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四書新注」解經目的與學術價值
第三節 「四書新注」改造儒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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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致治之說，所以偏重於「微言大義」，其特色為功利的，而其流弊為 狂妄。古文學家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
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煩瑣。宋學以孔 子為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於心性理氣，其特色 為玄想的，而其流弊為空疎。35
周予同先生對經學三大家派的學術分判，可知康有為以今文經學注解四書，的確 是站在「功利」和「政治」的觀察立場。在今文學家的眼中，孔子是一位偉大的 政治家，所以理解儒家的孔學典籍，當然必頇從政治的觀點去掌握「微言大義」。
然而，相對於重視考證史學的古文經學家，和偏重義理思考的宋學家而論，今文 經學家的流弊則是過於「以經言政」、「狂妄不實」。然而康有為的人生志業即在 政治實踐，在歷史上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因此選擇功利主義的今文經學，作 為詮釋四書的立場，也是情有可原、能夠理解的。我們可以這麼說，康有為「四 書新注」的完成，算是清代四書研究中，第一部將儒家經典與近代政治聯繫起來 的作品，也替中國經學史的「政治化」與「近代化」奠定了嬗變改造的基礎。
第三節 「四書新注」改造儒學的影響
一、 儒學「政治化」的影響
根據《康南海自訂年譜》的記載，康有為對經典的論述，開始於光緒十四年
（1888）「上清帝書不達」以後。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既不談政事，復事經說，
發古文經之偽，明今學之正」36，表面上看起來不談政治，但實際上，則是從事
「由儒家典籍中尋求變法運動理論體系的建立」的工作。這段時期，開始確定以 今文經學的立場，建構出一套在政治上的變法理論，以為將來變法運動之用。進 一步說，當時的他已經是有自覺地、有系統地進行「儒學政治化」的活動。在這 十餘年間，包括他在廣州講學著述，從事考辨經書真偽的工作，完成了《新學偽
35 參見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序言〉（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8 月 6 刷），頁 3。
36 見康有為：《康南海自訂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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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一直到戊戌變法失敗之後，避難於檳榔嶼和大卲嶺，
完成「四書新注」，這些行動在在都標誌著康有為不斷致力於「儒表政裏」的儒 學改造事業。因此可說，他對於中國近代「儒學的政治化」是深具影響力的。
歸納起來，康有為對儒學政治化的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激發「政治 民主化」，二是促使「國民革命」。首先，關於影響「政治民主化」這部份，在「四 書新注」裡，經常從四書原典引申出許多政治改革的制度與精神，還包括引進近 代西方國家在政治民主化的成果，以鼓勵中國能多學習西方列強的民主化過程。
例如，在《孟子微‧總論第一》裡，康提出孟子特別表明在升平之世，中國應該 比照英、德、日各國「授民權」、「開議院」，他說：
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權、開議院之制。蓋今之立憲體，君民共主法也。今 英、德、奧、意、日、葡、比、荷、日本皆行之。左右者，行政官及元老 顧問官也。諸大夫，上議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議院為與民共之，以國者，
國人公共之物，當與民公任之也。……然斟酌於君民之間，升平之善制也。
37
「君主立憲」一直是他在清末民初設法推動的民主進程，因此他主張「一切政法，
以下議院為與民共之」。另外，他將三世進化的次第，對應西方各國的民主化現 況，強調中國儒學中早已隱含了民主之義，《孟子微》寫道：
孔子先發大夫不世之義。故亂世去大夫，升平去諸侯，太平去天子。此進 化次第之理。今法、德、意、西班牙、日本各國，亦由暫削封建而歸於一，
亦定於一之義也。38
在他看來，孔子在《春秋》隱微地建立起三世進化的次第，換句話說，由專制、
立憲到民主，正是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基本主張。所以《孟子微》才說亂世可「去 大夫」、升平可「去諸侯」、太平可「去天子」，如同當時的法國、德國、意大利、
37 見康有為：《孟子微》〈卷一〉〈總論第一〉，頁 12。
38 見康有為：《孟子微》〈卷三〉〈仁不仁第七〉，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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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和日本各國，其政治改革的次第，都是經由封建而逐漸民主一樣。因此，
房德鄰先生針對康有為對「儒學政治化」的影響，做出說明，他說：「經過康有 為如此闡釋，在儒學經義中已經包含有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立政原則、制 度訂立，諸如社會契約說、三權分立、主權在民說、憲法、國會、上議院、下議 院、虛君、責任政府，以致於民主共和制度等等。」39以上論述，足以當作康有 為「四書新注」影響儒學政治化的幾個基本例證。
康有為儒學政治化的另一影響，乃是間接促使「國民革命」成功，這點是他 所始料未及的。他基於對光緒皇帝的忠貞，以及執著於君主立憲的迷夢，使他在 面對革命思潮湧現之時，選擇了繼續維護那幾近崩潰瓦解的腐朽清廷，全力抵制 民主革命的潮流。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在「四書新注」中所傳遞的三世進化 思想，竟然無形地影響了國民革命的成功。蕭公權先生曾說：「康氏雖然反對辛 亥革命，他仍然致力於經由制度的逐漸民主化，而使中國政治近代化」40，意思 是說，康有為在著述中所強調的改革方向及民權思想，發揮了影響民主革命的作 用，也符合廣義的自由民主精神。在《論語注》中，康有為描繪著大同之世的自 由平等：「行太平大同之政，人人在宥，萬物熙熙，自立自由，各自正其性命。」
41他在這裡形容大同太平之政的自由境界，人民消解了專制的束縛，重獲主權的 自由。《中庸注》也寫著：「傳春秋大義，公羊起於文王，終於堯舜。起於君主之 聖，終於民主之聖也。」42意思是說，政治主權的歷史進程，終究會到達民主之 聖的制度上。《孟子微》中也論述暴政的君王如同「民賊」，人民可以群而殺之：
以鉗制壓伏待其民者，謂之民賊。故堯舜可以為法，而幽厲可以為戒。厲 王暴虐，民得放流之於彘；幽王闇昏，戎乃殺之。此如英查理第一、占士 第第二、法路易十六之見殺逐於民矣。孟子又總大道而言之，只有仁不仁
39 參見房德鄰：《儒學的危機與嬗變—康有為與近代儒學》，頁 116。
40 參見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頁 184。
41 見康有為：《論語注》〈卷二〉〈為政第二〉，頁 16。
42 見康有為：《中庸注》，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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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二道實一道之正負也，此乃該括天下之大道。43
事實上，民主制度的建立，關鍵在於「掌握時勢」。國君倘若不以仁政治國，那 麼人民便趨向以革命的手段來創造民主，屆時，以鉗制壓伏百姓的暴君，便是如 同幽王厲王一般的民賊，人人皆可群起而攻之。種種「四書新注」中所表彰的民 主革命思想，恰好符合當時一觸即發的國民革命運動，這對於中國近代的民主啟 蒙思潮，的確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最後，筆者以湯志鈞先生在《康有為傳》的 一段話，當作康有為「四書新注」影響「儒學政治化」的註腳。湯志鈞先生云：
「康有為鼓吹民權，宣揚進化，在當時思想界確曾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使知識 份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雖然僅僅走了一步，卻是很值得重視的一步。」44 他所彰顯的是，康的變法理論，足見在某種程度上是刺激當時社會發展趨勢的重 要推手。
二、儒學「近代化」的影響
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以孔孟為道統的儒學，尌成為中國 政治社會中具有領導地位的學術主流。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雖然儒學也隨著時 代的更迭而有所變化，但其作為領導主流的本質卻沒有太大的改變。然而，到了 近代，情況有所不同。在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之下，儒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同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房德鄰先生說：「那些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知識份子、
思想家和政治家努力使儒學和西學結合起來，以便創造出一種能夠適應近代新形 勢的新的意識形態。」45康有為受到十九世紀改良派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46，因此
43 見康有為：《孟子微》〈卷一〉〈總論第一〉，頁 5。
44 參見湯志鈞：《康有為傳》，頁 23。
45 參見房德鄰：《儒學的危機與嬗變—康有為與近代儒學》，頁 67。
46 參考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書局，2010 年 7 月），頁 69-71。書中論及，
康有為屬於十九世紀改良主義思想體系的成熟的代表人物：「改良派變法維新思想的發展，在一 八九０年代達到了它的高潮和頂峰，形成一個質的飛躍，進入了完全成熟的階段。……這時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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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學習運用西方各種新的思想理論，包括在政治、經濟、學術、教育等層面，
積極地進行改造儒學的工作，促使儒學走向「近代化」，以抵禦外來文化的侵略。
康有為「四書新注」出現諸多「政治人物」，可以一窺「儒學近代化」的影響。
康有為經常以各國的政治人物，作為「四書新注」的詮釋例證。《孟子微》
舉例說明如：「以力服人，只可稱為霸。如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亞力山大、
成卲斯、拿破侖皆然，不得稱為王也」47、「昔嘉慶之時，中國人不知拿破侖，則 安知戰伐殺戮之慘如此」48、「今之華盛頓者，亦舜之儔也」49、「若漢高祖、明太 祖及亞力山大、摩呵默德、成卲斯，及近世拿破侖、畢士麻克、毛奇之雄才，今 人所艷稱者，皆孟子所謂民賊者也」50、「但霸者雖統有諸侯，而未廢當時之天子，
如日本大將軍然。經歷足利、鐮倉、織田、豐臣、德川，皆爭霸業，而不廢天皇」
51、「英殺其君查理第十一，而議院開。法殺路易，逐滹禮拿破侖，而民權定。奧 逐飛蝶南，而立憲成。意之奈坡里，則逐其王，至從他國矣」52。這些事例的引
51、「英殺其君查理第十一，而議院開。法殺路易，逐滹禮拿破侖，而民權定。奧 逐飛蝶南，而立憲成。意之奈坡里，則逐其王，至從他國矣」52。這些事例的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