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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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立基台灣後所帶來的改變，則非本文的討論範圍。
有研究者指出，政黨史的研究對象，可分為「黨治史」與「治黨史」兩個 層面。「黨治史」主要指一個政黨從事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的歷史，對一個執政 黨而言，則主要表現為其控制和行使國家統治權力的歷史。「治黨史」則主要指 一個政黨自身組織建設、組織管理和組織型態演變的歷史。23在上述觀點之下，
本文的討論包括了治黨與黨治兩個層面。此外，本文在論述過程中，國民黨的 領導者蔣介石，無疑是討論的重要對象。戰後台灣的歷史研究對於蔣介石的評 價仍未形成定論，有讚揚者亦有批判者，筆者期盼藉由史料爬梳與縝密分析，
給予戰後初期國民黨在台灣建立的統治體制及蔣介石個人，一個較為客觀的評 價。
第二節、研究回顧
前行研究中，針對 1945 至 1960 年國民黨的相關研究成果，可謂相當豐 富。因此，筆者於回顧之時，僅列舉較具代表性的著作加以評析。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一書，最大的特 點是便是打破了以 1945 年 8 月中日戰爭結束為分界，分為戰時與戰後兩個歷史 階段，而將 1944 至 1946 年視為一個完整的分期。從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過程來 看，1944 至 1946 年間，是兩黨關係最後的政治轉型時間。在以往的一段漫長 時期，國共關係幾經波折，曾經發生多次政治轉型，不過這一回的形式、性質 與以往截然不同，此回兩黨關係的政治轉型，直接表現為國家政體與國家秩序 的轉型。因此，兩黨關係的轉型過程，集中體現為兩種國家政體的對立：聯合 政府與一黨訓政。24
本書對筆者最大的啟發便是鄧野跳脫了學界主流分期的框架，就國共兩黨
23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序。
24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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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關係劃分出一個全新的歷史分期。事實上，現今的研究益發傾向鄧野的 討論模式，就歷史事件本身的前因後果進行一個完整的論述，但多數此類型著 作本身在論述事件的同時卻受限於既有的歷史分期而綁手綁腳，鄧野的突出之 處在於他一方面選擇以事件的論述作為主軸，同時又提出了一個新的時間框 架，該框架在事件的支持下能夠言之有理，事件本身又避免了去脈絡化的弊 病。
鄧野一書既以 1944-1946 年國共兩方的互動關係為主軸，全書篇幅安排四 平八穩，未予人刻意偏重國民黨或共產黨任一方的印象。但是，該書給讀者的 觀感著重於國共兩方的「角力」，較少國共兩方的「反省」，亦即兩黨內部針對 時局發展的相關討論，此一現象在討論國民黨時更為明顯。當討論政黨內部的 議論時，該黨的會議資料無疑是重要的取材資料，以該書第十章〈國民黨六屆 二中全會─兩個僵局的形成〉為例，鄧野提到此次全會的召開與政協會議具有 銜接的用意，然而該章所引用的資料多為日記、回憶錄、年譜等個人性資料，
缺乏與全會相關的直接史料，是較為可惜的地方。進一步而言，鄧野一書雖提 出了新的解釋觀點，在國民黨內部的討論上，受限於資料的限制，未能盡情發 揮。25
蔣永敬、劉維開合著的《蔣介石與國共合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以蔣 介石的角度出發，探討 1945 年 8 月至 1949 年 12 月蔣本人如何處理國共的和戰 問題。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政治藍圖，取決於國共兩黨，兩黨的競爭關係便成為 熱門的研究主題，而這樣的競爭關係則具體表現在兩黨談判與戰爭相互交錯的 歷史上，本書在梳理國共兩黨 1945-1949 年的和戰過程實屬目前學界集大成 者，尤其作者二人又是公認治國民黨史的專家，在相關資料的利用上更為行文 中的論述構成了堅實的基礎。
本書既是熱門研究議題中擲地有聲的一本著作，當中並以蔣介石個人的觀
25 筆者檢視《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一書的參考資料，關於國民黨 內部會議資料的引用，僅見《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紀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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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檢討了在中國內戰的失敗(即本書第 11 章〈檢討總結〉)，但在包括國民黨及 蔣介石個人檢討之後，對於日後立足台灣的統治層面上所造成的影響，未有進 一步的論述，或許也和本書的研究斷限有關。此外，本書在處理和談部分中有 關重慶會談與政治協商會議的論述較為簡略，並強調會談的過程中國共兩黨為 了自身利益討價還價的面向。筆者認為，當「和」與「戰」構成了 1945 至 1949 年國共互動關係的描述字眼，往往忽略了「和」與「戰」兩個南轅北轍的 動作背後所欲達成的目標。戰爭的目的無疑以殘酷的手段消滅競爭者，和談的 目的則企圖讓互有敵意的兩造通過持續的協商與溝通達成共識，避免衝突。戰 後國共兩方的「共識」一但達成，實際上便蘊含了中國實現政黨政治的可能 性，此一個向卻較少為學界所關注。換言之，國民黨戰後面對共產黨的和談，
蔣介石眼中所謂對共產黨問題「整個解決」，在蔣介石本人及國民黨要人的心中 或許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政黨政治協商的過程，此一過程最終 也是由國民黨自己一手了斷。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 年)》一書，
相較於《蔣介石與國共合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著重在和戰問題，更加全面 的探討了戰後國民黨所面對的各項難題。除了共產黨問題以外，還包括接收、
經濟改革、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蔣介石與李宗仁之間的矛盾等層面的探討。
本書的序中，蔣永敬提出了較為公允的看法：「政治協商會議所達成之協議，雖 不滿意，但可接受，既接受矣，應即履行。且其所謂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 化、黨派平等合法諸原則，規模宏遠，理想崇高，誠可使中國成為文明進步之 國家，蔣氏誠可成為歷史不朽之人物，奈何缺乏寬容精神，視異黨為敵奸，而 敵益多，抓權不放，錙銖必較，為一席一地之爭，致壞全局，真乃以小失大，
殊不值得也。」26由國民黨內部會議推翻政協的決議，除了對共產黨的疑懼以 外，更能發現當時國民黨人對於政黨政治想像的侷限性，「以黨領政」的陰影始
26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 年)》(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2003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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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揮之不去。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人的侷限因為內戰的失利增強了其內縮 性，並在撤退台灣後的統治政策上如實地反映出來。
本書在處理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問題上，作者分析後指出戰後黨派的紛爭既 不是所謂「意識形態派」與「現實主義派」之爭，也不是路線之爭，而是權位 與現實利益之爭，蔣介石對此毫無辦法，甚至偏袒某一派系，對於內閣的更易 帶來了負面的影響。27派系的利己主義無庸置疑，蔣介石很早便注意到了派系 的問題並試圖解決，然而這些嘗試都未見效，且讓派系鬥爭有愈發不可收拾的 趨勢，成為日後蔣介石毅然決定打破派系的原因。因此，蔣介石對於派系鬥爭 毫無解決辦法，應當是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考量。最後，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國 民黨失去中國的原因包含了相當多的因素，研究者因自身的研究專題及主觀意 識而呈現出不同意見，然而這些個別因素是環環相扣的。筆者同意此一說法，
然就本書的整體架構所顧及到戰後的各個面向，作者最終並未提出一整體性的 解釋，對讀者而言似有意猶未盡之感。
劉維開的《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於前言中提到書名雖 以「蔣中正的一九四九」為題，並不準備對蔣在 1949 年的各項作為進行研究，
而是將重點置於蔣自 1949 年 1 月下野至 1950 年 3 月復行視事一年多的時間 中，探討他如何再起？再起的機遇與過程。28筆者曾閱讀本書以外，尚包括作者 的數篇文章，歸納其特色，認為在史實的敘述上因作者對國民黨研究資料的熟 稔，往往較其他著作詳實、深入。儘管作者將處理的焦點集中在蔣介石第三次 下野到復行視事的過程上，仍從旁觸及了許多問題。例如，蔣介石下野之後在 溪口三個多月的時間，除了檢討日益艱困的情勢以外，更著手規劃日後黨政改 革的藍圖，這些討論書中皆有觸及。
有關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後曾抱怨蔣介石在幕後干政的情況，作者提出蔣 介石的想法以使李宗仁安心主政為前提，表明至少在 5 年內，決不出而主政：
27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 年)》，頁 246。
28 劉維開，《蔣中正的 1949─從下野到復行視事》(台北：時英出版社，2009 年 8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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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使德鄰安心主政，切屬黨政幹部一致擁護，竭力設法，使桂系 能開誠相處。甲、表明余至少在五年內，決不出而主政，說明余 之內心及基本方鍼，剴切詳明今日協助德鄰成功，實為余自助成 功惟一之道。乙、對共匪不可再望其有和平誠意，應積極主戰，
一致擁護其領導。丙、德鄰須對黨尊重黨紀，重要政策，必須提 黨通過後，方得實施。應以此三原則，為團結內部之基礎也。29
蔣介石的三項原則，前兩項確能使旁人感受到他擁護李宗仁的決心，但第 三項原則要求李宗仁必須尊重黨的意見的同時，是否忘記了他自己就是黨的領 導者？對於蔣介石下野後扮演的角色，雷震提到：「介公過去之大權在握，乃二 十年光陰之累積與艱苦奮鬥之成果，今雖一旦擺脫，而情誼與道義種種關係之
蔣介石的三項原則，前兩項確能使旁人感受到他擁護李宗仁的決心，但第 三項原則要求李宗仁必須尊重黨的意見的同時，是否忘記了他自己就是黨的領 導者？對於蔣介石下野後扮演的角色，雷震提到：「介公過去之大權在握，乃二 十年光陰之累積與艱苦奮鬥之成果，今雖一旦擺脫，而情誼與道義種種關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