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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四書新注」思想之研究 第九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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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
要研究康有為的思想，應當先了解他對儒家經典的理解，以及他所面臨的時 代課題。一般而言，儒家經典所引導知識份子的生命進路，可以「內聖」、「外王」
兩個層面予以概括。梁啟超先生曾對「儒家哲學的功用」下過定義，云：「儒家 哲學，範圍廣博。概括起來，其功用所在，可以《論語》『修己安人』一語括之。
其學問最高目的，可以《莊子》『內聖外王』一語括之。做修己的工夫，做到極 處，就是內聖；做安人的工夫，做到極處，就是外王。」1以此對應康有為的哲 學實踐，其一切的作為，都專注於努力解決晚清帝國的內憂外患，以達到國家政 治局勢的穩定與進步，這是他掛念於心且刻不容緩的生命課題。因此，儒家典籍 給予他最為核心的價值意義，乃在於「外王」工夫的落實。然而，無論他在政治 上或學術上的成就，卻帶給後世或褒或貶的評斷，尤其在處理四書義理的詮釋方 面，也留下許多未達共識的爭議問題。本篇論文即透過「四書新注」整體思想的 宏觀與深究，釐清康有為在儒家學術思想方面的理解意義與詮釋特色。主要的研 究論題包括《中庸注》的孙宙論與天命觀、《孟子微》的人性論與進化思想、《論 語注》中「神化孔子」和「大同思想」的具體意涵，以及〈大學注序〉一文所傳 達的問學歷程和外王之道等等。而研究目的，則在於進一步剖析康有為在清代經 學史上的解經特色、考據精神、對儒學近代化的影響，以期真實地了解清中葉以 來在公羊思想影響之下四書發展的樣貌，同時也一窺晚清知識份子是如何借重儒 家經典（四書），以落實當代所謂「通經致用」或「經世致用」的儒學價值。
歷來學者對康有為的儒學成果做過了不少的考辨與論證，包括梁啟超先生、
蕭公權先生、汪榮祖先生、湯志鈞先生、錢賓四先生、房德鄰先生、李澤厚先生 等，其中梁啟超先生是康有為的門下弟子，親炙受業師承之沾溉，對康氏的評斷 深刻可信；而蕭公權先生閱讀大批康有為著作未刊稿等微捲資料，所以對這位中 國近代史上的思想鉅子有了嶄新的理解與論斷，於此遂有更為開闊的視野，處理
1 參見梁啟超：《儒家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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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新注」也有更明確的方向。總而言之，本章結論有三個研究層次的說明：
一是「學者評價之分析」，二是「研究結果之呈現」，三是「研究侷限之檢討」。 首先，在「學者評價之分析」部份，康有為所獲得的褒貶呈現「偏高或偏低」
的分歧現象。2根據湯志鈞先生所言：「如果說，過去對康有為的歷史評價偏低，
那麼，近年來有些人又對康有為的評價偏高了。」3在「儒學新詮」這個領域，
歷史的評價往往偏低，原因在於他解釋儒家典籍的態度過於「主觀武斷」與「穿 鑿附會」。再者，他站在今文經學家的立場，詮釋四書總是與政治變法的理念相 互聯貫，忽略了經書的主體性。汪榮祖先生說：「他唯取能合其經世致用者，為 他的政治思想服務。所以康氏治經的真正目的，不在說經，而在救世。」4因此，
「四書新注」對於康有為的價值意義，在於重新宣揚孔子的救世精神，藉由四書 義理的引申闡述，讓政治變法的目的深植人心。尤其在「神化孔子」的信仰情懷 下，他無論在《論語注》、《孟子微》、《大學注》、《中庸注》，無一處不彰顯孔子 神聖的素王、教主地位。然而，是否為四書內涵的真理，或不是孔子學問之道，
其實是尚待後人進一步檢討。這樣「以儒變法」、「以經言政」的詮釋角度，無怪 乎始終不能得到普羅大眾的認同與接受。梁啟超先生的《清代學術概論》，對於
「四書新注」的解經方式做出析論，其云：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學新理而緣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 孔子所曾言也；……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釐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 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 一徧索《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真理而亦不敢從矣。……
故吾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 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5
2 參見湯志鈞：《康有為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 年 10 月），其中〈代序——關於康 有為的歷史評價問題〉一文，出處是湯志鈞先生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參加新加坡國立大學主辦的《漢 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討論會所提供的論文。
3 參見湯志鈞：《康有為傳》〈代序——關於康有為的歷史評價問題〉，頁 2。
4 參見汪榮祖：《康有為》（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7 月），頁 149。
5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10 月三版），頁 98。此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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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四書新注」思想之研究 第九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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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先生的批評重點在於「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點明了康有 為「為保儒教而解經」的主觀與盲目問題。他尤其為求抵制西方宗教的強大勢力，
因此主張建立孔教以救中國，甚至擇取近代西方的新學說新理論進行附會扣合，
違反了中國儒學的主體價值。梁啟超先生認為其造成的壞影響謂之「此病根不拔，
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6，是嚴重破壞了思想研究的獨立精神。而對於四書 義理的發展轉變，相對來說也是走向「退後保孚」，而不是「創新進步」。 另一方面，從解經者「創造性詮釋」的角度，近代學者則予以康有為「偏高」
的歷史評價。經典有其不同的時代意義，不同的詮釋者基於自身的時代課題，對 經典的詮釋自然有所側重。蕭公權先生即主張，衡量康有為的經學理解，應該重 視他所處的「歷史環境」。下列兩段為他對康「儒學新詁」的評價，蕭公權先生 說：
他依從公羊學的傳統，對事實並不重視，而認為追尋真理乃是最正當的學 術目的。因此，批評康氏漠視或曲解證據不過是顯示他並未給孔子學說以 正確的說明；但並不減少他「武斷」解釋的理論意義，因為我們不以「客 觀」為標準來估量它，而是從歷史環境的邏輯來衡量。7
說康氏利用儒家之名以息反對變法者之口，忽略了他的誠心。說他自認為 儒家乃是因為需要而非信服，同樣是不公平的。最近有位學者說：「當古 典學問的舊瓶尚未破裂之前，任何一個人想要表達他的新見解，仍然有義 務在古典學問的範圍內表達」。但是這一義務，從儒學觀點來說，乃是植 根於康氏自己的思想配製，而非由環境壓迫所致。……他一直敬仰孔子，
他深信真正儒學的道德效力並未被幾百年來的偽經損壞殆盡。仍然可以恢 復，不僅為中國人，而且可為整個人類服務。8
梁啟超先生針對其師康有為大倡孔教為國教的批評，梁氏云：「啟超自三十歲以後，已絕口不談
『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義，國中附和不乏啟 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見頁97。
6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99。
7 參見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年 5 月），頁 88。
8 參見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頁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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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是歷史環境的時代使命，讓康有為選擇依從公羊學思想來處理儒家的經 典意義，就「四書新注」而言，縱使康有為缺乏考據方法的客觀性，也偏離了四 書義理的真實性，但卻存在著晚清知識份子對歷史使命的情感成分。於是，蕭公 權先生在這裡提供研究者另一個詮釋經學的判準指標，就是以讀者為中心的解經 意義。當康有為滿懷理想與膽識來解釋儒家經典時，他是希望藉由傳統儒家哲學 的力量，來輔助其實現通經致用的愛國志業。因此，後世學者不妨換個評判角度，
容許他在愛國熱情的前提之下，給予他對四書義理的個人見解空間。我們可以說，
康有為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經學家。我們可以允許一位政治家對經學見解 的主觀與曲解，卻無法接受一位經學家處理典籍的武斷與錯誤，這正是歷來學者 批評康有為的爭議核心所在。蕭公權先生肯定康的解經初衷，於是給予其較為正 面的經學評價。筆者同意這一論點的提出，誠如他在《孟子微‧仁不仁第七》裡 有一段「鑑史抒懷」的文字，在詮釋義理中抒發了滿腔的愛國情懷，他說：「某 於十年之前上書，言及今變法為未雨綢繆，僅可為之，過是不及，卒至大禍。每 讀是篇，不能不掩面流涕也。夫桓靈早戒，何至有黃巾之亂？徽欽早備，何至有 金人之禍？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念我邦族，哀我種人，何為不可活若是乎？」
9康有為那種滿腔「舍我其誰」的道德勇氣，著實令人感動不已。
第二部份是本篇論文「研究成果之呈現」，由於康有為的生命歷程複雜而豐 富，所以研究的文獻材料與歷來學者的研究成果都相當可觀。然而，研究「四書 新注」的期刊論文卻相對貧乏。因此，本篇論文的問題意識，主要建構在康有為 詮釋四書的義理內容、詮釋方式及其經學價值，希望為四書學界貢獻一點微薄的 研究成果。首先，針對全文章節安排部份的說明如下：全文共分成九章，第一章
「緒論」部份說明問題意識、研究動機與目的、建立研究方法，並且檢討前輩學 者的研究成果；第二章則概述康有為的生平事蹟及說明「四書新注」的寫作背景。
「緒論」部份說明問題意識、研究動機與目的、建立研究方法，並且檢討前輩學 者的研究成果；第二章則概述康有為的生平事蹟及說明「四書新注」的寫作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