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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辨疑》撰作動機、版本現況及卷數問題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四書辨疑》撰作動機、版本現況及卷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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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九年 1305 76

拜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使者五致詔,以 年老堅辭。

大德十一年 1307 78

仁宗在懷州,素聞其名,遣使賜幣帛、上尊 酒,令長吏歲時告存。

至大41四年 1311 82

元武宗崩,仁宗即位,復召陳天祥入京,陳 氏以老疾不起。

皇慶42二年 1313 84 制定科舉新法。

延祐二年 1315 86 科舉新法正式推行,頒布天下。

延祐三年 1316 87

四月,卒於家,享壽八十七。累贈推忠正義 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河北等處行省中書省平 章事,追封趙國公,諡號文忠。43

※筆者案:

以上年譜主要依據張養浩〈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陳公神道碑銘〉以 及《元史.陳天祥傳》二者編排而來,其他傳記史料,並未與之有所不同。另,

表格中粗體字部分為當時之重要事件,配合本章第四節所論,以便於讀者對照參 看,即可知陳天祥所處之時局變化。

第二節 《四書辨疑》撰作動機、版本現況及卷數問題

一、撰作動機

張養浩〈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陳公神道碑銘〉對陳天祥畢生行誼有 翔實記載,除表彰政治功德以外,於其學識涵養亦較《元史》有所著墨,在其著

41 至大元年-至大四年,元武宗奇渥溫海山年號,在位 5 年。

42 皇慶元年-皇慶二年、延祐元年-延祐七年,元仁宗奇渥溫愛育黎拔力八達年號,在位 10 年。

43〈神道碑銘〉稱:「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潁川郡公,諡文靖。」[元]張養浩 撰,李鳴、馬振奎校點:《張養浩集》,卷十八,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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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面,〈神道碑銘〉載:

嘗著《四書集註辨疑》十五卷,《四書選註》二十六卷,雜文若詩號《田 居集》八卷。44

關於陳天祥之學術思想,歷來學者討論甚少,可供旁徵參照之文獻亦少,甚至是

《宋元學案》也未著錄,因此,吾人欲知其學術樣貌,僅能自其原始著作入手;

然而《四書選註》與詩文集《田居集》皆已佚失45,致使研究陳天祥其學只能以

《四書集註辨疑》為依據,更無法求取《四書選註》以為參詳比對、相互發明,

殊為遺憾。

至於《四書集註辨疑》的撰作動機,實難以從陳氏之言而得之,因此書編排 至簡,除目錄正文以外,別無序跋等說明文字以交代著述緣起,再者,其它二書 均已亡佚,亦無可求得陳氏隻字片語,故此部份實不得已而付之闕如;實際上,

即便時人,亦未必能知曉陳氏著書之本意,吾人不妨玩味〈神道碑銘〉中,兩段 關於《四書集註辨疑》成書的記述,首先:

(接上處引文)或謂《四書辨疑》公雖不作亦可。切謂人非生知,孰能無 疑?疑而辨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文忠公疑《繫 辭》,固不害其為大賢也。46

吾人若詳觀〈神道碑銘〉之文意脈絡,便可知張氏此語相當突兀,前無所承,語

44[元]張養浩撰,李鳴、馬振奎校點:《張養浩集》,卷十八,頁 161。

45《四書選註》於《經義考》、《補元史藝文志》、《元書.藝文志》及《中國歷代藝文總志》有著 錄名目,然已佚失。[清]朱彝尊撰,林慶彰等編審:《點校補正經義考》第 7 冊,卷二百五十 四,四書三,(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1997 年),頁 574。[清]錢大昕:《補元史藝 文志》,卷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13。〔清〕曾廉:《元書》,卷二十三,〈藝文 志上〉,收於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四輯第 15 冊,頁 214。國 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中國歷代藝文總志》,經部四書類,(台北:中央圖書館,1984 年), 頁 285。

46[元]張養浩撰,李鳴、馬振奎校點:《張養浩集》,卷十八,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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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又嘎然而止,且前後似有矛盾,既說「雖不作亦可」,又云「固不害其為大賢」, 實有令人不知所云之感。然而,此段評論卻未必中肯,其一,張氏以為《四書辨 疑》之「疑」等同於人非生知而有所疑之「疑」,同為疑,但兩者層次明顯不同,

《四書辨疑》之撰作,是陳天祥對朱子注文的反省思量,其中多數持論合於事理,

民國學者關文瑛先生即認為:

夫朱子之注《四書》,雖大體精純,然好竄亂經文,蔑棄古義,而穿鑿武 斷之弊,亦所在多有。天祥之所指摘,要能洞中其失。……兩兩相較,要 以天祥之說為長。雖全書數百條中,不無一二強詞之處,然大體融貫經義,

淹通故訓,辨別疑似,剖析迷惘,益人智慧之功,正復不少。47

故可知陳氏撰書,並非盲目攻詰,標新立異,而是對朱注的用心探究,如單純地 認為此書因疑惑而辨,止為講學之事,或恐失之粗疏浮泛。其二是以《四書辨疑》

與宋代學者之疑古相提並論,雖同是疑,而性質則異,宋人疑經,明顯是當時學 術風氣及政治環境使然,好為翻案文章,後世評價褒貶不一;《四書辨疑》則是

「疑今」而非「疑古」,是書摘取朱注中或不妥處、或失言處、或可議論處等加 以商榷辨析,措詞溫厚忠實,未流於意氣之言,其用意顯然不在翻案48,且於當 時,朱子學勃興,陳天祥能在一片宗主朱學之聲浪中敢於申明疑義,不啻具有獨 立思考之價值,此正與宋人疑經,乃至改經之習氣有所不同。張養浩將《四書辨 疑》的撰作緣由歸結於讀書論學未成定見之前的「疑」,並無法與書中表現者相 為覈實,但當今學者認為此書論辨頗具理性光輝,殊有可觀49,與張氏之說有所

47〔民國〕關文瑛撰,孫惠美點校:《通志堂經解提要》,卷四,收於《林慶彰、蔣秋華主編:《通 志堂經解研究論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 年),頁 713-714。

48 誠如吳哲夫先生所言,是書「頗能平心剖析,實非有意立異說以為門戶之爭,則其書可補《集 注》之闕失,而為通儒博攷者之所資,固不待言也。」吳哲夫:〈故宮善本書志.四書辨疑十 五卷〉,《故宮季刊》第十一卷第一期(1976 年秋),頁 70。

49 如程樹德先生所贊:「清初漢學家所摘者在考證之疏,此則摘其義理之謬,洵朱子之諍友也。

凡《論語》一百七十三條,採摭幾過半云。」林慶彰先生亦持此見:「陳天祥作《四書辨疑》, 前人或把它歸入反朱的行列,以為他有跟前賢爭勝的嫌疑。如果我們熟讀《四書辨疑》,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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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雖史料文獻缺乏,但就此結果,可推測即便是張養浩,因陳天祥未曾明言 故,其著論《四書辨疑》之深意與動機,亦罕為人所知,是以纔引來張養浩的詰 難,將之比附司馬光、歐陽脩,三人之共通點便是―其所「疑」的對象均未必值 得如此懷疑,而並無涉及「所疑」的具體內容或方式,從這個情況,顯現出張氏 對於朱子的擁護以及《四書辨疑》的遲疑,正足以表明,陳天祥之撰作動機可謂 一學術史疑案。

另外,有關於《四書辨疑》的撰寫背景,〈神道碑銘〉云:

……凡幽四百餘日,惟取《四書》環披徧考,心究而身體之,有所疑,即 著論以辨,略不以死生禍福纖介。50

張氏指出《四書辨疑》乃陳天祥遭桑哥誣陷下獄時所作,此記載值得注意的是,

陳氏身繫囹圄,生命朝不保夕,卻仍泰然取書研讀,又僅取《四書章句集注》, 足見其對朱子與《四書章句集注》之重視,又張氏稱其「環披徧考,心究而身體 之」,則可知陳氏對於《四書章句集注》之析論辨別絕非獄中消遣之作,而是潛 心研究、苦心孤詣下的治學結晶。然張養浩也未進一步說明,何以陳天祥於獄中 惟取《四書》而讀?其於《四書》觀點如何?《四書章句集注》於陳天祥又有何 重要意義?(諸如安身立命之省思、自身性格與政治曲直之權衡等)凡此等牽涉

《四書辨疑》撰作之動機問題,張氏皆未解明,使得《四書辨疑》之撰作緣起更 無由探求,殊為可惜。

體會到,他所爭的是如何才能闡明聖經的本義,對朱子的匡正,也祇是達成這一目的的過程而 已。從這一角度來看,說他是朱學的諍友也不為過。」周春健先生也說:「客觀地說,陳氏辨 疑文字不乏合理之處,這對於打破由南至北日漸尊隆的《四書集注》在人們心目中的權威地位 有一定的歷史認識意義。……從總體上說,天祥所辨者皆是從是否合乎經文本旨出發,批評文 字也較客觀,書中有不少地方還對朱熹之說給予了充分肯定。」〔民國〕程樹德編,程俊英、

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17。林慶彰:〈元儒陳天祥 對《四書辨疑》的批評〉,收於《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頁 720。周春健:《元代四書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8 年),頁 194-196。

50[元]張養浩撰,李鳴、馬振奎校點:《張養浩集》,卷十八,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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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本現況與作者考定

現存《四書辨疑》的版本計有三種,為《通志堂經解》本、《四庫全書》及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自學術史角度觀之,《通志堂經解》為清初名士納 蘭性德所蒐編,成於《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薈要》之前;實際上,關於《通 志堂經解》之編集,其緣由尚須追溯至明初,當此之時,成祖所敕《四書五經大 全》編纂告成,皆以元人之經說為底本,然後廣事蒐集其他宋元人經說編纂而成,

有了《四書五經大全》,可說得了宋元人經說的百科全書51,頒行後更以此為科 舉範式,意謂士子止需熟讀《大全》之書即可登第中舉,遂造成元代諸家經說原 本乏人問津的局面,故元人之書亦逐漸零碎消沒,納蘭氏〈通志堂經解序〉云:

逮宋末元初,學者尤知尊朱子,理義愈明,講貫愈熟,其終身研求於是者,

各隨所得以立言,……惜乎其書流傳日久,十不存一二。余向屬友人秦對 巖、朱竹垞購諸藏書之家,間有所得,雕版既漫漶斷闕,不可卒讀,鈔本 譌謬尤多,其間完善無譌者,又十不得一二。52

納蘭氏生當康熙朝,正是崇尚朱子學的時代,而元人經說,又多以尊朱為要,如 何會淪落至「十不存一二」之慘況?此實不得不將之歸咎於明代學術風氣及科舉 型態,倘若《大全》不出,則尊朱型態的元人經解將不斷地被刊刻鈔行,絕無可 能演變成納蘭氏所言者。著眼於此,若欲保存宋元經說,勢必廣蒐善本,並重新

納蘭氏生當康熙朝,正是崇尚朱子學的時代,而元人經說,又多以尊朱為要,如 何會淪落至「十不存一二」之慘況?此實不得不將之歸咎於明代學術風氣及科舉 型態,倘若《大全》不出,則尊朱型態的元人經解將不斷地被刊刻鈔行,絕無可 能演變成納蘭氏所言者。著眼於此,若欲保存宋元經說,勢必廣蒐善本,並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