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立故宮博物院歷史沿革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典藏淵源,是自宋、元、明、清四朝以來的歷代皇室的珍 品收藏,其中以清朝乾隆皇帝的收藏為眾,因此現今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藏 品,多以乾隆時期收藏的文物為主。而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歷史發展,則是與近代 中國的歷史變動關係相當密切。
一、 故宮博物院成立之緣由
時間來到清朝末年時,當時的清廷國力衰敗,各國軍隊不斷率軍攻打清廷。
對內,則是由革命黨推翻滿清政府,成立中華民國政府。在 1911 年中華民國成 立之後,在當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清廷簽訂了《清室優待條件》。雖然國民政 府與清皇室簽訂了這份條約,但是實際上沒有人理會這些條約(那志良,1984)。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已經成立了,但中國仍然呈現軍閥割據的狀態。到了 1924 年,當時軍閥混戰,馮玉祥進駐北平,根據清室優待條件,當時遜帝宣統應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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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但因種種原因沒有實現。馮玉祥認為民國已建立 13 年,清帝仍居留在宮 中這種情形十分不妥,因此發生逼宮事件。同年 11 月北洋攝政內閣修正「清室 優待條件」,命溥儀及宮中人員遷出紫禁城(莊嚴,1980;馮明珠,2009),皇 室收藏全部收歸民國政府所有,由攝政內閣成立設置「清宮善後委員會」,開始 清點宮中文物。
1925 年,委員會決議,仿照歐洲國家,如法國羅浮宮,德國皇宮博物館,
以皇室收藏的文物,成立「故宮博物院」,並選在當年的 10 月 10 日雙十國慶日 下午開幕,舉行成立大典,並在宮內乾清門舉行開幕典禮,也是首度開放民眾參 觀,第一天就有兩萬人以上造訪(莊嚴,1980;馮明珠,2009;野島剛,2011;
何傳馨,2014)。
二、 文物南遷至上海時期
隨後日本軍隊積極侵略中國,到了 1931 年,日軍發動九一八瀋陽事變,日 本侵佔東北三省,北平局勢動盪,當時故宮博物院的文物正是收藏在北平。由於 文物遭到破壞及失散的危險大增。在當時故宮的人員,希望故宮文物,能避免遭 受戰火的吞噬,因此國民政府提早準備決定南遷疏散,故宮理事會開始籌劃選擇 古物精華裝箱儲置,為文物南遷避難預作準備(莊嚴,1980;馮明珠,2009;野 島剛,2011;何傳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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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1 月,日軍進入山海關,因此在 1 月 31 日故宮文物開始分為五批南 遷,到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與英國租界四川路(莊嚴,1980)。這次的南遷為臨 時性的,最後目的地在南京,由於故宮南京分院尚未完成,因此必須等分院建設 完成之後,再將文物移入。
三、 文物撤退至大後方
到了 1937 年,戰爭情勢更加危及,當年 7 月 7 日,日軍和國民政府軍發生 衝突,在北京郊外發生盧溝橋事件,8 月時發生淞滬會戰,日軍攻擊南京的可能 性日益增加,當時運送到南京不久的文物,又要向後方疏散。因此故宮博物院南 京分院奉行政院令,經由三條路線輾轉運至四川,分南路、中路、北路先後將文 物疏散到大後方(蔣復璁,1966;馮明珠,2009;野島剛,2011),隨著日軍投 降,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故宮文物在 1947 年的時候抵達南京(野島剛,2011;
何傳馨,2014)。
四、 文物隨國民政府來臺時期
然而在中日戰爭結束不久後,國民黨正面臨了來自共產黨的攻勢,當時國民 黨軍隊士氣已嚴重衰落,對於共產黨軍隊的攻勢,也節節敗退。徐蚌會戰後,共 產黨佔領了長江以北的局勢,情勢非常危急。國民黨政府最後於國共內戰戰敗,
於 1948 年年底決定撤退臺灣,並挑選精品文物遷徙來臺(何傳馨,2014)。當 時搬遷來臺的文物,除了故宮的文物之外,也包括了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圖書館,和外交部的重要文件(蔣復璁,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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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日本記者野島剛(2011)的研究中,對於國民黨與蔣介石決定將故宮文 物搬遷至臺灣的這段歷史感到好奇。為了研究故宮的歷史,他到收藏蔣介石日記 的美國哈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將已公開的蔣介石日記閱讀 完畢,並且著重在於 1948 年年底為何決定撤退至臺灣,以及決策將故宮文物運 送至臺灣的過程與決定。由於蔣介石不論每天心情好壞,都會寫下日記,心情的 好壞只要由筆跡工整程度即可看出,但是在閱讀完蔣介石的日記後,卻發現沒有 提到有關決定故宮遷徙的任何資訊。
尤其是決定將故宮搬到台灣的一九四八年底那段期間,蔣介石正值危急 存亡之秋。日記中蔣介石詳細描述用盡一切手段將黃金運到臺灣,然而 卻發現沒有任何談到故宮的隻字片語,完全不符原先的期待(野島剛,
2011:126-127)。
野島剛覺得非常困惑,因為在蔣介石的日記中無法找到有關故宮文物搬遷的 任何過程與決定,但是這卻是一件在文化史上留下重要紀錄的一項決策。因此他 難以想像執政者並未將這一件事情放在心頭,甚至在日記當中隻字未提。
這個時期的故宮文物是以保管重於展覽,歷盡風霜的文物雖然暫時在臺中霧 峰的北溝庫房安置下來。之後認為博物館應該興建在人口較多的都會區,因此館 舍新址選定在臺北市郊外的士林外雙溪,於 1965 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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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適逢國父孫中山百歲誕辰,為以示紀念,便將館舍命名為「中山博物 院」,並選在國父孫中山誕辰日:11 月 12 日作為開館之日,舉行開幕典禮,同 時修正組織章程,正式定名為「國立故宮博物院」(何傳馨,2014)。當時政府 計畫未來若反攻大陸成功,這裡所藏的故宮文物將會運回北京紫禁城,將複製品 留在臺灣,此時國立故宮博物院就會消失,而中山博物院則會留下作為永遠紀念 國父孫中山之用(蔣復璁,1971;野島剛,2011)。至此,漂流多年的文物暫時 有了安身之處,也就成為了兩個故宮的起源。
圖 1:國立故宮博物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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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故宮文物南遷圖
資料來源:野島剛(2011)。《兩個故宮的離合》,臺北:聯經
到了 1960 年代,當時中國共產黨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境內展開 了對傳統文化嚴重的破壞行動,國民政府為了與其相抗衡,並自詡為傳統中華文 化的代表,於是便積極發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4(Chang,2012)。從而由軍事方 面的對立,轉變為文化層面的對抗。而國立故宮博物院,即為在此文化運動之下 的產物之一,以代表國民政府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正統繼承者的事蹟。
4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此一運動之目的,在於將蔣中正與道統相承接,以擁護領袖、保衛中華文 化的姿態,對抗破壞民族遺產的中共政權。具體的工作在加強民族精神教育、推行國語、發揚 儒家傳統文化上。林果顯,臺灣大百科全書,文化部,2013 年 6 月 12 日,取自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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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立故宮博物院之建築設計密辛
日本記者野島剛(2011),探討許多有關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部分,都是與國 父孫中山有關聯。例如在建築物方面,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建築,據言是依位於南 京的中山陵所仿造而建。學者林伯欣(2002)在其研究中提到南京中山陵與國立 故宮博物院的相似之處:
若比較南京中山陵與臺北故宮的平面圖便可發現……兩件建築的結構 上有許多相似之處。首先,兩者均依循一對稱中軸;位於中軸終點的主 建築物均後背靠山;參觀者均需要越過牌樓、石階拾級而上……而陵門 上的「天下為公」石額,則鐫刻於故宮門前的牌樓上。……由此看來,
臺北故宮與北京故宮建築形制的傳承淵源,反而不如中山陵對臺北故宮 的影響(林伯欣,2002:245)。
這也正是由於國父孫中山是代表中華文化的代表人物,因此藉由彰顯偉人,
更可以顯出國立故宮博物院代表正統中華文化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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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父孫中山銅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攝
圖 4:「天下為公」牌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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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立故宮博物院原先的設計圖,並非是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建築。在當時 國立故宮博物院採取罕見的競圖方式,但並非公開透明。其競圖方式是由故宮管 理委員會指定由五位在臺灣頂尖的設計師設計競賽,最後由曾經留學美國哈佛大 學的王大閎設計圖獲選。
但由於設計過於現代,缺乏中華元素,因此未獲當時總統的蔣介石的青睞,
要求王大閎修改,最後王大閎撤回提案,委員會採用由黃寶瑜所設計的「中國宮 殿形式」設計圖,作為現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樣貌(野島剛,2011)。而記者野 島剛,對於撤換設計圖這段不為人知的歷史,做了以下的詮釋:
把故宮文物運到臺灣,這是蔣介石為了強化中華民國體制到臺灣的正統 性。中華民國是中華之國。故宮文物就是這個中華文化的象徵,作為容 器的博物館,也必須綻放中華光輝。……但是王大閎忘了臺北故宮是體 現中華的權力裝置,況且當時臺灣還在準備反攻大陸,展開中華文化復 興運動,以便說明臺灣才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臺灣政治上的氣氛是不 容許故宮脫離中華風格的(野島剛,2011:169-170)。
對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背負的責任與象徵意義,是象徵著中華文化的繼承 者,對於王大閎所設計的現代博物館,完全沒有一絲一毫中華文化的象徵,即使 在眾多的設計途中脫穎而出,也無法得到執政者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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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王大閎故宮設計圖
資料來源:野島剛(2011)。《兩個故宮的離合》,臺北:聯經
六、 「臺北故宮」、「北京故宮」
自從中國民國政府在臺北士林建館之後,世界上就有了兩個故宮的存在:一 個是位在臺北的故宮,名稱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另一個是位於北京的故宮,
自從中國民國政府在臺北士林建館之後,世界上就有了兩個故宮的存在:一 個是位在臺北的故宮,名稱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另一個是位於北京的故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