及政治 思想,均與時代有關。自戊戌以後,足跡所至,則三周大地,遊遍四洲,歷三十 餘國,行六十萬里,其考察著重於各國政治風俗,及其歷史變遷得失,其次則文 物古蹟,凡關乎掌故者,無不考核研究,摩娑殆遍。」96由此可見,康有為流亡 海外之際,儘管周遊各國數十萬里,但他仍心繫於中國之政局,並堅信「然非扶 復聖主,無以安定中朝」97,期盼清廷有朝一日能真正實行「君主共和」,以延續 國朝生命。然而,在政治上受到打擊的康有為,該如何療癒挫折?其重新啟動生 命能量的原動力又何在?於是他決定回歸儒家經典的重新詮釋,從光緒二十七年

(1901)輾轉避難於檳榔嶼和大卲嶺開始,全心投入於「四書新注」的經學創作。

筆者依據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裡描述《中庸注》的創作背景,云: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 O 一年)先君四十四歲。正月,先君居檳榔嶼英總 督署之大庇閣。節署前道徧植大樹,似榕,經年皆花。……先君席地而下,花滿 襟袖徧地,惜光景甚短,名之曰一日黃。……二月,中庸注成,並為之序。」98那 一年是辛丑年的春天,康有為「避地閒居,惟日以著述自遣」99,儘管其仍心繫 於國事,無奈如今「蒙難艱貞,俛地仰天」100,也只能寄情於儒家經典的著述。

他在〈中庸注序〉裡清楚交代了創作的背景及動機,云:「康有為避地於檳榔嶼 英總督署之大庇閣。……瞷然念孔子之教論,莫精於子思中庸一篇。……幸仲尼 祖述堯舜之旨,猶存大義,子思昭明祖德之說,尚有遺言,敢據茲義推闡明之,

庹幾孔子之道復明,而三重之聖德乃久。」101他認為,《中庸》的作者子思是孔 子的聖孫,其作品精神自然直接承載了孔子的聖德至道,「其粗則在人倫言行政

96 見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序〉,頁 1。

97 見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中所記:「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OO 年)先君四十三歲……

七月,義和拳起義,英、美、德、日、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先君在新加坡致書斥之。原文如 下:……然非扶復聖主,無以安定中朝」,頁3-15。

98 見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頁15-16。

99 見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頁13。

100 見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頁16。

101 見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頁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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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跡,其精出於上天無聲無臭之表,而所以行之後世為人不可離者」102,因此,

康有為選擇由注解《中庸》的經義開始,釐清天道運行的常理與孔子為政的精神。

其後於光緒二十七年十月,「惟檳嶼地暑多瘧,不適養疴,乃居印度雪山中……

乃於十月二十七日離檳,乘船赴印度」,於是康有為在印度大卲嶺展開了《孟子 微》、《論語注》與《大學注》的注解工作。

撰寫「四書新注」其間,中國的政局愈加紛亂險阻,尌在康有為完成《孟子 微》之際,南美洲諸多華商來書謂:「義和團事平已半年,而西后、榮祿仍握大 權,內地紛紛加稅,民不聊生。」103康文佩則記:「先君則以革命不成,全國必 將割據,或旦為印度之續,發表最近政見書告之」104,此處顯示當時的康有為對 於國政依舊非常關注,並且對革命行動有高度的警覺性。次年(光緒二十八年)

三月《論語注》成、七月《大學注》成,遂於兩年之內完成了「四書新注」。隨 後康有為則在同年八月創作完成《六哀詵》,以悼念「戊戌六君子」,包括楊深秀、

劉光第、譚嗣同、林旭、楊銳、康廣仁。康文佩在《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裡詳 細記載了康有為當時悲痛的心境,云:

先君自戊戌之秋,維新啟難,光緒幽囚,鉤黨起獄,四軍機章京楊銳、劉 光第、譚嗣同、林旭、御史楊深秀,及先叔廣仁棄屍柴市,天下冤之,海 外志士至誠,皆為設祭,停工持服。蓋戊戌變法之事,為中國新舊存亡所 關也。六烈士者,非先君之友生弟子,即先君之肺腑骨肉。流離絕域,嘔 血痛心,兩年執筆,哀不成文。辛丑八月十三日,先君奠酒於檳榔嶼絕頂,

成五烈士詩。……哀記亡弟,卒不成聲,擱筆三年,今始補成。105

一場失敗的變法行動,不僅宣告康有為政治生涯的失敗,更殘忍地奪走了他的親 人與戰友。事隔三年,尌在康撰作「四書新注」後,他終於較為平靜地道出內心

102 見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頁16。

103 見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頁27。

104 見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頁27。

105 見康文佩:《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頁32-37。此處收錄《六哀詵》的內容,包含有〈哀故 山東道監察御史聞喜楊公深秀〉〈哀故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刑部主事劉君光第〉〈哀故四 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候補知府譚君嗣同〉〈哀故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內閣中書林君 旭〉〈哀故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內閣侍讀楊君銳〉、〈哀故候選主事亡弟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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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對亡弟康廣仁的不捨與憐惜之情,足見「四書新注」賦予他的心靈療癒功能,

身處對亡弟康廣仁的不捨與憐惜之情,足見「四書新注」賦予他的心靈療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