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化對安全管理的影響

企業進行全球化時，常會將企業既有的管理制度一同移植到新的國家，在這 個過程中，文化差異所衍生的問題最為棘手(Hofestede, 1980)。為了解文化差異 對企業全球化的影響，很多的組織行為研究者開始投入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在這 些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中，以 Hofstede (1980)的研究最具里程碑的貢獻，他提出國 家 文 化 的 觀 念 ， 國 家 文 化 包 含 權 力 距 離 (Power distance) 、 個 人 / 集 體 主 義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不確定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男性主義/女性 主義(Masculinity / Femininity) 等四個面向，此四個面向可用以闡釋不同國家中 的組織與個人行為為何會產生差異的原因。

國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經常會影響組織層面的安全因素，Helmreich 及 Merritt (1998)曾經提出一個概念性的模型來解釋國家文化，組織文化，以及安全 行為的關係。他們認為，國家文化會影響組織文化因素，例如領導與溝通的方式，

進而影響到員工的安全態度與行為。他們利用 Hofstede (1980)所提出國家文化的 概念進行一個跨國性的比較研究，以了解不同國家文化間駕駛員其安全態度與行 為的差異。他們發現關係導向文化中的安全管理在某些方面與西方國家的安全管 理確實不太相同。他們發現，亞洲的駕駛較傾向集體主義，他們較不會在團隊中 突顯個人，同時也較不喜歡在會議中提出相反的意見。在上司與下屬間同常存在 較高的權力距離與階層關係，這部份通常表現在對命令的態度上，例如，他們認 為下屬應服從上司的命令，不要提出質疑。他們也發現亞洲的駕駛位了避免不確 定因素，他們會依循組織的規則來做決定，同時也較依賴自動化裝置來執行他們 的任務。相對的，西方的駕駛通常較以自我為中心，在上司與員工間的權力距離 較低，階級之間較平等，上司與下屬間的溝通通常是雙向的較為自由開放，而他 們不會完全依賴組織的規定來做決定，也較不會依賴自動化裝置來執行他們的任 務。

另一個與關係導向文化的安全管理有關的例子，是由 von Thaden 等人 (2006)所進行關於中國航空公司的安全氣候調查研究。他們發現與過去調查西方 的航空公司研究資料相對比，中國航空在“當責(accountability)”，“員工賦權

分數。細部分析後，發現中國航空公司的駕駛員會抱怨公司的主管會偏愛某一些 人，有不一致的獎懲標準，且主管經常會因某一事件的發生責備員工。而員工為 了避免被責備，通常會較不願意主動回報自己或其他人所犯的錯。此外，他們並 沒有感受被公司賦權，他們並沒有被授權做一些重要的決定，而員工容易依賴主 管的決定做事。從上述這些例子來看，存在於關係導向的文化與西方的文化之 間，其安全管理的方式確實存在差異，因此，在進行安全管理計劃的推動時，文 化差異的特性確實需要被考慮，這也正是本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