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使用 PSE 指標研究之相關文獻

與 PSE 相關的研究文獻大致可分成兩類，第一類為以 PSE 指標計算各國農業 支持程度之文獻，此類文獻以 OECD 等國際組織之研究為大宗，另一類則為 PSE 之應用研究，此兩類文獻多為國外之研究；而國內的相關文獻，主要以台灣 PSE 指標的估計為主，分別說明整理如下。

一、國外研究之相關文獻

(一)以 PSE 計算農業支持程度之相關文獻

PSE*指標的使用，首見於 FAO 在 1973 年的國際農業調整會議(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IAA)中發表，其中包括 1968-1970 三年間對 5 個國家、5 種產品的 PSE*值之估計(Josling, 1973)；並於 1975 年擴張到 6 個國家、6 種產品，

計算期間也從三年擴張至 1968-1974 六年(Josling, 1975)。第二個使用 PSE 計算農 業支持程度的研究，為 OECD 於 1987 年對其會員國進行的估計(OECD, 1987)；

OECD 於 1987 正式認可 PSE*為會員國內估計農業支持之指標後，擴大了 FAO PSE*的政策估計範圍，對會員國中 7 個國家、12 種產品，計算 1979-1981 年間的 PSE*水準，並自此開始，每年均對各會員國進行有系統監測至今。而美國農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亦曾在 1987 年對 OECD 之 PSE*方 法做調整，以進行 1982-1986 年間世界主要國家 PSE*指標之估計，估計對象除了 部分 OECD 會員國，也包括了部分非 OECD 國(USDA, 1987)。

Josling & Tangermann (1989)彙整了上述 FAO、OECD 與 USDA 三個組織之研 究，發現在此三個研究中，皆包含了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歐洲共同市場 (European Community, EC)與日本等 5 個國家，且均有對小麥進行 PSE 的估計，比 較發現，儘管三個研究間指標之估計範圍設定上有些許不同，但估計的結果無論 是在方向(directions)或是效度(magnitudes)上，都有很類似的結論；這說明了在各國 農業支持程度的比較上，PSE 指標能作為一個良好的衡量基準。而在這三大組織 中，僅有 OECD 持續對其會員國進行監測，並不斷檢討並改進計算方法，因此成 為世界上公認最具代表性的農業支持指標。

Legg (2003)整理 OECD 自 1980 年代以來對其會員國 PSE 估算的結果發現，

OECD 國家平均世界市場價格與境內價格的價差，1990 年代較 1980 中期，幾乎減 少了一半；其中，從生產者名目支持係數(Producer Nominal Assistant Coefficient, pNAC)來看，支持程度由平均 57%降至 32%左右。而以單一國家來看，澳洲與紐 西蘭等大農國家的支持程度非常低，%PSE 約為 5%；日本、韓國與瑞士等小農國 家則非常高，平均%PSE 皆超過 60%，而歐盟國家(%PSE 平均為 36%)則較接近 OECD(%PSE 平均為 40%)的水準。PSE 支持的組成，則由 1980 年代以生產與貿易 干預措施為主，轉向以與農民所得無直接關係的給付為主，這在歐盟與瑞士等國 家特別明顯。Legg 指出，減少支持與生產干預性政策可以增進農業與其他產業間 的資源配置。

Legg 更進一步由 OECD 長年對 PSE 的研究中，歸納出四個重要的結論：

1.OECD 國家主要使用農業支持措施(如市場價值支持、產出給付與投入要素之補 貼等措施)，事實上對於農民所得增加的移轉是沒有效率的；2.以產出為基礎的給 付，絕大部分由大規模的農戶所得到；3.最不影響生產決策的措施，往往是最不具 貿易干預效果的，且對農民所得增加最有幫助；4.世界各國常以農業環境保護政 策，來抵銷與投入產出有關之措施造成的環境傷害，但事實上執行這些增進環境 表現政策的成本，要高於原本執行那些會造成環境傷害之政策的成本。

Legg 亦闡明一個好的分析指標應具備：分析上的合理性 (analytically sound)、

使用上的方便性(easily measured)、可複製性(replicable)、能規律更新資料且具準確 性(regularly updated and accurate)、具代表性且可隨時間做比較(comprehensive and comparable over time)、可跨產品、政策與國家(across commodities、policies and countries)以及可以讓政策制定者容易瞭解(easily understood and relevant to policy makers)等性質；而 PSE 在目前常見的支持指標中，為最為全面的指標之一。

(二)其他與 PSE 相關之研究文獻

自 OECD 採用 PSE 作為其會員國農業支持程度的估計指標後，OECD PSE 計 算方法遂成為在農業支持指標的研究中，最廣為使用的指標之一，因此許多專家 學者開始嘗試以 OECD PSE 方法，進行非 OECD 國家農業支持程度的估算(Byerlee

& Morris, 1993; Kisten, 2000; Khan, 2002)，以及相關的應用研究(Hertel, 1989)，其

中也不乏對 OECD 方法的批判(Byerlee & Morris, 1993; Masters, 1993; Oskan &

Meester; 2006; Liefert, 2009)。

Byerlee & Morris (1993)以巴基斯坦的小麥產業研究發現，名目保護係數 (Nominal Protection Coefficient, NPC)、有效保護係數(Effective Protection Coefficient, EPC)、PSE*以及 CSE*等保護衡量指標，若以當期貿易的世界參考價格(world reference price)為基礎來計算，可能導致不正確的估計結果；在政策干預措施會造 成貿易逆轉的情況下，指標所反映出的保護效果，甚至會與實際情況相反。

Kirsten (2000)根據 1999 年 OECD 新定義之 PSE 計算方法，估算南非 1996-1998 年間之 PSE 水準，共選擇 16 種產品，佔南非農業總產值之 69%；其中，園藝作物 雖佔了南非農畜產值中很大的比例，但由於南非政府對園藝作物已經完全撤除各 種政策干預措施(deregulation)，因此 Kirsten 並沒有將園藝作物納入估計，這樣的 計算結果會比較有代表性。實證結果發現，由於南非政府對農業的支持持續減少，

1998 年南非總和%PSE 僅有 2.7%的水準；在國內幾乎沒有支持措施的狀態下，世 界參考價格的波動成為南非 PSE 計算的主要影響來源，有九種產品 PSE 計算結果 出現了負值，表示境內價格要低於國際參考價格，而這也代表南非在貿易談判中，

在支持減讓上有很大的談判空間。

Khan (2002)以 PSE*與生產者補貼比率(Subsidy Ratio to Producers, SRP)衡量巴 基斯坦政府對小麥和棉花部門所進行的政策干預程度，PSE*計算結果發現巴基斯 坦政府的隱含稅約為 46%到 139%間，而 SRP 計算結果均略低於 PSE*；其中，PSE*

之計算結果大多為負值，顯示巴基斯坦的小麥與棉花部門主要朝向 WTO 自由化的 目標前進，巴基斯坦並不需要對國內政策措施做太多的調整。在其他國家普遍削 減支持措施的情況下，小麥與棉花世界價格將不斷提高，巴基斯坦若擴張境內小 麥與棉花的生產，將從中獲得益處。

Hertel (1989)研究農業科技與要素的移動性對支持政策的影響，模擬 13 種在產 出、出口、勞工僱用與土地價值等不同支持因子的情境，發現農場支持的全面性 削減，對產出、出口、勞工僱用與土地價值等方面的影響，將隨著各國對這些要 素的相對依賴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即使支持經過一致性的總和削減，仍存在一 些投機空間(maneuvering room)，如美國將移轉補貼至要素投入(如薪資)來補償勞工 的方式，可以在不改變農業勞力需求的前提下減少生產者補貼等值。

Masters (1993)研究發現，在計算 PSE*百分比(%PSE)的時候，若以實際境內價 格而非社會機會成本來作為分母(denominator)，會有偏誤(biases)發生的可能；這可 能使得在貿易限制與其他價格支持政策效果之估計上，比起價差給付或其他所得 支持措施效果的估計，會有持續低估的情況發生；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使 PSE*

計算結果無法對各國或各產品間的保護程度做正確的衡量。Masters 在 33 國家、250 種活動樣本中，有 5%的作物與 8%的國家於比較過程發現錯誤；Masters 亦提出改 良後的%PSE*計算公式，在一些額外的資料與限制假設下，能提供更顯著的計算 結果。

Oskam & Meester (2006)認為 PSE 中的市場價格支持，與因政策干預造成的生 產者支持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經濟關連性。Oskam 與 Meester 研究發現，市場價格 支持容易高估(overestimates)關稅與出口補貼的效果，且低估配額系統對於生產者 的支持程度。估計支持程度的大小與方向若有偏頗，可能會造成政策制定時的錯 誤。Oskam 與 Meester 並指出，修正數量限制後的生產者加權平均價格，比起 OECD 所使用的參考價格，可能較適合市場價格支持的估計。

Liefert (2009)以 OECD 生產者支持估計量計算方法中的市場價格支持之拆解 (decomposing)為基礎，提出調整後的計算方法，並以俄羅斯的實證計算結果為例，

對 OECD 的拆解方法提出評判。Liefert 發現，俄羅斯在經濟移轉(transmission)期 間，造成市場價差的主要原因，為匯率對境內價格造成的不完全移轉(incomplete transmission)，以及市場因公共建設落後而造成的移轉不足；這造成俄羅斯無法因 為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而從中得到較多的益處。Liefert 指出，OECD 的拆解方法 假設境內市場價格、邊境價格與匯率三者間為相互獨立的變數，然而在世界各國 仍普遍存在關稅等政策干預的情況下，三者間往往相互影響，而非獨立的關係；

其中邊境價格的改變，會對境內價格會造成移轉性改變。

由於 1990 年代初期有許多國家在經濟局勢上發生劇烈的改變，許多學者注意 到匯率、市場失靈等問題可能對 PSE 估算造成影響(Harley, 1996; Leifert, 1996;

Meyers, 1996; Cheng & Orden, 2007)。

Harley (1996)以 PSE*估計方法，探討影子匯率序列(series of shadow exchange rates)對經濟轉型中國家(economies in transition)中，產品生產者價格與境內市場價 格間的運銷價差(margin)，以及對以境內生產者價格(domestic producer price)與外生

參考價格(external reference price)計算之市場價格支持措施的影響；有兩個主要的 發現：1.對經濟轉型中國家來說，名目匯率的改變以及國內通貨膨漲都可能使得這 些修正措施無效，應以購買力平減(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方法，來對兩國貨 幣間匯率進行調整；2. 經濟轉型中國家公共建設不足、市場規模過小等因素造成 市場失靈之成本(systemic failure costs)，都可能使市場運銷價差對 PSE*估計結果造 成顯著的影響。

Liefert et al. (1996) 估計俄羅斯於 1992-1994 年期間之生產者補貼等值，實證 結果發現俄羅斯之 PSE*值為負數且絕對值偏高，這指出俄羅斯對農業生產者課 稅。研究發現，這樣的估計結果主要由兩個原因所造成：1.政府於地區及聯邦的貿 易與價格政策，使境內生產者價格低於世界價格；2.境內基礎建設的落後與市場機 制的不健全造成農業高額的移轉成本。此外，Liefert 亦指出，對轉型中國家來說，

匯率的低估會造成國內產品價格偏低，使得 PSE*計算結果偏高。

Meyers (1996)則對Harley與Liefert等人的研究做出評判，認為他們對於解釋誰

Meyers (1996)則對Harley與Liefert等人的研究做出評判，認為他們對於解釋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