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講大學〉思想析論

第六章 《大學注》的相關課題與解經要義

第三節 〈講大學〉思想析論

立 政 治 大 學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115

說:「長素所取於大學者,不過有『平天下』一節尚在『治國』之上,可以比傅 其大同太平耳。」13足見康有為注解《大學》的立場乃是「以經注我」、「以儒變 法」,特別以「平天下」一節比附詮釋其政治思想。只是《大學注》原典目前已 亡佚,因此對於錢賓四先生此番言論,筆者也只能斟酌參考,無法進一步考察與 分判。

第三節 〈講大學〉思想析論

〈講大學〉一文,收錄於《康有為全集》第二集的《萬木草堂講義》當中。

內容屬於筆記式的「札記文字」,因此形式上較為零散。但內容是康有為對《大 學》的見解與思維,頗有研究參考價值,所以下文引述〈講大學〉的內容,進而 說明其中內涵:

《四書》自元朝元祐六年立學官,千年教王書。朱子生平得力在《大學》,

中間非常異義尚未發。程子以前錯簡未有也。錯簡極可信。學立於孔子,

教亦立於孔子。朱子謂曾子所作,謬也。《大學》發揮「明明德」字,可 謂非常異義。《中庸》、《大學》首三句,非常異義。……「明」字為一大 道理,孟子言性善,不如《大學》言明德。……虛壹而靜,就是磨鏡之法,

即明德之法也。……新者,養魂之道也。治人之道新,新可足。治德之道 明,明有餘。人之多洗身亦足以養魂,此人亦好新之理。外國之強亦由講 求新理,中國幾千年來皆守舊民。「至善」專為孔子講。高麗、安南百姓 無事端坐大樹下,不作「新民」也,故亡國。學問必有宗主。明明德於天 下,可謂非常之論。朱子「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說得甚好。「明明德於 天下」,孔子可當之至,今皆孔子之明德。《大學》講慎獨,《中庸》亦講 慎獨,《大學》重修身,《中庸》重誠意。……太平之世無訟,然後謂至善。……

聖人之學問本本源源,所藏乎身。「不恕」二字是平天下大義。……《大 學》發人心之微,氣質之極,最近處孔子大義,一在無訟,一在天下。「恕」

字,孔子大義。身言修,家言治,天下言平。孔子有五平:一升平,一太 平,一古平,一利平,一至平。……。14

13 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頁 910。

14 〈講大學〉全文引自康有為撰、姜義華 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二集,頁 300-3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116

〈講大學〉一文闡述了《大學》首章「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的進德三 階段。第一階段,康有為解釋「明德」的意義時,認為明德之法就是「磨鏡之法」, 意即明德的方法就是讓心貞定於「虛壹而靜」的狀態之中,才能達到孟子所謂的

「性善之境」,「虛壹而靜」出自於荀子論心之語,康有為結合兩者。第二階段,

為「新民」之義,即人民要做到「追求新理」、「追求新知」,以中國人的立場,

就是要不斷吸收西方的新知識,不可守舊。這一詮釋方式,已跳脫傳統「新民」

的解釋,屬於「創造性的詮釋」觀點。第三階段,進德的最高境界,就是「至善」, 康有為以為這就是三世進化中的「太平之世」。太平之世的修身工夫必然要屢行

「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視天下人民為同胞同體,天下本為一家,

不分你我。

整體而論,〈講大學〉文中所解釋的大學之道並不符契於《大學》原典的思 想意涵,康有為只是主觀地擷取其中能夠與他的進化思想相互印證的部份,進一 步加以引申彰顯,將「尊崇孔子」與「追求西化」的精神貫串了全篇的書寫脈絡,

這一點應是可以確定的。

至於《大學注》的「亡佚問題」與「序文內容」造成了研究康有為「四書新 注」的困擾與侷限,也變成本篇論文深感缺憾的地方。所幸透過〈大學注序〉與

〈講大學〉篇的保存與公開,使後世研究者得以管窺康有為對於《大學》一書的 思想意蘊與解經要義。但願在可預期的將來,《大學注》能有機會公諸於世,讓 康有為的「四書新注」更為完整。最後,筆者也期許後進學者能夠將「四書新注」

校勘後合編出版,為四書的研究領域盡一份棉薄之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117

第七章 「四書新注」詮釋立場及開展方向

檢視筆者研究康有為「四書新注」的研究目的,除了一一釐清「四書新注」

四部注書的義理內涵,更進一步想要掌握康有為詮釋四書經典的詮釋立場,及其 背後的哲學思維體系。蕭公權先生在《康有為思想研究》中曾作出整體性的論述 與評價,他說:「康氏對其他四部經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 處理,大致相同——他解釋經文完全依據他認可的孔子真理,並藉之而表達他自 己的意見。但仍有一相異之點。這些經書的內容較難與《春秋》和〈禮運〉相配 合,因此康氏的解釋常常不得不曲意申說。」1此語凸顯了康有為詮釋四書的主 觀立場;另一方面,黃俊傑先生在〈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中的兩種張力〉一 文中,論及中國詮釋學的核心價值,即以「經世致用」為根本,云:「正因為儒 家經典充滿強烈的經世濟民的價值內涵,所以,儒家註經解經的事業必然也是一 種實踐詮釋學而不是(或不只是)哲學詮釋學。」2以及「中國詮釋學實以『經 世』為本。」3此一經典詮釋的核心價值,蘊涵了詮釋作品強烈的「歷史性」,也 充分展現了中國儒家經典意涵的「實踐性」特質,也可說明康有為「四書新注」

在中國近代歷史意義中正面的價值所在。

第一節 《中庸注》的詮釋立場

蕭公權先生在《康有為思想研究》中,也曾討論到康有為注解儒家經典的態 度與特色,他說:「康氏對待其他的經書,與《春秋》有異;他不把這些經書作 為他哲學思想的泉源,而視作其他用途。他治這些經時,他的思想已定型,他的 改革哲學已明確。他不再從這些經書中求靈感,而把自己的觀點加諸這些經書,

1 參見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年 5 月),頁 77。

2 參見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第四章〈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中的兩種張 力〉(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 10 月初版),頁 135。

3 參見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第四章〈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中的兩種張 力〉,頁13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118

使其與《春秋》相呼應。」4透過上述,可以明白康有為當時注解四書的治經態 度。他的經學立場是站在「改革政治」的出發點,希望藉由注解中國傳統儒學,

將自己的政治思想貫串其中,使他主觀所認定的孔子聖道得以發揚光大。因此,

「援西入儒」成為了解康有為《中庸注》中的重要角度。

一、詮釋角度:援「西(學)」入儒(學)

清末民初之際,中國傳統儒學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同時也發生了知識份子對經書義理重新理解與詮釋的現象。近代中國,許多受到 西方文化所影響的知識份子、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努力地使儒學和西學結合起來,

以便創造出一種能夠適應近代新局勢,甚至足以重振國家的儒學新力量。

筆者參考了房德鄰先生在《儒學的危機與嬗變—康有為與近代儒學》的看法,

他認為康有為注解《中庸》時,的確表現出「援引西學,融入儒學」,也就是「援 西入儒」的注經立場。房德鄰先生提到:

繼承早期改良派的是資產階級維新派,它也主張「中體西用」說:「夫中 學體也,西學用也,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但在 具體解釋時與早期改良派又有所不同。康有為、梁啟超等不僅進一步擴大 了「西用」的範圍,而且對於「中體」也做出了全新的解說。他們所說的

「中體」,是今文經學家所認定的「六經」,而且「六經」的「微言大義」

又是經過他們以資產階級觀點加以解說的。5

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康有為是在「有目的性」的創作動機下注解儒家的經典,

他試圖以「中學西用」的詮釋角度,將當時他所認知的西方思想與政治觀念融入 經書的注解內容之中,《中庸注》一書也是在這樣的思維立場下所產生。他認為,

「援西(學)入儒(學)」的詮釋立場,可以緩和儒家文化與近代西方思想之間 的矛盾與衝突。近代西方的新思想,成為康有為重新理解《中庸》的重要詮釋角

4 參見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頁 74。

5 參見房德鄰:《儒學的危機與嬗變—康有為與近代儒學》,頁 8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119

度。

《中庸注》注解何謂「神氣」(以元統天)時,康有為引用了西方關於「電」、

「光」的概念,解釋創造天地萬物的「神氣」雖然沒有形體,但是卻存在廣大無 窮的力量與作用。云: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庹物露生。有電則必有光,電光則有力 以生萬物,神氣即電氣也,故皆從申。而神尤為電氣之王。雖無形聲,而 含元吐精,至誠不息,引而申之,則自微而顯,不可抑揜也。此承上章言 命,而發鬼神之德。以知氣無窮,如電相引,雖微必顯,真誠必發。無間 於千百世,無隔於萬億里。6

電光的知識來自於西學,康有為在這一段的注解裡運用了西方電學方面的觀念,

成功地將《中庸》形而上的「神氣」概念「具體化」。他引申了電光的特質,就 是「雖無形聲,而含元吐精,至誠不息」,他主張的「元」這個生命源頭,能與 近代思想相互連結,形成生動而具意義的說明。這正是康有為詮釋《中庸》義理 時具有西方科學特色的地方。

另一方面,近代西方法律的基本概念——「公共意識」也巧妙地融入《中庸 注》詮釋「天道」的義理引申裡。當康有為詮釋《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7時,他對「道」的解釋是:「循人人公共秉受之性,

則可公共互行,故謂之道也。」8這是一個很特殊的詮釋角度。筆者以為,康有 為除了將近代法律思想中「公共意識」融通於天道所謂「與天地萬物共存共行」

的特性之外,也正向地肯定了人人皆秉受天道而生的「平等觀念」,誠屬可貴。

至於西方政治思想方面,康有為也運用在《中庸注》的注解之中,例如他在

至於西方政治思想方面,康有為也運用在《中庸注》的注解之中,例如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