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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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殷海光，對於 1949 年撤退至台灣的國民黨政 權，有如此的評析：
從歷史觀點看，台灣現政權的本質只是中國大陸舊政權的延續。
除此之外，舵手的人格和國民黨的性格都是台灣現實政情的重要 因素，甚至是最強力的發動機。當然，這不就代表台灣沒有進 步。事實上，在某些地方的確曾經有所改善。可是，就基本因素 來說，台灣真的全無新意。當然，台灣與大陸在環境上有若干分 別，逼蔣家在政治策略上作出若干修改。但這只是調整而非在態 度和政治取向方面徹底改變。1
殷海光的一席話，提醒我們治中國國民黨2黨史必須意識到，其政權生命從 中國延續至台灣。就歷史學的分期而言，國民黨是一個橫跨「中國近代史」與
「戰後台灣史」的獨特政黨，就時間而言，從國民黨最早前身興中會成立的 1894 年算起，迄今經過了近 120 年，期間從一個標榜「革命民主」性質的執政 黨，轉變為民主政黨。國民黨在中國時期的統治經驗，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日後 在台灣的統治方針，對於 1949 年在台灣重新紮根的國民黨政府，探究其承襲自 中國時期的「延續性」，將有助於對其政權特質有更深入的理解。
就現今學界主流的歷史分期而言，自 1945 年 8 月抗戰勝利至 1949 年 12 月 撤退台灣期間所發生的史事，是台灣史與中國史的交錯，雖劃分在「台灣史」
的範疇下進行討論，但此期間國民黨及其領導人蔣介石在中國所面臨的處境卻 深刻地影響著戰後台灣的發展。1950 年 7 月，國民黨在台灣推動的「改造」運
1 殷海光，《殷海光全集 12 政治與社會(下)》(台北：桂冠圖書，1990 年 5 月)，頁 1122-1123。
2 中國國民黨的黨名，隨著各時期的改組或另起爐灶而有所不同，為求行文方便，以下簡稱
「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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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被視為奠定統治台灣的基礎。誠然，改造運動的檢討內容，在時間上可追 溯至 1927 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建立一黨訓政體制算起，但是在抗戰勝利之後 所遭遇的一連串挫折，可以說直接影響了日後國民黨走上改造之路。
1945 年 8 月至 1949 年 12 月這段時間，在國民黨史的研究範疇下，研究重 點多集中於國共之爭，並從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各層面加以探討，其中又 以「軍事」的討論為其顯學。然而，抗戰勝利後，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 人，對於「民主」政治的想像為何？中國時期所形塑的「民主觀」對於 1950 年 代以後的台灣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影響戰後台灣歷史的重要議題，或多 或少地被「中國近代史」與「戰後台灣史」兩個不同領域的學者給忽略了。其 中，「國民黨人的民主想像」作為貫穿中國與台灣兩地的課題，其特點在於戰後 台灣統治體制的特徵，某種程度可視為「中國經驗」的實踐。那麼，值得我們 進一步探究的是，這個「中國經驗」的具體內容為何？
筆者以為，國民黨對於民主政治的想像，可以從「實踐」與「建構」兩個 層面來談。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及第三勢力的交手經驗，可謂「政黨 政治」的初試啼聲，特別與共產黨的互動，直接牽涉到國家政局的走向。圍繞 著「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國共兩黨對於兩項議題的優先次序有所不 同，實可反映兩個具有武裝力量的政黨欲摒棄成見，真誠合作的困難。
彼時，國共兩黨的政黨性質，若定義為民主制度下的現代政黨，雖略顯扞 格，但不容忽略的是，戰後中國的社會環境及國際氛圍，兩黨不論其動機為 何，協商的最終目標確以民主制度下的政黨政治為依歸。以國民黨的立場分 析，檢視戰後兩黨在政治談判上的互動，得以一窺國民黨欲建構的「民主政 治」具備了何種特徵，並在兩黨「由和轉戰」的時間脈絡上，如何進行修正。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普遍為當時國際社會所承認，因此，國民黨人如 何看待「民主」這回事，無疑更牽動著未來政局的發展。對於一個長期處於
「訓政」體制，以黨治國的執政黨，要如何去適應實施「憲政」實行後，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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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的權力流失，成為國民黨人首要面對的課題。在長期「以黨治國」的機制 下，黨與國兩者之間的分野逐漸模糊，造成了「國家」的危機即為「黨」的危 機，反之亦然。在此情況下，「民主」本身具備了「目標」與「手段」的兩種特 質。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內在」型塑過程中，「以黨治國」的陰影始至終揮之不 去。
接著，對於戰後的局勢發展，筆者僅就國民黨所面臨的問題中，與本文切 合的議題，進行扼要回顧。在抗戰勝利的喜悅氛圍下，隱藏了掩蓋在勝利之下 的隱憂。當時位於大後方重慶的美國記者白修德這樣記述到：
抗戰勝利了，戰爭結束了。但是，陳腐的政府、累積的苦難、由 來已久的恐懼，所有這些都依然如故。與以往相比，中國不僅沒 有進行任何改革，而且國內和平變得更加遙遠了。3
所謂國內和平更加遙遠，當指戰後國共兩黨的緊張關係而言，這樣的對立 關係構成了 1945 年至 1949 年的一項特色：國民黨第一次面臨到實力與其接近 的政黨競爭。41945 年 8 月下旬展開的重慶談判，成為國共兩黨首次的正面交 鋒，可能也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兩人唯一一次的面對面較量。在重慶談判前夕，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前來會談一來一往各發了三封電報，電報的內容可以印證當 時兩黨的關係今非昔比，蔣給毛的第一封電報充滿懇切的語氣：
毛澤東先生勛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 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 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懇盼之至。
3 白修德、賈安娜著，《中國暴風雨》(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6 年 10 月)，頁 268。
4 在此之前，國共兩黨事實上長期存在著競爭關係，但是實力並不對等，抗戰期間日軍所發動 的一號作戰給予國民黨相當大的衝擊，同時也拉近了兩黨間的軍事差距。周恩來在抗戰後期提 到：「中共擁有正規軍五十七萬，民兵兩百萬，幾已達國民黨現有部隊的相等數目。並且，中 共又在敵後建立了五九一個縣政權，幾已達國民黨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縣的百分之八十二。
周的說法或許並不客觀，但兩黨實力拉近則係事實。原載《解放日報》1944 年 10 月 12 日，第 1 版。轉引自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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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未寒5 如果說蔣係基於中國傳統書信用語，用字遣詞較為謙遜，毛的回電則直接 切入主題，免去了客套寒暄：
蔣委員長勛鑒：
未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 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毛澤東未銑6 毛的覆電透露了兩則訊息，第一：會見的事情等蔣介石先考慮共方所提出 的條件後再商量；第二：蔣介石的電報內容充滿懇切會談的語調，毛不願刻意 迎合，靜觀其變。當時的毛澤東，分析了兩黨的優勢與劣勢：「…蔣介石的地 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的地位與大城市；不利的方面是，在他面前擺著強 大的解放區，他內部有矛盾，他不能滿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我們的地 位，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勞蔣介石不能抹滅，在全國人民中的地位為大革 命和內戰時期所沒有過，為民主、民生而奮鬥的綱領，能解決蔣介石所不能解 決的問題；不利的方面是，沒有大城市，沒有機械化的軍隊，沒有合法地 位。」7
戰後國民黨對外所面臨的最主要危機，便是來自中共的挑戰。抗戰期間擔 任駐英大使的顧維鈞在一次與蔣介石討論中國參加舊金山會議代表團的組成問 題時，顧維鈞表示代表團的組成應該具有廣泛的基礎，包含不同主張的代表，
蔣介石卻向顧維鈞提到：「中國在國民黨以外，除了共產黨，再沒有什麼其他黨 派了。所謂其他黨派實際是不能算數的。」8從蔣介石的言談可以看出其對第三 勢力的看輕。往後國共不論在政治談判或軍事上的對峙態勢，便是建立在兩黨
5 原載 1945 年 8 月 16 日重慶《中央日報》。引自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重慶談判 紀實(1945 年 8-10 月)》(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 年 11 月)，頁 21。
6 原載 1945 年 8 月 21 日重慶《新華日報》。引自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重慶談判 紀實(1945 年 8-10 月)》，頁 22。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 社，1993 年 12 月)，1945 年 8 月 23 日條，頁 10。以下簡稱《毛澤東年譜》。
8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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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的實力差距已十分接近的情況。
國共兩黨的競爭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對國民黨長期以來一黨訓政基礎的動 搖。國民黨的訓政基礎來自孫文學說，孫文學說曾將國民黨比喻作民國的保 姆，有十分生動的描述：「民國之主人者，實等於出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即 產此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此革命 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為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後還之政也。」9抗戰勝利之 後，就客觀的環境而言，提供了實行憲政的條件，同時在共產黨以及第三勢力 民盟等團體鼓吹自由民主、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態下，國民黨訓政時期所建立的 黨政關係已不再「保姆養育嬰兒」，而成為眾人所批判的對象。
其次，針對黨的內部危機，國民黨人事實上早有意識，提出了爭取黨內民 主化的口號，但其主張最終仍脫離不了派系鬥爭的格局，淪為空談。10隨著戰後 國共政爭格局的建立，輔以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黨所面臨的危機益發強
其次，針對黨的內部危機，國民黨人事實上早有意識，提出了爭取黨內民 主化的口號，但其主張最終仍脫離不了派系鬥爭的格局，淪為空談。10隨著戰後 國共政爭格局的建立，輔以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黨所面臨的危機益發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