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孟子微》思想內容與解經意涵
第三節 《論語注》中「神化孔子」的具體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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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家強盛的三大要素。他亦因而要求尊崇孔教為國教，一如歐美國家之 尊崇基督教為國教。這也是孔不僅不能廢，而且要更尊而崇之的原因。35
汪榮祖先生這段文字的意思是，康有為尊崇孔教的用意，尌是要發揮宗教的力量 以「強盛國力」。有鑑於歐美國家之所以強盛的要素，即為：「政治穩定」、「經濟 建設」、「教化普及」三要素。基督教帶給歐美各國的人心趨向良善與穩定發展，
國家的局勢也相對地穩定成長。因此，中國若要走向一如歐美各國的強盛國勢，
建立孔教以及鞏固孔教尌是刻不容緩的國家大事。以上則為汪榮祖先生的論點大 要，以康有為一生投注政治改革與振興國力的個人行事風格而言，「推行孔教」
的背後，確實具有相當大的政治考量因素存在。
第三節 《論語注》中「神化孔子」的具體內涵
一、孔子具「神人聖人」的地位
康有為注解《論語》時，將孔子神格化為「神人」及「聖人」。他甚至虛構 孔子的出生，認為孔子是神明所降精轉世，因此天生具有神性。康有為在《孟子 微‧孝弟第六》的注解中寫到：「孔子蒼帝降精，此明天所降，生為聖人，非父 母所能。」36 認為孔子是蒼帝降精所生，所以天生為聖人，詴圖將孔子「聖人化」； 另外在《中庸注》也提及：「天子，孔子也。孔子為蒼帝之精，作新王受命。」37 因為孔子是天子，是聖人，那麼他的思想與主張當然也都是完美的、絕對的、超 越凡人的，因此只有孔子能夠發展出最為完善的政治制度。這裡，隱約透露出康 有為解經思想中「義理比附」、「援據偏頗」的缺失，他將孔子的出生神化了，認 為孔子是蒼帝降精所生，其中無疑是摻雜了漢代讖緯思想的色彩。錢賓四先生認 為：「其流弊所及，則有如京氏之《易》、齊之《詵》、公羊之《春秋》，莫不上尊
35 參見汪榮祖：《康有為》（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7 月），頁 111-112。
36 見康有為：《孟子微》〈卷之三〉〈孝弟第六〉，頁 9。
37 見康有為：《中庸注》第二十八章「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的注解，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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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儕之為神，而下伍儒生於巫覡。此之謂比附之弊。」38此處可見康有為解 釋這一部份的「比附」之嫌，然而他所要強化的是孔子在儒家文化的至高地位，
這一點是可以被理解的。
由於孔子是神人、聖人，其聖學之道當然也是高深莫測、精深難達的。在《論 語注》中有多處描述孔子聖學莫測高深的文字，云：
孔子神人，誠非淺儒所能測。佛之三明五勝，所謂天耳通者，當同之耶？
後人風角鳥占，猶極靈驗，此亦耳通之類，況孔子之神耶？從心所欲不踰 矩者，義理血氣，湊泊渾融，官止神行，聲律身度，而神明變化，旁行不 流也。……然聖功之次第，與聖學之精深，亦可窺一斑矣。
（《論語注‧為政第二》，頁 19）
孔子以仁為施濟之理，若能博濟眾生，令一夫無失其所，一物皆得其生，
則非徒有仁人之心，必有聖人之才，有聖人之道，神而不測，乃可致也。
（《論語注‧雍也第六》，頁 85）
大匠不畏枉木，良醫不畏重疾，聖人兼懷萬物，容眾而矜不能。有教無類，
欲普天下惡俗而悉化之，此所以為大教主也。
（《論語注‧述而第七》，頁 102）
故如天之空渾，如鏡之空明，物來順應，因而附之。真空則一物不著，至 誠則鄙夫必盡，大智則兩端並竭。……蓋語下而不遺上，語理而不遺物，
語精而不遺粗，語本而不遺末，四照玲瓏，八面完滿，此孔子所以為神聖 也。（《論語注‧子罕第九》，頁 129）
基本上，《論語注》的成書目的最主要即在於「神化孔子」，所以康有為在注解的 過程中經常以宗教性的詞彙、神化性的情境來論述《論語》的文字意涵與引申義 理。而孔子既然是「天神」，那又為何要降精轉世為人呢？康有為先生以為這是 因為聖人存有「不忍人之心」，懷著「博施濟眾」的仁心，來世間推行「不忍人 之政」。所以孔子的地位是神聖完滿的、是成己成物的，足以令天下百姓所尊崇。
38 參見錢穆：《孔子與論語》〈孔學與經史之學〉一文（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年 2 月），
頁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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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有為的信仰觀念裡，孔子是真正的神人、聖人，也是拯救中國政治最有力量 的大教主。
二、孔教是「時中權變」的國教
康有為深信孔子地位超越先秦諸子及其他宗教領袖最重要的一點，尌是其為
「聖之時者也」，孔教能夠在現實環境中解決各種問題，並提供符合解決問題的 因應辦法。「時中」，始終是孔子之道最為康有為所信服的神聖特質，在《論語注》
裡，康也談論到「孔子為時聖」這一主張的文字，云：
時當亂世，則為亂世學；時當升平太平，則為升平太平之學。禮時為大，
故學亦必隨時而後適。孔子為時聖，學之宗師也。……此為開宗明義第一 旨，故上《論》一書以時始以時終，以明孔子之道全達于時。學者不可不 察也。（《論語注‧學而第一》，頁 1）
孔子之道虛齋，故無所住而絕迹；孔子之道時中，故無適而比義；孔子之 道渾圓，故無可無不可而適宜。（《論語注‧子罕第九》，頁 126）
然時措有宜，變通盡利，其以行權，固有反經而合道者。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必如此乃足見事理之變，濟時勢之窮。孔子之《春秋》有據亂、升 平、太平三世，〈禮運〉有大同、小康，《易》有潛龍、見龍、飛龍、群龍 無首、歸魂、游魂。若執一而不之時中，則為拘儒小儒而害大道矣。故孔 子之道，主于時，歸于權。其未可與立者，信道不篤；其未可與權者，執 德不弘，皆未足與議也。（《論語注‧子罕第九》，頁 141）
孔子掌握「時中」的變通之道，主要展現於三世進化不同階段的因應法則：據亂 世有亂世之學、升平世有小康之學、太平世則有大同之學。康有為以為《論語》
首章即開宗明義強調孔子「以時為中」、「不守舊泥古」39的聖人特質，面對不同 的歷史狀態與政治情況，聖人總是能夠「觀止神行，怡然理順，逢源自得」40， 充分發揮全達于時的聖道精神。此外，康有為《論語注》裡也藉由說明孔子「時
39 見康有為：《論語注》〈卷之一〉〈學而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1 月），頁 2。
40 見康有為：《論語注》〈卷之一〉〈學而第一〉，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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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特質，將《春秋》、《易經》與《禮記‧禮運篇》的「權變觀」互相融通。
他將《春秋》的三世進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禮記‧禮運篇》的大同 小康思想以及《易經》原典中出所現的「潛龍、見龍、飛龍、群龍無首、歸魂、
游魂」三者作「比附性」的詮釋，用以強調「權變」是中國儒家經典裡最重要的 政治概念。孔子作為中國最神聖的新王教主，「時中權變」，便成為理解孔子之道 最需要掌握的一項政治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