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戰後台灣統治體制的建構與運作
第一節、 黨國體制的建構背景：中國統治經驗的修正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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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民黨政府能夠站穩腳跟的關鍵，因此，筆者首先針對國民黨來台後推行改 造運動的背景作探討，接著論述「黨國」體制的建構與實際運作。最終，對於 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外在檢視，本文選擇以 1950.年代的台灣地方選舉以及雷震等 人欲籌組反對黨的過程進行分析。具體的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第二節、研究回顧
第三節、研究架構與限制
第二章、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建構與實踐：中國統治時期 第一節、國共兩黨的政治對弈：重慶談判及政治協商會議 第二節、國民黨人對民主政治的想像(1)：六屆二中全會 第三節、戰後憲政體制的確立過程
第四節、國民黨人對民主政治的想像(2)：六屆三中全會 第三章、戰後台灣統治體制的建構與運作
第一節、黨國體制的建構背景：中國統治經驗的修正與回應 第二節、黨國體制的內在建構：「強人」的出現
第三節、黨國體制的運作面分析：國民黨與行政、立法兩院的個案分析 第四章、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外在檢視
第一節、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外在檢視(一)1950 年代台灣地方選舉 第二節、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外在檢視(二)：雷震案的意義
五、結論
第二章的論述中，首先將重點置於戰後國共兩黨政治上的互動經驗與國民 黨內部的反饋，聚焦於國共談判中的兩個焦點：重慶會談與政治協商會議。儘 管自重慶會談到政協會議將近半年的時間，國共的戰事仍持續進行，但兩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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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結論對於實現國內和平以及政治民主化仍具有正面的意義，特別是政協決 議的履行，代表中國實現政黨政治的可能。然而，以國民黨的角度出發，緊接 政協會議後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對政協決議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判，全會最 終達成的協議，無疑關起了政黨政治的大門。以此觀之，六屆二中全會的召開 實為具有一指標性的事件。
與此同時，國民黨著手推行憲政，此舉包含著「主動」與「被動」兩個層 次。依照孫文的革命進程，此刻的國民黨已具備了推行憲政的條件；考量當時 的政治局勢，憲政的推行則為對抗共產黨以及回應輿論壓力的籌碼。在此一制 度轉換期間，國民黨人的心態為何？從六屆二中全會至三中全會，兩者實有一 脈相承的脈絡。二中全會可看出國民黨人對於分享權力的態度，將近一年時 間，如今三中全會的召開，國民黨人所考量者，卻是該如何分享權力，並如何 延續其黨治理念。
戰後國民黨內部的一項特徵，即蔣介石對黨內的控制力逐漸降低。當蔣介 石在思量黨要如何起死回生的同時，「集中事權」的想法油然而生。就國民黨對 於民主化想像的內在形塑而言，1950 年 7 月在台灣推動黨的改造後，國民黨人 的民主觀，幾乎以蔣介石的想法定於一尊。
此外，憲政的實行橫跨了國民黨政府在中國與台灣兩個時期，實際上牽涉 到了政治體制的問題。台灣習慣稱呼的「黨國體制」，便是對於統治體制所呈現 出的特徵描述。然而，憲政與黨國體制是兩個相互矛盾的概念，卻得以在戰後 台灣的國民黨身上並存。在第三章的討論中，筆者嘗試回答國民黨如何去消弭 兩個互相衝突的概念，進一步而言，國民黨人如何在憲政體制的前提下，建構 黨凌駕於政府部門的黨政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黨政關係的實際運作上，黨 並非始終能夠壓制政府各部門。雖行政院及立法院等機構時有忤逆黨的決策的 情形，卻未能對整個「黨國」體制的建構產生動搖。最終，戰後台灣政治史重 要的兩項特徵：(1)黨國體制(2)領導者的意志主導政局的發展，事實上皆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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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至 1949 年的歷史進程中找到相關的蛛絲馬跡。
第四章的探討，主要透過台灣民主化的兩項觀察重點：選舉與反對黨，檢 視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的民主觀。對此，筆者選擇以 1950 年代台灣的地方自治 選舉為討論焦點，而雷震等人籌組反對黨的歷程與中國時期的政黨經驗正可進 行延續性的討論。
結論的部分，筆者欲重新定義歷史分期的概念。透過本文的分析，筆者認 為研究戰後台灣政治史，必須關注到國民黨在中國統治時期，特別是 1945 至 1949 年間的統治經驗。國民黨政府撤退台灣後，歷經改造運動所建立的統治體 制，至少在 1960 年代前，皆存在著中國遺緒下的陰影。此一延續性特質，某種 程度上即可消弭「中國近代史」與「戰後台灣史」兩個不同研究領域的分界。
同時，筆者認為此一觀點亦能對戰後台灣政治史最常被引用的政治學理論─
「威權體制」進行補充。
有關本文資料的運用，一手的資料的部分，包括了國史館與黨史館典藏的 總中正總統文物、會議資料、總裁批簽等，構成筆者論述國民黨人民主觀時，
重要的參考來源。此外，國民黨要人的日記、年譜、回憶錄、書信，已出版者 種類繁多，並已廣被研究者所徵引，當中不乏一些較新的材料，例如〈陶希聖 日記〉、〈陳誠日記〉等，亦為本文重要的參考。其中，〈蔣中正總統文物〉中的
〈事略稿本〉，為筆者無法查閱蔣介石日記的情形下，研究蔣介石思想的重要依 據。40
有關本研究的限制，因本文討論方式係從既有研究成果中，重新提出新的 研究角度，同時兼顧中國與台灣兩地共通的特點，因此，筆者無法分析時間斷 限內所有史事。此外，本文的研究範圍中，蔣介石無疑是最重要、無可迴避的 核心人物，蔣的思維對於國民黨人民主觀的影響，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
40 劉維開認為「事略稿本」並非史料或史料彙編，所引用資料往往經過刪節、潤飾、或改以第 三人稱陳述，因此究其本質，應該視為蔣氏自定之年譜長編初稿，但同時亦肯定了「事略稿 本」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及其代表性。詳見劉維開，〈台灣地區蔣中正先生資料之典藏與整理
－兼論「事略稿本」之史料價值〉，《檔案季刊》7：3(台北：2008 年 9 月)，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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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卻無法參閱近年來掀起民國史熱潮的蔣介石日記，實乃一大缺憾。對此，
本文將盡力蒐羅台灣方面有關的蔣介石資料，並大量參照時人的日記與憶述資 料，期能補足此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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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建構與實踐：中國 統治時期
抗戰勝利後，中國的政治格局呈現國民黨與共產黨各據一方的情形。就蔣 介石個人而言，其在抗戰期間所凝聚的聲望隨著抗戰勝利有增無減。1945 年 9 月 3 日，蔣介石本人主持抗戰勝利典禮時如此記述道：「十一時由軍委會檢閱沿 途民眾到處狂歡熱烈，盛況空前，其對余所表示敬慕愛戴之情緒發乎內心實非 筆墨所能形容。三十年之苦心與奮鬥惟見此略得寬慰耳。然新舊憂慮終未能釋 然於懷也。」41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對民眾熱烈擁戴蔣介石的情 況，有相當生動的描述：「是日蔣主席雖甚莊靜，心中喜悅之情仍不免浮於臉 上。十一時左右，乘坐敞車從人海之馬路馳過，群眾報以掌聲及歡呼聲，彼今 日應為世上最快樂之一人。」42
儘管如此，蔣介石心中仍有無法「釋懷」的新舊憂慮，這些新舊憂慮包含 了許多層面，面對共產黨，無疑是其中的一項既「新」且「舊」的憂慮。「新」
指的是如何面對戰後國共競爭的政治格局；「舊」指的是一直以來蔣介石就希望 共產黨的問題能獲得根本的解決。
從重慶會談到政治協商會議，局勢的演變給予人們樂觀的理由，認為中國 的民主政治即將到來。民社黨的蔣勻田曾在政協會議閉幕後與周恩來談話，並 記述到：
這次著實的長談，使我確信當時中共不但決心解決改組後的政 府；而且已定深思遠慮的計劃，如何造成多黨平衡的力量，以除 卻一黨訓政，而走上和平民主建國的途徑。這真使政協圓滿閉幕
41《事略稿本》第 62 冊，民國 34 年 9 月 3 日條，頁 453-454。
42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2012 年 11 月)，頁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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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五光十色，顯現在我心理上。在那短暫的時間，我確存無 限的希望，預祝中國的前途，可以演成嶄新的史頁。43
然而，國民黨在政協會議閉幕不久後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卻將國共兩黨 合作的可能切斷。由六屆二中全會的會議過程反映出國民黨內部派系對於民主 化下政治開放的限度意見不一，但對共產黨的疑懼則普遍壟罩著整個國民黨。
國共兩黨的較量，主要仍來自於軍事層面。毛澤東本人曾向蔣勻田提到：「沒有 我們這幾十萬條破槍，我們固然不能生存，你們也無人理睬。」44就政治協商會 議結束時的軍事局勢，國民黨佔有優勢，此時要求國民黨分享政治權力已不可 行，日後局勢逆轉時更不可能。
第一節、國共兩黨的政治對弈：重慶談判與政治協商會議
(一)重慶談判前的準備
在慶祝抗戰勝利日的前一天，蔣介石仍苦心研究對付共產黨的策略，其出 發點首重軍事，軍事上共產黨若能聽從安排，蔣同意在政治上給予回報：
此時對共黨應以主動與之妥洽，並投其所好，准予整編共軍為十 二師部隊，如其真能接受政令軍令，則政治上當準備委派共黨二 人並予以一省之主席使其滿足一時以觀後效。以目前形勢如由我 主動為之實於大局無損而有益也，共黨問題如能獲得解決則政治 建設當無妨礙矣。45
蔣介石對於軍事的重視，對於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而言也是如此。原定重 慶會談國民黨方面代表人之一的王世杰46在 9 月 3 日抗戰勝利慶祝日當天正與毛
蔣介石對於軍事的重視，對於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而言也是如此。原定重 慶會談國民黨方面代表人之一的王世杰46在 9 月 3 日抗戰勝利慶祝日當天正與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