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民主想像與戰後臺灣統治(1945-1960)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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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政治大國民黨的民主想像與戰後臺灣統. 治(1945-1960). 學 ‧. ‧ 國. 立.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指導教授：陳翠蓮研究生：袁經緯. 日期：2015 年 7 月.

(2) 摘要國民黨、國民黨政府及蔣介石，是治戰後台灣政治史最主要的研究課題，相關論著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研究者之間的歧見亦深。暫且不論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正反意見的論述，唯一得以肯定者，國民黨確是參與戰後台灣民主化歷程的重要一環。必須注意的是，國民黨並非一個土生土長的政黨，它在中國曾經歷了一段輝煌的年代，最終作為國共內戰失利的一方，轉守台灣。國民黨在台灣所建構的統治體制，並非憑空而來，其中必有來自中國經驗的延續；因此，有關戰後台灣統治體制的評斷，若僅就「現象」觀察，不去梳理其歷史脈絡，對於國民黨政府的評價，終將失之武斷。本文的研究，筆者重新定義一個以國民黨作為研究課題的全新歷史分期，該分期的時間斷限為 1945-1960 年，國民黨由盛而衰，力圖再起的過程。在此一分期之中，本文的研究視角奠基於戰後初期台灣的政治情勢，並往前回溯。筆者做出兩點結論：(1)戰後台灣統治體制最重要的兩項特徵：黨國體制與「強人」意志的發展，皆來自國民黨對中國統治經驗的修正與回應。(2)國民黨在中國統治時期與黨外人士的互動，確立了其政治開放原則，筆者將其歸納並稱之為「三不原則」，即不違背黨的主義、不威脅黨的生存危機、不動搖黨主導政局。此一原則基本延續至戰後台灣與黨外人士的互動。.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er. io. sit. y. Nat. al. n. 關鍵詞：國民黨、蔣介石、訓政、憲政、黨國體制、威權主義、強人意志. Ch. engchi. 1. i n U. v.

(3) 目錄第一章、緒論 ........................................................................................................................... 3 第一節、研究動機 ............................................................................................................... 3 第二節、研究回顧 ............................................................................................................. 13 第三節、研究架構與限制 ................................................................................................. 21 第二章、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建構與實踐：中國統治時期 ................................................. 26 第一節、國共兩黨的政治對弈：重慶談判與政治協商會議 ......................................... 27 第二節、國民黨人對民主政治的想像(1)：六屆二中全會 ........................................... 49 第三節、憲政體制確立的過程 ......................................................................................... 60. 政治大. 第四節、國民黨人對民主政治的想像(2)：六屆三中全會 ........................................... 76. 立. 第三章、戰後台灣統治體制的建構與運作 ......................................................................... 91. ‧ 國. 學. 第一節、黨國體制的建構背景：中國統治經驗的修正與回應 ..................................... 92 第二節、戰後台灣統治體制的特徵之一：「強人」的出現 ....................................... 112. ‧. 第三節、戰後台灣統治體制的特徵之二：黨國體制的建構與運作 ........................... 130. y. Nat. sit. 第四章、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外在檢視 ............................................................................... 152. n. al. er. io. 第一節、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外在檢視(一)：1950 年代台灣地方自治選舉 .............. 152. i n U. v. 第二節、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外在檢視(二)：雷震案的意義 ....................................... 162. Ch. engchi. 第五章、結論 ....................................................................................................................... 186 附件 ....................................................................................................................................... 190 徵引書目 ............................................................................................................................... 196. 2.

(4)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殷海光，對於 1949 年撤退至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有如此的評析：從歷史觀點看，台灣現政權的本質只是中國大陸舊政權的延續。除此之外，舵手的人格和國民黨的性格都是台灣現實政情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最強力的發動機。當然，這不就代表台灣沒有進. 政治大. 步。事實上，在某些地方的確曾經有所改善。可是，就基本因素. 立. 來說，台灣真的全無新意。當然，台灣與大陸在環境上有若干分. ‧ 國. 學. 別，逼蔣家在政治策略上作出若干修改。但這只是調整而非在態度和政治取向方面徹底改變。1. ‧. 殷海光的一席話，提醒我們治中國國民黨2黨史必須意識到，其政權生命從. y. Nat. sit. 中國延續至台灣。就歷史學的分期而言，國民黨是一個橫跨「中國近代史」與. n. al. er. io. 「戰後台灣史」的獨特政黨，就時間而言，從國民黨最早前身興中會成立的. i n U. v. 1894 年算起，迄今經過了近 120 年，期間從一個標榜「革命民主」性質的執政. Ch. engchi. 黨，轉變為民主政黨。國民黨在中國時期的統治經驗，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日後在台灣的統治方針，對於 1949 年在台灣重新紮根的國民黨政府，探究其承襲自中國時期的「延續性」，將有助於對其政權特質有更深入的理解。就現今學界主流的歷史分期而言，自 1945 年 8 月抗戰勝利至 1949 年 12 月撤退台灣期間所發生的史事，是台灣史與中國史的交錯，雖劃分在「台灣史」的範疇下進行討論，但此期間國民黨及其領導人蔣介石在中國所面臨的處境卻深刻地影響著戰後台灣的發展。1950 年 7 月，國民黨在台灣推動的「改造」運 1. 殷海光，《殷海光全集 12 政治與社會(下)》(台北：桂冠圖書，1990 年 5 月)，頁 1122-1123。中國國民黨的黨名，隨著各時期的改組或另起爐灶而有所不同，為求行文方便，以下簡稱「國民黨」。 3. 2.

(5) 動，被視為奠定統治台灣的基礎。誠然，改造運動的檢討內容，在時間上可追溯至 1927 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建立一黨訓政體制算起，但是在抗戰勝利之後所遭遇的一連串挫折，可以說直接影響了日後國民黨走上改造之路。 1945 年 8 月至 1949 年 12 月這段時間，在國民黨史的研究範疇下，研究重點多集中於國共之爭，並從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各層面加以探討，其中又以「軍事」的討論為其顯學。然而，抗戰勝利後，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人，對於「民主」政治的想像為何？中國時期所形塑的「民主觀」對於 1950 年代以後的台灣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影響戰後台灣歷史的重要議題，或多. 政治大中，「國民黨人的民主想像」作為貫穿中國與台灣兩地的課題，其特點在於戰後立或少地被「中國近代史」與「戰後台灣史」兩個不同領域的學者給忽略了。其. 進一步探究的是，這個「中國經驗」的具體內容為何？. 學. ‧ 國. 台灣統治體制的特徵，某種程度可視為「中國經驗」的實踐。那麼，值得我們. ‧. 筆者以為，國民黨對於民主政治的想像，可以從「實踐」與「建構」兩個. y. Nat. 層面來談。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及第三勢力的交手經驗，可謂「政黨. er. io. sit. 政治」的初試啼聲，特別與共產黨的互動，直接牽涉到國家政局的走向。圍繞著「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國共兩黨對於兩項議題的優先次序有所不. al. n. v i n 同，實可反映兩個具有武裝力量的政黨欲摒棄成見，真誠合作的困難。 Ch engchi U. 彼時，國共兩黨的政黨性質，若定義為民主制度下的現代政黨，雖略顯扞. 格，但不容忽略的是，戰後中國的社會環境及國際氛圍，兩黨不論其動機為何，協商的最終目標確以民主制度下的政黨政治為依歸。以國民黨的立場分析，檢視戰後兩黨在政治談判上的互動，得以一窺國民黨欲建構的「民主政治」具備了何種特徵，並在兩黨「由和轉戰」的時間脈絡上，如何進行修正。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普遍為當時國際社會所承認，因此，國民黨人如何看待「民主」這回事，無疑更牽動著未來政局的發展。對於一個長期處於「訓政」體制，以黨治國的執政黨，要如何去適應實施「憲政」實行後，無可. 4.

(6) 避免的權力流失，成為國民黨人首要面對的課題。在長期「以黨治國」的機制下，黨與國兩者之間的分野逐漸模糊，造成了「國家」的危機即為「黨」的危機，反之亦然。在此情況下，「民主」本身具備了「目標」與「手段」的兩種特質。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內在」型塑過程中，「以黨治國」的陰影始至終揮之不去。接著，對於戰後的局勢發展，筆者僅就國民黨所面臨的問題中，與本文切合的議題，進行扼要回顧。在抗戰勝利的喜悅氛圍下，隱藏了掩蓋在勝利之下的隱憂。當時位於大後方重慶的美國記者白修德這樣記述到：. 政治大來已久的恐懼，所有這些都依然如故。與以往相比，中國不僅沒立抗戰勝利了，戰爭結束了。但是，陳腐的政府、累積的苦難、由. 有進行任何改革，而且國內和平變得更加遙遠了。3. ‧ 國. 學. 所謂國內和平更加遙遠，當指戰後國共兩黨的緊張關係而言，這樣的對立. ‧. 關係構成了 1945 年至 1949 年的一項特色：國民黨第一次面臨到實力與其接近. y. Nat. 的政黨競爭。41945 年 8 月下旬展開的重慶談判，成為國共兩黨首次的正面交. er. io. sit. 鋒，可能也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兩人唯一一次的面對面較量。在重慶談判前夕，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前來會談一來一往各發了三封電報，電報的內容可以印證當. al. n. v i n 時兩黨的關係今非昔比，蔣給毛的第一封電報充滿懇切的語氣： Ch engchi U 毛澤東先生勛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懇盼之至。. 3. 白修德、賈安娜著，《中國暴風雨》(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6 年 10 月)，頁 268。在此之前，國共兩黨事實上長期存在著競爭關係，但是實力並不對等，抗戰期間日軍所發動的一號作戰給予國民黨相當大的衝擊，同時也拉近了兩黨間的軍事差距。周恩來在抗戰後期提到：「中共擁有正規軍五十七萬，民兵兩百萬，幾已達國民黨現有部隊的相等數目。並且，中共又在敵後建立了五九一個縣政權，幾已達國民黨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縣的百分之八十二。周的說法或許並不客觀，但兩黨實力拉近則係事實。原載《解放日報》1944 年 10 月 12 日，第 1 版。轉引自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50。 5. 4.

(7) 蔣中正未寒. 5. 如果說蔣係基於中國傳統書信用語，用字遣詞較為謙遜，毛的回電則直接切入主題，免去了客套寒暄：蔣委員長勛鑒：未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毛澤東未銑6 毛的覆電透露了兩則訊息，第一：會見的事情等蔣介石先考慮共方所提出. 政治大迎合，靜觀其變。當時的毛澤東，分析了兩黨的優勢與劣勢：「…蔣介石的地立. 的條件後再商量；第二：蔣介石的電報內容充滿懇切會談的語調，毛不願刻意. 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的地位與大城市；不利的方面是，在他面前擺著強. ‧ 國. 學. 大的解放區，他內部有矛盾，他不能滿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我們的地. ‧. 位，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勞蔣介石不能抹滅，在全國人民中的地位為大革. y. Nat. 命和內戰時期所沒有過，為民主、民生而奮鬥的綱領，能解決蔣介石所不能解. er. io. 7. 位。」. sit. 決的問題；不利的方面是，沒有大城市，沒有機械化的軍隊，沒有合法地. al. n. v i n 戰後國民黨對外所面臨的最主要危機，便是來自中共的挑戰。抗戰期間擔 Ch engchi U. 任駐英大使的顧維鈞在一次與蔣介石討論中國參加舊金山會議代表團的組成問題時，顧維鈞表示代表團的組成應該具有廣泛的基礎，包含不同主張的代表，. 蔣介石卻向顧維鈞提到：「中國在國民黨以外，除了共產黨，再沒有什麼其他黨 8. 派了。所謂其他黨派實際是不能算數的。」從蔣介石的言談可以看出其對第三勢力的看輕。往後國共不論在政治談判或軍事上的對峙態勢，便是建立在兩黨 5. 原載 1945 年 8 月 16 日重慶《中央日報》。引自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重慶談判紀實(1945 年 8-10 月)》(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 年 11 月)，頁 21。 6 原載 1945 年 8 月 21 日重慶《新華日報》。引自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重慶談判紀實(1945 年 8-10 月)》，頁 22。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1945 年 8 月 23 日條，頁 10。以下簡稱《毛澤東年譜》。 8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441。 6.

(8) 客觀的實力差距已十分接近的情況。國共兩黨的競爭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對國民黨長期以來一黨訓政基礎的動搖。國民黨的訓政基礎來自孫文學說，孫文學說曾將國民黨比喻作民國的保姆，有十分生動的描述：「民國之主人者，實等於出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即產此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為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後還之政也。」9抗戰勝利之後，就客觀的環境而言，提供了實行憲政的條件，同時在共產黨以及第三勢力民盟等團體鼓吹自由民主、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態下，國民黨訓政時期所建立的. 政治大其次，針對黨的內部危機，國民黨人事實上早有意識，提出了爭取黨內民立. 黨政關係已不再「保姆養育嬰兒」，而成為眾人所批判的對象。. 主化的口號，但其主張最終仍脫離不了派系鬥爭的格局，淪為空談。10隨著戰後. ‧ 國. 學. 國共政爭格局的建立，輔以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黨所面臨的危機益發強. ‧. 烈。將國民黨的內部危機分作兩個主題來談，第一個問題即國民黨要如何處理. y. Nat. 黨與政府的關係；第二個問題是黨本身的組織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 er. io. sit. 針對第一個問題，國民黨及蔣介石本人仍然拿出了孫文學說作為依靠。可以說，孫文死後國民黨內部的領導人爭奪戰當中，未出現像孫文一樣的理論創. al. n. v i n 建者，這些人反而皆以孫文的繼承者自居，如果將孫文比喻成理論家，那麼胡 Ch engchi U. 漢民、汪精衛、蔣介石等人皆是實踐者，胡漢民便曾在孫文去世不久後的中央黨部總理誕辰紀念會演講時談到：「總理在，我們一切受他的領導，服從他的教訓，向前努力，總理不在，我們的一切一樣受他的領導，服從他的教訓，向前 11. 努力。」因此，解讀《孫文學說》可以視作訓政時期尋找權力來源的依據。. 9.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 1 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頁 392-393。追求黨內民主的呼聲並未因為蔣介石在黨內的地位定於一尊而銷聲匿跡。1940 年代，國民黨黨內民主聲浪不斷，尤以抗戰勝利後之氣勢為最。但有研究者指出，提倡黨內民主者多將黨內民主視為充實革命效能的手段，工具性傾向極強，又因為參雜了權術動機，使得黨內民主雖貴為一種普遍性信仰，實則往往淪為失勢、弱勢派系打擊政敵的有力武器，黨內民主的工具性傾向更有強化之勢。詳細論述見林能士、王良卿，〈戰後國民黨人爭取黨內民主化的背景考察〉，《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 年)，頁 547-567。 11 胡漢民，〈紀念總理誕辰的兩個意義〉，《胡漢民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 年 11 7 10.

(9) 1938 年 3 月 29 日於武昌召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蔣介石在法理上得以承襲孫中山的衣缽，從此在名義和實質上皆是黨內的第一人。抗戰勝利後，蔣的地位已定於一尊，面對共產黨的競爭與聯合政府的口號，蔣提出遵奉《孫文學說》中的革命進程，實行憲政成為了反駁的主要論述。從不同時期國民黨對《孫文學說》的絕對奉行，某種程度也可看出《孫文學說》本身被工具化的傾向。以此觀之，1949 年撤退至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已然進入「憲政」時期，但許多研究者仍將此時的政治體制稱作「威權體制」或「黨國體制」，表示在台灣. 政治大應建立在「還政於民」基礎下的憲政體制，其黨與國的緊密性卻比訓政時期的立的國民黨，黨與政府的聯繫仍然十分緊密，如此一來便產生了弔詭的現象：本. 黨國體制更加有聲有色，這勢必牽涉到國民黨在中國時期的統治經驗。筆者認. ‧ 國. 學. 為，討論戰後初期台灣政治體制的同時，很難對 1945-1949 這段期間從訓政過渡. ‧. 至憲政的歷史視而不見。. y. Nat. 其次，黨本身組織出現了什麼問題，實際上直接牽動到了蔣介石在黨內的. er. io. sit. 領導地位。遲至蔣介石於 1938 年擔任國民黨總裁後，國民黨內部出現了一個默認的事實：蔣之所在，方為權力之所在。以抗戰期間國民黨內部的最高權力機. al. n. v i n 構國防最高委員會為例，身為主席的蔣介石出席頻率不高，使得國防最高委員 Ch engchi U 會的影響力，不若蔣介石以個人名義召集黨內要人的會談來得重要，中央監察. 委員會秘書長王子壯即對此一現象批評：「國防最高委員會係應戰時需要，處理一切軍政問題者，亦因總裁雖任該會委員長，亦不常出席之故，致黨政諸大問題，切決之於會議之外，實為目前之大問題。」. 12. 蔣的意志與想法，更大程度地表現在其手令制度上。13此種做法頗為人詬. 月)，頁 164。 12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第九冊：民國三十三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1 年)，頁 204。 13 有研究者針對蔣介石的手令進行分析，指出其所批閱的文件或者下達的手令，係通過侍從秘書，分別送交侍從室第二、第四組，兩組根據蔣的批示或手令，以其名義發布命令。有些帶有通令性質的重要文書或指示，常由陳布雷或陳方起草，而以手令的形式發布；也有的是由蔣本人口述，經侍從秘書整理，再由陳布雷作文字上的修正，由侍從秘書代書，最後由蔣簽名，交 8.

(10) 病，抗戰期間擔任第五戰區司令官的李宗仁便提到：整個戰略之外，抗戰時我方指揮系統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個缺點，便是蔣先生越級親自指揮。…抗戰時，他常常直接指揮最前線的師長、抗戰後對共軍作戰，他竟然連團長也指揮起來。他指揮的方法是直接掛電話，或直接打電報，故戰區司令官甚至集團軍總司令和軍長都不知其事。14 李宗仁的回憶，表現出蔣介石一方面破壞體制，一方面得以用個人的威望對軍隊各部門貫徹其意志，此種情形亦發生在黨政關係的運作上。比較國民黨. 政治大及相關舉措亦追認了此一事實，然而普遍對於兩人的評價，多數人視孫中山的立兩代領導人孫中山及蔣介石，其作風皆具有獨裁的傾向，法理上國民黨的黨章. 獨裁為時空環境下不得已而為之；視蔣介石的獨裁則以其個人對權力慾望的掌. ‧ 國. 學. 控加以批評，如此評價於抗戰期間蔣的聲望到達頂峰時不易察覺，抗戰勝利過. y. Nat. 象。. ‧. 後在，國民黨在內外危機的壓迫下，蔣介石個人的領導風格亦成為被檢討的對. er. io. sit. 此期間關於蔣介石個人，存在著一種矛盾的現象：蔣的領導既被黨內人士批判，同時黨的決策仍無法脫離其主導。當國民黨的情勢日益危急之際，基於. al. n. v i n 再次打開國共談判之門的前提下，蔣介石進入了人生中第三次的下野，由副總 Ch engchi U 15. 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蔣介石下野返回故鄉浙江省奉化溪口時，黨內要人仍. 時常前往訪視，實際上則是向蔣請示或報告時局的發展。就情理而言，蔣介石辭去了總統的職務，但仍擔任國民黨的總裁，溪口歲月稱其為在幕後操控政局或許有失公允，值得討論的是，當時身為代總統的李宗仁，其影響力仍不如退居幕後，身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突顯了黨政關係運作中，因人設事的性. 侍從室承辦。詳見張瑞德，〈搖制─蔣介石手令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研究》(北京：2005 年第 5 期)，頁 27-49。 14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 年 2 月)，頁 752。 15 前兩次的下野分別為 1927 年 8 月的寧漢分裂與 1931 年 12 月的寧粵分裂，加上此次下野，蔣介石一生共下野三次。 9.

(11) 質。李宗仁甚而提到，蔣介石為了便於控制全國各地一切軍政措施，在溪口建立了七座電台，隨意指揮，時任參謀總長的顧祝同，相關的軍事調動完全聽命於蔣。16透過李宗仁代理總統期間政局的發展，得以突顯出包括蔣在內的多數國民黨人，對黨與政府兩者間的概念，無法跳脫以黨領政的思維，而蔣下野後的溪口歲月，再次印證了其影響力時常以非正式管道，個人對個人的名義貫徹，這樣的方式與國民黨的派系有直接的關聯。前文所及，聚焦於蔣介石個人的矛盾現象，即建立在蔣本人身為國民黨派. 政治大但失勢，接踵而來的局面可能更加紛亂，而所有派系在派系平衡的前提下都是立系鬥爭最終仲裁者的背景上。儘管各派系對蔣都有不一的批判或質疑，但蔣一. 既得利益者。因此，國民黨的改革動力而下而上時，以個人或團體發起的改革. ‧ 國. 學. 都難以跳脫派系的框架，改革自然也難以成功，最終，國民黨改革的實現成為. ‧. 由蔣介石主導，由上而下的模式。. y. Nat. 蔣在溪口時面對幾乎難以挽回的局勢時，深刻地提出對失敗的檢討：「此次. er. io. sit. 失敗重要之原因，應徹底檢討，擬成條目，以便反省與改革也。甲、外交失敗為最大之近因。乙、軍事教育與高等教育之失敗為其最大之基因。丙、黨內分. al. n. v i n 裂，紀律掃地，組織崩潰，為革命失敗之總因。…」黨的問題，在蔣介石的眼 Ch engchi U 17. 中為失敗的總因，派系的傾軌則是必須整頓的對象，此一思維形成日後在台灣力行改造運動的特色：以蔣介石意志為依歸的改造，企圖將舊有國民黨內的派系消滅。改造結束後，儘管在黨政部門仍能發現派系的影響力，卻與中國時期不可同日而語，蔣介石在黨內的權力更形鞏固。蔣的權力鞏固，近乎獨裁的領導風. 16.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頁 855。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八年二月至四月》第 79 冊(台北：國史館，2013 年 9 月)，1949 年 3 月 31 日條「公自記三月反省錄」，頁 350-351。以下簡稱《事略稿本》。 10. 17.

(12) 18. 格，研究者將其描述為「強人」意志。換言之，黨的改造目的是為了解決黨在中國統治經驗中所面臨的問題，實則無形中為「強人威權體制」奠下了基礎。綜上所言，1945-1960 年如不以學界的傳統分期作劃分，實際上仍可以構成一個完整的分期，該分期的特色便是以國民黨為主體，其本身從衰弱到力圖振作，進一步於台灣建立起一個堪稱穩固政權的過程。就時間而言，1949 年無疑是歷史學中成為一個明顯的分期點，而戰後台灣政治史相關領域的研究，討論國民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體制、或其在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中國時期所發生的史事幾乎略而不談，遑論這些史. 政治大疆域的探討，無疑對戰後台灣統治體制的建構，能有更深層的理解。立. 事所造成的影響。將國民黨的統治經驗與民主想像，做一個跨學術分界、統治. 1945-1949 年被「忽略」的史事，筆者分作兩個層次進行論述，即國民黨人. ‧ 國. 學. 對民主的「建構」與「實踐」。就實踐面而言，國民黨在長期的一黨訓政下第一. ‧. 次遭遇了實力相近的政黨競爭。有研究者指出，民國政治的邏輯在於武力是政. y. Nat. 治的出發點和最終依據，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方式，是在國民黨原有的、一黨訓. er. io. sit. 政的國家秩序之內，建立的一種不對等的合作方式，之所以採用此一方式，無非是當時國共力量的對比，在政治上的體現，1944 年日軍的一號作戰，極大地. al. n. v i n 改變了兩黨力量的對比。從抗戰勝利後接連的重慶談判與政治協商會議，除了 Ch engchi U 19. 體現武力優勢作為政治談判的籌碼外，從國民黨的觀點出發，如何去看待此期間國共兩黨的關係與定位，得以反映出當時國民黨人對於政黨政治的想像。就建構面來說，第一個問題便是在自由民主的呼籲中，如何從訓政過度到. 憲政後仍能保持黨對政府的優勢地位；其次，就國民黨本身的組織而言，派系鬥爭對國民黨的危害為人所共知，更有派系在國民黨內部發展成准政黨組織，. 18. 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主政下的中華民國體制，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此一影響戰後台灣威權統治體制形成或轉型的關鍵因子，就是「強人意志」。特別在 1980 年代以前，強人意志是主導台灣政治發展的關鍵所在。詳見薛化元，〈威權體制的建立〉，《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政意論文集》(台北：台灣歷史學會，2009 年 12 月)，頁 18。 19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頁 493-494。 11.

(13) 20. 形成所謂的「派系黨化」，在派系平衡下擔任仲裁者的蔣介石，最終也是由他本人打破派系。考察此時國民黨內部派系的互動與蔣的因應，可視為蔣介石本人權力再集中的過程，並影響戰後台灣初期的統治體制。將 1945-1960 年分期中國民黨的挑戰與回應進行梳理，呈現出以下的歷史圖像：國民黨內部以派系鬥爭為首的問題最遲至抗戰期間已顯露無疑，部分國民黨人在抗戰期間至抗戰勝利後發出了改革的口號21，但此種由下往上的改造方式仍無法挑脫破系政治的框架，因此無法成功。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面臨了共產黨的挑戰，共產黨所提出的聯合政府口號，隱含著中國實現政黨政治的可能. 政治大個具有武裝力量的政黨共享政治權力；在毛澤東與共產黨人的眼中，國民黨的立. 性，但就蔣介石與國民黨人而言，共產黨的聯合政府在國民黨人眼中是要與一. 實行憲政只是換了一層包裝，仍無法擺脫一黨領政的觀念，兩黨始終無法達成. ‧ 國. 學. 真正的互信，此種背景下所推行的「憲政」，失去了孫文學說的本意，既無法回. ‧. 應政黨政治，也無法滿足人民對自由民主的期待。另一方面，外在形勢的壓迫. y. Nat. 下，催化了國民黨內部危機的進程。當改革動力由下而上無法成功時，便形成. er. io. sit. 由蔣介石主導、由上而下的改革，其結果為蔣介石本人在台灣建立的「強人威權體制」奠下了基礎。整體而言，國民黨在中國統治經驗與回應，對戰後台灣. n. al. Ch. 的統治體制造成的影響是整體的、全面性的。. 22. engchi. i n U. v. 本文指出，戰後台灣統治體制的建立背景不應忽視中國統治經驗，所謂「中國經驗」具體指涉內容究竟為何？筆者以為，國民黨人處理黨政關係的問題上，權力來源出自黨而非政府，是為貫穿中國與台灣兩地的核心思維。此外，國民黨作為一外來政權，如何在一個有別過往統治經驗的社會環境與人民下重新紮根，維繫其政權生命，是亟欲思考的問題，此種因統治場域的變化為 20. 此觀點由王奇生所提出，指涉對象為力行社。詳細論述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 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上海：上海書店，2003 年 10 月)，頁 213-246。 21 針對戰後國民黨黨內份子所推動的革新運動，可參考王良卿，《改造的誕生》(台北：政大歷史系，2010 年)，頁 134-158。 22 值得注意的是，盱衡國民黨戰後統治中國的經驗，筆者所謂的「建構」與「實踐」，幾乎是同步進行，難以分疏。此一特點對照國民黨人的應變能力，或能作為研究內戰失敗的一個切入點。 12.

(14) 國民黨立基台灣後所帶來的改變，則非本文的討論範圍。有研究者指出，政黨史的研究對象，可分為「黨治史」與「治黨史」兩個層面。「黨治史」主要指一個政黨從事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的歷史，對一個執政黨而言，則主要表現為其控制和行使國家統治權力的歷史。「治黨史」則主要指一個政黨自身組織建設、組織管理和組織型態演變的歷史。23在上述觀點之下，本文的討論包括了治黨與黨治兩個層面。此外，本文在論述過程中，國民黨的領導者蔣介石，無疑是討論的重要對象。戰後台灣的歷史研究對於蔣介石的評價仍未形成定論，有讚揚者亦有批判者，筆者期盼藉由史料爬梳與縝密分析，. 政治大. 給予戰後初期國民黨在台灣建立的統治體制及蔣介石個人，一個較為客觀的評價。. 立. ‧ 國. 學. 第二節、研究回顧. ‧. y. Nat. 前行研究中，針對 1945 至 1960 年國民黨的相關研究成果，可謂相當豐. er. io. sit. 富。因此，筆者於回顧之時，僅列舉較具代表性的著作加以評析。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一書，最大的特. al. n. v i n 點是便是打破了以 1945 年 8 月中日戰爭結束為分界，分為戰時與戰後兩個歷史 Ch engchi U 階段，而將 1944 至 1946 年視為一個完整的分期。從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過程來看，1944 至 1946 年間，是兩黨關係最後的政治轉型時間。在以往的一段漫長時期，國共關係幾經波折，曾經發生多次政治轉型，不過這一回的形式、性質與以往截然不同，此回兩黨關係的政治轉型，直接表現為國家政體與國家秩序的轉型。因此，兩黨關係的轉型過程，集中體現為兩種國家政體的對立：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24 本書對筆者最大的啟發便是鄧野跳脫了學界主流分期的框架，就國共兩黨 23 24.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序。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頁 2。 13.

(15) 的互動關係劃分出一個全新的歷史分期。事實上，現今的研究益發傾向鄧野的討論模式，就歷史事件本身的前因後果進行一個完整的論述，但多數此類型著作本身在論述事件的同時卻受限於既有的歷史分期而綁手綁腳，鄧野的突出之處在於他一方面選擇以事件的論述作為主軸，同時又提出了一個新的時間框架，該框架在事件的支持下能夠言之有理，事件本身又避免了去脈絡化的弊病。鄧野一書既以 1944-1946 年國共兩方的互動關係為主軸，全書篇幅安排四平八穩，未予人刻意偏重國民黨或共產黨任一方的印象。但是，該書給讀者的. 政治大時局發展的相關討論，此一現象在討論國民黨時更為明顯。當討論政黨內部的立觀感著重於國共兩方的「角力」，較少國共兩方的「反省」，亦即兩黨內部針對. 議論時，該黨的會議資料無疑是重要的取材資料，以該書第十章〈國民黨六屆. ‧ 國. 學. 二中全會─兩個僵局的形成〉為例，鄧野提到此次全會的召開與政協會議具有. ‧. 銜接的用意，然而該章所引用的資料多為日記、回憶錄、年譜等個人性資料，. y. Nat. 缺乏與全會相關的直接史料，是較為可惜的地方。進一步而言，鄧野一書雖提. al. er. io. 揮。25. sit. 出了新的解釋觀點，在國民黨內部的討論上，受限於資料的限制，未能盡情發. n. v i n 蔣永敬、劉維開合著的《蔣介石與國共合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以蔣 Ch engchi U. 介石的角度出發，探討 1945 年 8 月至 1949 年 12 月蔣本人如何處理國共的和戰問題。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政治藍圖，取決於國共兩黨，兩黨的競爭關係便成為熱門的研究主題，而這樣的競爭關係則具體表現在兩黨談判與戰爭相互交錯的歷史上，本書在梳理國共兩黨 1945-1949 年的和戰過程實屬目前學界集大成者，尤其作者二人又是公認治國民黨史的專家，在相關資料的利用上更為行文中的論述構成了堅實的基礎。本書既是熱門研究議題中擲地有聲的一本著作，當中並以蔣介石個人的觀 25. 筆者檢視《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一書的參考資料，關於國民黨內部會議資料的引用，僅見《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紀錄》一筆。 14.

(16) 點檢討了在中國內戰的失敗(即本書第 11 章〈檢討總結〉)，但在包括國民黨及蔣介石個人檢討之後，對於日後立足台灣的統治層面上所造成的影響，未有進一步的論述，或許也和本書的研究斷限有關。此外，本書在處理和談部分中有關重慶會談與政治協商會議的論述較為簡略，並強調會談的過程中國共兩黨為了自身利益討價還價的面向。筆者認為，當「和」與「戰」構成了 1945 至 1949 年國共互動關係的描述字眼，往往忽略了「和」與「戰」兩個南轅北轍的動作背後所欲達成的目標。戰爭的目的無疑以殘酷的手段消滅競爭者，和談的目的則企圖讓互有敵意的兩造通過持續的協商與溝通達成共識，避免衝突。戰. 政治大性，此一個向卻較少為學界所關注。換言之，國民黨戰後面對共產黨的和談，立後國共兩方的「共識」一但達成，實際上便蘊含了中國實現政黨政治的可能. 蔣介石眼中所謂對共產黨問題「整個解決」，在蔣介石本人及國民黨要人的心中. ‧ 國. 學. 或許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政黨政治協商的過程，此一過程最終. ‧. 也是由國民黨自己一手了斷。. y. Nat.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 年)》一書，. er. io. sit. 相較於《蔣介石與國共合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著重在和戰問題，更加全面的探討了戰後國民黨所面對的各項難題。除了共產黨問題以外，還包括接收、. al. n. v i n 經濟改革、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蔣介石與李宗仁之間的矛盾等層面的探討。 Ch engchi U. 本書的序中，蔣永敬提出了較為公允的看法：「政治協商會議所達成之協議，雖不滿意，但可接受，既接受矣，應即履行。且其所謂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諸原則，規模宏遠，理想崇高，誠可使中國成為文明進步之國家，蔣氏誠可成為歷史不朽之人物，奈何缺乏寬容精神，視異黨為敵奸，而敵益多，抓權不放，錙銖必較，為一席一地之爭，致壞全局，真乃以小失大，殊不值得也。」26由國民黨內部會議推翻政協的決議，除了對共產黨的疑懼以外，更能發現當時國民黨人對於政黨政治想像的侷限性，「以黨領政」的陰影始 26.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 年)》(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5。 15.

(17) 終揮之不去。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人的侷限因為內戰的失利增強了其內縮性，並在撤退台灣後的統治政策上如實地反映出來。本書在處理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問題上，作者分析後指出戰後黨派的紛爭既不是所謂「意識形態派」與「現實主義派」之爭，也不是路線之爭，而是權位與現實利益之爭，蔣介石對此毫無辦法，甚至偏袒某一派系，對於內閣的更易帶來了負面的影響。27派系的利己主義無庸置疑，蔣介石很早便注意到了派系的問題並試圖解決，然而這些嘗試都未見效，且讓派系鬥爭有愈發不可收拾的趨勢，成為日後蔣介石毅然決定打破派系的原因。因此，蔣介石對於派系鬥爭. 政治大民黨失去中國的原因包含了相當多的因素，研究者因自身的研究專題及主觀意立毫無解決辦法，應當是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考量。最後，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國. 識而呈現出不同意見，然而這些個別因素是環環相扣的。筆者同意此一說法，. ‧ 國. 學. 然就本書的整體架構所顧及到戰後的各個面向，作者最終並未提出一整體性的. ‧. 解釋，對讀者而言似有意猶未盡之感。. y. Nat. 劉維開的《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於前言中提到書名雖. er. io. sit. 以「蔣中正的一九四九」為題，並不準備對蔣在 1949 年的各項作為進行研究，而是將重點置於蔣自 1949 年 1 月下野至 1950 年 3 月復行視事一年多的時間. al. n. v i n 中，探討他如何再起？再起的機遇與過程。筆者曾閱讀本書以外，尚包括作者 Ch engchi U 28. 的數篇文章，歸納其特色，認為在史實的敘述上因作者對國民黨研究資料的熟稔，往往較其他著作詳實、深入。儘管作者將處理的焦點集中在蔣介石第三次下野到復行視事的過程上，仍從旁觸及了許多問題。例如，蔣介石下野之後在溪口三個多月的時間，除了檢討日益艱困的情勢以外，更著手規劃日後黨政改革的藍圖，這些討論書中皆有觸及。有關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後曾抱怨蔣介石在幕後干政的情況，作者提出蔣介石的想法以使李宗仁安心主政為前提，表明至少在 5 年內，決不出而主政： 27 28.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 年)》，頁 246。劉維開，《蔣中正的 1949─從下野到復行視事》(台北：時英出版社，2009 年 8 月)，頁 9。 16.

(18) 應使德鄰安心主政，切屬黨政幹部一致擁護，竭力設法，使桂系能開誠相處。甲、表明余至少在五年內，決不出而主政，說明余之內心及基本方鍼，剴切詳明今日協助德鄰成功，實為余自助成功惟一之道。乙、對共匪不可再望其有和平誠意，應積極主戰，一致擁護其領導。丙、德鄰須對黨尊重黨紀，重要政策，必須提黨通過後，方得實施。應以此三原則，為團結內部之基礎也。29 蔣介石的三項原則，前兩項確能使旁人感受到他擁護李宗仁的決心，但第三項原則要求李宗仁必須尊重黨的意見的同時，是否忘記了他自己就是黨的領. 政治大十年光陰之累積與艱苦奮鬥之成果，今雖一旦擺脫，而情誼與道義種種關係之立. 導者？對於蔣介石下野後扮演的角色，雷震提到：「介公過去之大權在握，乃二. 牽連，自難一時完全隔絕，設有一某問題，介公本未表示意見，而其舊屬則前. ‧ 國. 學. 往請示，介公此時又不能不表示個人意見，不表示顯有見面而不助之意，若表. ‧. 示又有干涉政治之譏。」30蔣介石的下野自然無法就此一刀切斷其人脈關係，國. y. Nat. 民黨要人不斷前往溪口向蔣請示除了印證蔣的影響力外，更突顯了黨國分際的. 關的舉措有許多值得筆者參考的地方。. al. er. io. sit. 模糊不清。整體而言，本書在論述蔣介石下野到復行視事前其內心的想法與相. n. v i n 綜合上述的研究回顧，有關 C h1945 至 1949 年的國民黨相關研究，基礎相當 engchi U. 厚實，卻因研究視角的不同，對於國民黨統治經驗中，中國與台灣兩地的延續性較少關注。實際上，已有學者關注到國民黨的「中國經驗」，如何影響戰後台灣的統治體制。例如，王泰升〈國民黨在中國的「黨治」經驗─民主憲政的助力或阻力？〉、王良卿《改造的誕生》、松田康博《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都注意到了國民黨統治經驗的「聯結性」問題。然而，上述研究的切入點與關注面向，仍與本研究有所區別。. 29. 《蔣中正日記》，民國 38 年 1 月 31 日，轉引自劉維開，《蔣中正的 1949─從下野到復行視事》，頁 104。另見《事略稿本》第 78 冊，1949 年 1 月 30 日條，頁 637-638。 30 傅正主編，《雷震秘藏書信選》(台北：桂冠圖書，1990 年 9 月)，頁 23。 17.

(19) 王泰升〈國民黨在中國的「黨治」經驗─民主憲政的助力或阻力？〉一文，作者為台灣法律史研究領域的翹楚，此篇文章試圖解釋國民黨在中國訓政時期的黨治經驗，如何在戰後撤退至台灣時承襲下來，此點在問題意識中即已清楚表露：「國民黨在民國時代中國(1911-1949)的統治經驗，包括本文所最關切的國民政府時期的「黨治經驗」，仍繼續盤據在國民黨統治菁英的腦海中，引導其在台灣的施政作為，而無視於國家法律上早在 1948 年即已不再施行先前訓政時期的黨治體制。」31該文以國民黨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同時，將台灣史與中國史的分期，以國民黨作為媒介而具有承襲脈絡的主題加以探討，與本文的研究取向. 政治大一文著重在法律以及民主憲政的層面。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樣的討論模式並立是一致的，只是〈國民黨在中國的「黨治」經驗─民主憲政的助力或阻力？〉. 非一舉企圖打破中國史與台灣史的分界，或是強調兩者間政治文化傳遞上的隸. ‧ 國. 學. 屬關係。如同前面提及，筆者選擇將 1945-1960 年作為一個完整分期的立論基. ‧. 礎是建立在以國民黨為主要討論的對象，將國民黨視作一個有機體，1949 年的. y. Nat. 撤退不僅僅是國民黨本身的生命延續，在史學研究的領域中，中國與台灣兩地. er. io. sit. 統治經驗的比較才得以成立，如果研究者僅從 1949 年後國民黨在台灣統治行為的特質加以評斷，就好比國民黨是一個在 1949 年成立於台灣的政黨，其結果往. n. al. Ch. 往不能精確反映國民黨主導戰後台灣的背景。. engchi. i n U. v. 本文在訓政時期「以黨領政」的背景論述相當深刻，指出了孫文革命理論遭到了曲解：「在孫文的革命理論中，推行縣自治並藉此訓練人民以便將來還政於民，才是訓政時期政府的第一要務，黨治則僅是用以確保縣自治的推展不受軍閥及舊官僚阻礙的手段。」32日後國民黨人對孫文理論的曲解究竟是「有意」或是「無心」，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不論如何，孫文理論的確為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的專橫提供了合法的說詞，卻也種下了阻礙憲政發展的種子。33 31. 王泰升，〈國民黨在中國時期的「黨治」經驗─民主憲政的助力或阻力？〉，《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5 期(台北：2009 年 9 月)，頁 73-74。 32 王泰升，〈國民黨在中國時期的「黨治」經驗─民主憲政的助力或阻力？〉，頁 86。 33 王泰升指出，在孫文的黨治思想中，黨治藉由與革命階段論中的訓政結合而取得正當性，但 18.

(20) 訓政時期既有了合法性的基礎，國民黨進一步排除了其他與之相對的勢力。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清黨其實並非單純的反共，而是以鞏固國民黨黨權為核心目的，以「使一切權力屬於純粹的國民黨」的運動，各地清黨活動的對象不限於共產分子，連反共的西山會議派與中國青年黨亦被波及。34最後，作者在總結整個訓政時期時提到當時涉及國家統治權運作之各項法律制度的變革，為遷就現實上的權力分配需求或妥協於政治鬥爭之結果者多，而出於改良政府體制設計之目的者少。35 事實上，文章討論訓政時期的篇幅占去了通篇的大半，有關戰後以及實行. 政治大的助力或阻力此一命題的答案似乎在討論訓政時期時已成定局，有關國民黨撤立. 憲政後的情況僅利用一個小節來處理，對應本文題目黨治經驗究竟是民主憲政. 退台灣後在憲政體制下「以黨領政」的論述較少，是較為可惜的地方。. ‧ 國. 學. 王良卿《改造的誕生》，探討 1950 年在國民黨在台灣實行改造運動的背. ‧. 景。本書指出，國民黨的內部動力相較於外在環境因素，才是真正主導改造運. y. Nat. 動的力量。在「內生論」的觀點下，尤其重視歷次國民黨人在黨內掀起程度不. er. io. sit. 一的改革呼聲及實際行動之間的連結性，並對 1950 年的改造運動的影響，文中提到：「以往的研究多半以 1950 年改造事件本身作為論述主體，強調對於國民. al. n. v i n 黨政權爾後立足台灣的貢獻，或是影響；對於改造的形成背景，則是經常描述 Ch engchi U. 內戰結果帶給國民黨政權的悲劇性打擊，以及同一期間國民黨彷彿末日般的脫序、爭利、黨務廢弛的事實；至於 1949 年以前，國民黨是否曾經存在任何值得注意的自救意識或改革措施，倒是或多或少的被學界忽視或簡化了。」36因此，就本書的觀點而言，1950 年國民黨在台灣實行的改造，實際上經過了長時間的醞釀，而非一夕之間憑空出現，要了解改造運動的內涵，勢必要回過頭爬梳國卻又與革命的終極目標，亦即民主憲政的實踐，存在著內在矛盾。故在其革命理論的具體實踐過程，這些內在矛盾即化為種種困難，阻礙憲政的達成。見〈國民黨在中國時期的「黨治」經驗─民主憲政的助力或阻力？〉，頁 88。 34 黃金麟，〈革命與反革命─「清黨」再思考〉，《新史學》11：1(台北：2000 年 3 月)，頁 116146。 35 王泰升，〈國民黨在中國時期的「黨治」經驗─民主憲政的助力或阻力？〉，頁 153。 36 王良卿，《改造的誕生》，頁 7。 19.

(21) 民黨在中國主政時期的歷史。上述觀點也是筆者本文所強調，並且努力嘗試的研究方向。在本書的時間斷限上除了國民黨內部的改革動力外，外在因素特別是國共內戰的爆發對於改造運動的醞釀是難以視而不見的，書中亦注意到了此一問題：「在本書接續敘述的年代當中，國共內戰的軍事逆轉局面，正作為一項最重要的外部衝擊因素，加重激化國民黨人自省自救的急迫感受。即便如此，國民黨人的改革之議，在不應忽視的相當程度內，仍然是被那些歷經長時段演變的內在推力左右了具體形貌的。」37筆者同意本書的說法，如果就國共和談的演變. 政治大表著與共產黨實現政黨政治可能性已然排除，當國民黨人在思索黨的改造的同立觀察，從重慶會談一路至政協會議的決議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遭到推翻，代. 時，亦考慮過將國民黨分裂成數個政黨，此即所謂「分立論」，其內涵是承認派. ‧ 國. 學. 系分裂現狀，讓國民黨分解成進步與保守的兩派，或是製造兩黨競爭的局面，. ‧. 用以增益黨的民主作風，然而在分裂的過程中考慮到派系的糾葛，形同遷就於. y. sit. io. er. 已。. Nat. 現實的做法，這樣的做法就只是換湯不換藥，將一個陳腐的政黨分裂為兩個而. 此外，《改造的誕生》在描述國民黨內部所謂的「小組織哲學」實際上為國. al. n. v i n 民黨的派系運作下了一個良好的註解 C h ，有關 1946U至 1950 年間國民黨內部派系 engchi 38. 的處境與蔣介石的想法上，提供了筆者相當的視野以及思考空間。本書如同鄧. 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一書，在單一事件的研究上得以成一家之言，惟討論集中在建構改造運動的來龍去脈，因此在與台灣連結性的觀點上，亦無法超出改造運動以外，進行進一步的闡述。對於 1945 至 1950 年的過程對於戰後台灣所造成的影響，研究上仍有可以發揮的空間。 37. 王良卿，《改造的誕生》，頁 22。王良卿提到國民黨內部的小組織哲學，形式上訴諸拯救黨國，實質上則是恆以一種封閉式的人事組合姿態，爭取並維護自己與同僚的政治利益。黨國愈為艱危，小組織現象愈為熾烈。不過，只要這些小組織保證他們對於領袖的服從，那麼作為最高仲裁者的蔣介石就有理由相信，各家小組織收割的政治利益終將匯集到自己的手上；同時，由於「領袖」和「黨國」二詞，在國民黨正統陣營幾乎具有字義互訓的效果，因此，作為最高領袖的蔣介石更有理由相信，自己匯收到的政治利益終必也是黨國的最高利益。見王良卿，《改造的誕生》，頁 263。 20 38.

(22) 松田康博《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一書，對於國民黨在戰後台灣統治的建構，進行了相當縝密的實證研究，並參酌了許多學界的研究成果，該書所建構的戰後國民黨政府治下，黨與政府之間的實際運作層面，可謂相當清晰。然而，本書對於國民黨人思維上的轉折，較少論及，同時在中國與台灣統治經驗延續性上的論述，亦略顯薄弱。整體而言，《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對於國民黨於戰後台灣一手建立的統治體制，呈現出相當完整的圖像，但是對在此一體制所形成的歷史背景與體制下的人際互動，缺乏更多的討論，是較為可惜的地方。. 立. 第三節、研究架構與限制. 政治大. ‧ 國. 學. 本文的研究，採用歷史學傳統的文獻分析法，針對相關議題的史料，盡其. ‧. 所能的蒐羅與爬梳，並進行分析與解釋。同時，筆者受到羅倫斯‧史東. y. Nat. (Lawrence Stone)〈歷史敘述的復返〉(“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一文所啟發，. er. io. sit. 該篇文章認為歷史學家往往忘記了自己的身分是一位故事講述者，提倡一種以問題為主幹，但又不失敘事味道的歷史寫作。39本文的核心關懷為「國民黨人的. al. n. v i n 民主想像」，並貫穿文章的研究斷限 C h 1945-1960 年，期盼以時序為脈絡闡述自身 engchi U 的觀點。. 章節安排上，筆者首先對戰後國民黨於政治場域上所遭遇的問題進行論述，著重在三個主題：(1)與共產黨談判的過程及影響(2)由訓政體制轉變至憲政體制的過程(3)國民黨內部會議對民主政治的相關討論。筆者選擇包括重慶會談、政治協商會議、制憲國民大會、政府改組等問題，以及國民黨此段期間所召開的歷次中全會進行論述。其次，國民黨的「中國經驗」，如何影響戰後台灣的統治體制，筆者延續「建構」與「想像」的討論模式。在台灣，改造運動是 39. 有關羅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的觀點，轉引自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 年)，序 vi。 21.

(23) 為國民黨政府能夠站穩腳跟的關鍵，因此，筆者首先針對國民黨來台後推行改造運動的背景作探討，接著論述「黨國」體制的建構與實際運作。最終，對於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外在檢視，本文選擇以 1950.年代的台灣地方選舉以及雷震等人欲籌組反對黨的過程進行分析。具體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第二節、研究回顧第三節、研究架構與限制. 政治大第一節、國共兩黨的政治對弈：重慶談判及政治協商會議立. 第二章、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建構與實踐：中國統治時期. 第二節、國民黨人對民主政治的想像(1)：六屆二中全會. ‧ 國. 學. 第三節、戰後憲政體制的確立過程. ‧. 第四節、國民黨人對民主政治的想像(2)：六屆三中全會. y. Nat. 第三章、戰後台灣統治體制的建構與運作. 第二節、黨國體制的內在建構：「強人」的出現. al. er. io. sit. 第一節、黨國體制的建構背景：中國統治經驗的修正與回應. n. v i n 第三節、黨國體制的運作面分析：國民黨與行政、立法兩院的個案分析 Ch engchi U 第四章、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外在檢視. 第一節、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外在檢視(一)1950 年代台灣地方選舉第二節、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外在檢視(二)：雷震案的意義五、結論. 第二章的論述中，首先將重點置於戰後國共兩黨政治上的互動經驗與國民黨內部的反饋，聚焦於國共談判中的兩個焦點：重慶會談與政治協商會議。儘管自重慶會談到政協會議將近半年的時間，國共的戰事仍持續進行，但兩個談. 22.

(24) 判的結論對於實現國內和平以及政治民主化仍具有正面的意義，特別是政協決議的履行，代表中國實現政黨政治的可能。然而，以國民黨的角度出發，緊接政協會議後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對政協決議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判，全會最終達成的協議，無疑關起了政黨政治的大門。以此觀之，六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實為具有一指標性的事件。與此同時，國民黨著手推行憲政，此舉包含著「主動」與「被動」兩個層次。依照孫文的革命進程，此刻的國民黨已具備了推行憲政的條件；考量當時的政治局勢，憲政的推行則為對抗共產黨以及回應輿論壓力的籌碼。在此一制. 政治大脈相承的脈絡。二中全會可看出國民黨人對於分享權力的態度，將近一年時立. 度轉換期間，國民黨人的心態為何？從六屆二中全會至三中全會，兩者實有一. 間，如今三中全會的召開，國民黨人所考量者，卻是該如何分享權力，並如何. ‧ 國. 學. 延續其黨治理念。. ‧. 戰後國民黨內部的一項特徵，即蔣介石對黨內的控制力逐漸降低。當蔣介. y. Nat. 石在思量黨要如何起死回生的同時，「集中事權」的想法油然而生。就國民黨對. 的民主觀，幾乎以蔣介石的想法定於一尊。. al. er. io. sit. 於民主化想像的內在形塑而言，1950 年 7 月在台灣推動黨的改造後，國民黨人. n. v i n 此外，憲政的實行橫跨了國民黨政府在中國與台灣兩個時期，實際上牽涉 Ch engchi U. 到了政治體制的問題。台灣習慣稱呼的「黨國體制」，便是對於統治體制所呈現出的特徵描述。然而，憲政與黨國體制是兩個相互矛盾的概念，卻得以在戰後台灣的國民黨身上並存。在第三章的討論中，筆者嘗試回答國民黨如何去消弭兩個互相衝突的概念，進一步而言，國民黨人如何在憲政體制的前提下，建構黨凌駕於政府部門的黨政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黨政關係的實際運作上，黨並非始終能夠壓制政府各部門。雖行政院及立法院等機構時有忤逆黨的決策的情形，卻未能對整個「黨國」體制的建構產生動搖。最終，戰後台灣政治史重要的兩項特徵：(1)黨國體制(2)領導者的意志主導政局的發展，事實上皆能從. 23.

(25) 1945 至 1949 年的歷史進程中找到相關的蛛絲馬跡。第四章的探討，主要透過台灣民主化的兩項觀察重點：選舉與反對黨，檢視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的民主觀。對此，筆者選擇以 1950 年代台灣的地方自治選舉為討論焦點，而雷震等人籌組反對黨的歷程與中國時期的政黨經驗正可進行延續性的討論。結論的部分，筆者欲重新定義歷史分期的概念。透過本文的分析，筆者認為研究戰後台灣政治史，必須關注到國民黨在中國統治時期，特別是 1945 至 1949 年間的統治經驗。國民黨政府撤退台灣後，歷經改造運動所建立的統治體. 政治大程度上即可消弭「中國近代史」與「戰後台灣史」兩個不同研究領域的分界。立. 制，至少在 1960 年代前，皆存在著中國遺緒下的陰影。此一延續性特質，某種. 「威權體制」進行補充。. 學. ‧ 國. 同時，筆者認為此一觀點亦能對戰後台灣政治史最常被引用的政治學理論─. ‧. 有關本文資料的運用，一手的資料的部分，包括了國史館與黨史館典藏的. y. Nat. 總中正總統文物、會議資料、總裁批簽等，構成筆者論述國民黨人民主觀時，. er. io. sit. 重要的參考來源。此外，國民黨要人的日記、年譜、回憶錄、書信，已出版者種類繁多，並已廣被研究者所徵引，當中不乏一些較新的材料，例如〈陶希聖. al. n. v i n 日記〉、〈陳誠日記〉等，亦為本文重要的參考。其中，〈蔣中正總統文物〉中的 Ch engchi U 〈事略稿本〉，為筆者無法查閱蔣介石日記的情形下，研究蔣介石思想的重要依據。40 有關本研究的限制，因本文討論方式係從既有研究成果中，重新提出新的研究角度，同時兼顧中國與台灣兩地共通的特點，因此，筆者無法分析時間斷限內所有史事。此外，本文的研究範圍中，蔣介石無疑是最重要、無可迴避的核心人物，蔣的思維對於國民黨人民主觀的影響，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 40. 劉維開認為「事略稿本」並非史料或史料彙編，所引用資料往往經過刪節、潤飾、或改以第三人稱陳述，因此究其本質，應該視為蔣氏自定之年譜長編初稿，但同時亦肯定了「事略稿本」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及其代表性。詳見劉維開，〈台灣地區蔣中正先生資料之典藏與整理－兼論「事略稿本」之史料價值〉，《檔案季刊》7：3(台北：2008 年 9 月)，頁 44-45。 24.

(26) 筆者卻無法參閱近年來掀起民國史熱潮的蔣介石日記，實乃一大缺憾。對此，本文將盡力蒐羅台灣方面有關的蔣介石資料，並大量參照時人的日記與憶述資料，期能補足此一缺憾。.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25. i n U. v.

(27) 第二章、國民黨民主想像的建構與實踐：中國統治時期抗戰勝利後，中國的政治格局呈現國民黨與共產黨各據一方的情形。就蔣介石個人而言，其在抗戰期間所凝聚的聲望隨著抗戰勝利有增無減。1945 年 9 月 3 日，蔣介石本人主持抗戰勝利典禮時如此記述道：「十一時由軍委會檢閱沿途民眾到處狂歡熱烈，盛況空前，其對余所表示敬慕愛戴之情緒發乎內心實非. 政治大然於懷也。」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對民眾熱烈擁戴蔣介石的情立. 筆墨所能形容。三十年之苦心與奮鬥惟見此略得寬慰耳。然新舊憂慮終未能釋 41. ‧ 國. 學. 況，有相當生動的描述：「是日蔣主席雖甚莊靜，心中喜悅之情仍不免浮於臉上。十一時左右，乘坐敞車從人海之馬路馳過，群眾報以掌聲及歡呼聲，彼今. ‧. 日應為世上最快樂之一人。」42. sit. y. Nat. 儘管如此，蔣介石心中仍有無法「釋懷」的新舊憂慮，這些新舊憂慮包含. al. er. io. 了許多層面，面對共產黨，無疑是其中的一項既「新」且「舊」的憂慮。「新」. v. n. 指的是如何面對戰後國共競爭的政治格局；「舊」指的是一直以來蔣介石就希望. Ch. engchi. 共產黨的問題能獲得根本的解決。. i n U. 從重慶會談到政治協商會議，局勢的演變給予人們樂觀的理由，認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即將到來。民社黨的蔣勻田曾在政協會議閉幕後與周恩來談話，並記述到：這次著實的長談，使我確信當時中共不但決心解決改組後的政府；而且已定深思遠慮的計劃，如何造成多黨平衡的力量，以除卻一黨訓政，而走上和平民主建國的途徑。這真使政協圓滿閉幕. 41. 《事略稿本》第 62 冊，民國 34 年 9 月 3 日條，頁 453-454。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年 11 月)，頁 1006。 26. 42.

(28) 的景象五光十色，顯現在我心理上。在那短暫的時間，我確存無限的希望，預祝中國的前途，可以演成嶄新的史頁。43 然而，國民黨在政協會議閉幕不久後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卻將國共兩黨合作的可能切斷。由六屆二中全會的會議過程反映出國民黨內部派系對於民主化下政治開放的限度意見不一，但對共產黨的疑懼則普遍壟罩著整個國民黨。國共兩黨的較量，主要仍來自於軍事層面。毛澤東本人曾向蔣勻田提到：「沒有我們這幾十萬條破槍，我們固然不能生存，你們也無人理睬。」44就政治協商會議結束時的軍事局勢，國民黨佔有優勢，此時要求國民黨分享政治權力已不可行，日後局勢逆轉時更不可能。.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第一節、國共兩黨的政治對弈：重慶談判與政治協商會議. y. Nat. (一)重慶談判前的準備. er. io. sit. 在慶祝抗戰勝利日的前一天，蔣介石仍苦心研究對付共產黨的策略，其出發點首重軍事，軍事上共產黨若能聽從安排，蔣同意在政治上給予回報：. al. n. v i n 此時對共黨應以主動與之妥洽，並投其所好，准予整編共軍為十 Ch engchi U 二師部隊，如其真能接受政令軍令，則政治上當準備委派共黨二人並予以一省之主席使其滿足一時以觀後效。以目前形勢如由我. 主動為之實於大局無損而有益也，共黨問題如能獲得解決則政治建設當無妨礙矣。. 45. 蔣介石對於軍事的重視，對於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而言也是如此。原定重慶會談國民黨方面代表人之一的王世杰46在 9 月 3 日抗戰勝利慶祝日當天正與毛 43.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的轉捩點》(香港：友聯出版社，1976 年)，頁 51。蔣勻田，《中國近代史的轉捩點》，頁 3。 45 《事略稿本》第 62 冊，民國 34 年 9 月 2 日，頁 422-423。 46 國民黨談判代表原定張群、張治中、王世杰、邵力子等 4 人，見王世杰著，林美立編輯、校 27 44.

(29) 47. 澤東商談，毛要求改編中共軍隊為四十八師，王世杰直接回答不可能。蔣介石要求中共改編成十二師與毛澤東要求的四十八師相去甚遠，而這只是重慶會談兩方意見相歧的一個面向。面對戰後新局，胡適曾在 8 月 24 日寫了一封信給王世杰，內文包括了一封欲給毛澤東的信件，胡告知如王世杰與傅斯年認為沒有問題則請其代為轉發，信件內容懇切要求毛澤東等中共要人能夠認清中共現今的地位並放棄武力： …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查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 政治大朝解決，而公等二十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 立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 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 ‧ 國. 學. 前途未可限量。48. ‧. 王世杰日後回信給胡適告知信件已代為轉發，毛澤東接受到這封信的確切. y. Nat. 時間尚無資料可證，但此刻正逢毛澤東思考是否應蔣介石之邀前往重慶會談一. er. io. sit. 事。毛為何最終接受了蔣介石的邀請？據現有資料顯示應與蘇聯方面的指示有關。當中共內部如火如荼的討論毛澤東是否該前往重慶時，曾接到史達林的來. al. n. v i n 電，電文告知日本投降後國共應言歸於好，共商建國大事，如果繼續打內戰， Ch engchi U. 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49此外，原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與原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曾一同致電毛澤東，建議「中國共產黨人改變對蔣介石政府的路線，因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50，日後會談正式開始時，國民黨得到來自蘇聯駐滬. 訂，《王世杰日記》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年 12 月)，1945 年 8 月 28 日條：「午後毛澤東、周恩來抵渝。晚間蔣先生設宴款待。予及張岳軍、張文伯、邵力子被指定為談判人。」，頁 728。後來王世杰決定赴倫敦參加五國外長會議而缺席談判，見《王世杰日記》，1945 年 8 月 31 日條：「予決定赴倫敦出席五外長會議。因中共問題大致可望成立協議，予縱不參加到底，亦似無訪也。」，頁 729。以下簡稱《王世杰日記》。 47 《王世杰日記》，1945 年 9 月 3 日條，頁 730。 48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香港：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6-27。 49 《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5 年 8 月 25 日條，頁 13。 50 季米特洛夫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28.

(30) 領事館的情報，內容為莫斯科當局對毛澤東此次來渝的指示，包含：「(一)國共雙方所簽協定，須由人民全體保證其生效(二)須建立聯合政府，延納各黨各派參加，由國民黨共產黨負責領導…。」51根據上述資料可推測蘇聯認為當時的形勢時不利於共產黨，共產黨應等待機會，暫與國民黨聯合領導政府，伺機奪取政權。52最終毛澤東決定赴約，8 月 28 日在張治中、赫爾利等人的陪同下抵達重慶。就在胡適起筆寫信欲轉交給毛澤東的同一天，毛澤東致電黨內同志，提到時局變化，抗日階段結束後，和平建設新階段開始，蔣介石困難不少，加上國. 政治大比較胡適與毛澤東兩人的想法，前者從國家未來著眼，認為共黨必須放棄立. 內外的壓力，可能選擇贊成和平建國，但毛也不忘提醒相關的軍事佈署。53. 武力展現其誠意；後者以黨的利益為首要考量，共產黨現有的成就既來自於軍. ‧ 國. 學. 事力量，自當不能輕易放手。胡適所言，戰後共產黨確實位於第二大黨的地. ‧. 位，至於短暫的和平局面，也為政黨政治提供了萌芽的土壤。然而，胡適的信. y. Nat. 件忽視了他所盼望的共產黨的讓步，與之相對的是國民黨勢必也須退讓，長期. er. io. sit. 習慣於一黨領政的政黨，是否甘於分享政治權力？有研究者指出重慶談判並非國共在一個全新的政治範疇之內舉行一次全新義意的談判，它是聯合政府口號. al. n. v i n 提出以來，國共互不妥協下，雙方再一次回到談判桌上，亦即聯合政府與一黨 Ch engchi U. 訓政兩種對立主張若干次正面交鋒的其中一次。54當我們以戰後中國渴求民主政治的氛圍，國民黨與共產黨有機會落實民主政治中政黨政治發展的角度進行檢視，不應忽略兩黨領導人思想上的侷限性，而此時對蔣毛兩人而言，軍事與政治必需綁在一起思考，無法切割。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澤東在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以及美國大使赫爾利陪同 5 月)，1945 年 8 月 18 日條，頁 351。 51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四年（二）〉，入藏登錄號： 002000001691A，典藏號：002-080200-00302-044。 52 有關蘇聯方要求中共改變對國民黨路線的討論，可參考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三)》(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2 月)，頁 170-184。 53 《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5 年 8 月 24 日條，頁 12。 54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頁 162。 29.

(31) 下抵達重慶，隨行的共方人員還包括談判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及毛氏參謀團共 9 人。雙方代表的正式會談始於 9 月 4 日，然而在此之前已進行了初步討論。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的 3 天，兩方的代表已就軍事、政治等問題廣泛地交換意見。55 9 月 3 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及王若飛提出了談判要點，共計 11 條，其中與政治方面相關者計有第 1、2、3、4、8、9、11 條，分述如下：一、確定和平建國方鍼，以和平、團結、民主為統一的基礎，實行三民主義(以民國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宣言為標準)。. 政治大三、承認各黨各派合法平等地位並長期合作和平建國。立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 四、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部隊。. ‧ 國. 學. 八、結束黨治過程中，迅速採取各項必要措施，實行政治民主. ‧. 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 y. Nat.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辦法：. er. io. sit. (一)政治會議及黨派協商會議，以各黨派代表及若干無黨派人士組織之，由國民政府召集，其討論事項如下(略)。. al. n. v i n (二)確定縣自治，實行普選，其程序應由下而上。 Ch engchi U (三)解放區解決辦法(略)。 (四)實施善後緊急救濟。十一、黨派平等合作之必要辦法： (一)釋放政治犯。 (二)保障各項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 (三)取消特務機關(中統、調統等)。56 5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9 月)，頁 617。 5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台北：國民黨黨史會，1981 年)，頁 39-41。以下簡稱《戰後中國》(二)。 30.

(32) 上述要點可看出中共方面做出的讓步，不僅承認了戰後中國實行三民主義的大方向，同時也確立蔣介石共主的地位。但就國民黨而言，部分談判要點無疑觸動其底線，例如在承認解放區合法地位上，國民黨代表在正式談判前的回覆即聲明「解放區」這一個名詞應成為過去，與之相對的是政府可依工作能力與成績，酌量使原收復區內的行政工作人員繼續為地方服務，不因黨派關係而有所歧視。57此一答覆一口否定了解放區的合法地位。事實上，在中共提出談判要點的前一晚，蔣介石設宴款待毛澤東，宴後兩人曾就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編組數目和駐地、解放區、政治會議、國民大會代表. 政治大問題沒有明確答覆，但隔天由周恩來所提出的要點仍堅持十六軍四十八師之立. 等問題直接商談。58席間，蔣介石提到中共軍隊可以改編為十二師，毛針對這一 59. 數。在沒有進一步資料證實當晚蔣毛會談的情況下，筆者推測兩人面談內容似. ‧ 國. 學. 未十分深入，以至當蔣介石得知談判要點的內容，反應十分震驚：. ‧. 在此萬眾歡騰之勝利日，而共毛之態度又變，要求無厭，余以極. y. Nat. 誠對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誠之言反要求華北五省主席…共匪誠不. er. io. sit. 可理喻也，此事惟有賴上帝之力已成全之，痛心極矣。60 9 月 4 日第一次正式會談當天，蔣介石早上 5 點天還沒亮便起床禱告：「願. al. n. v i n 共毛之能悔悟，使國家真能和平統一也。」及至九點，蔣於官邸對張群、張治 Ch engchi U 61. 中、邵力子等人進行最後的面授機宜，包括了軍隊、解放區、政治、國民大會等問題。其中在政治問題上蔣說明將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為政治會議，由各黨. 派人士參加，共同參與政治。有關中央政府的組織與人事，因國民大會即將召開，應暫不更動，等到國民大會過後新政府產生之時，各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均可依法參加中央政府，如果中共方面現在即欲參加政府，中央亦可考慮。62. 57 58 59 60 61 62. 《戰後中國》(二)，頁 42。《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5 年 9 月 2 日條，頁 20。《王世杰日記》，1945 年 9 月 2 日條，頁 729。《事略稿本》第 62 冊，1945 年 9 月 3 日，頁 459-460。《事略稿本》第 62 冊，1945 年 9 月 4 日，頁 462。《戰後中國》(二)，頁 45。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