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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三節 土地利用變遷

劣化、水文系統改變)(Meyer and Turner II, 1992 ; Turner II, 1990)。其中人類又是 影響土地利用變遷的主因(Briassoulis, 2000 ; GLP, 2005 ; Lambin et al., 2001 ; Meyer and Turner II, 1992 ; Turner II, 1990)。

圖 2-3 時間、空間與人類決策尺度關係圖 資料來源:Burgi, 2004

自 1700 年到 1980 年中期,最大的地表覆蓋變遷是農地的增加,全球增加的 幅度為 392%~466%,相當於一個阿根廷或是整個南美洲的面積,而其代價是森 林、早地與溼地的消失(Richards, 1990)。到二十世紀後半,主要的土地覆蓋變化 發生在熱帶地區,此區域農田和草原、牧場擴張,森林砍伐,和都市化等變化皆 迅速增加(Turner II et al., 1995)。在都市區域,因都市成長與經濟結構改變,越來 越多的農地或鄉村土地被轉變成為都市發展用地(Haase and Nuissl, 2007 ; Long et al., 2007 ; Seto and Kaufmann, 2003),使都市內綠地大幅減少(Pauleit et al., 2005)。

土地利用變遷造成了多方面的環境衝擊,過去有許多研究皆指出,包括減少 生物棲息地而危及生物多樣性(Pauleit et al., 2005 ; Whitford et al., 2001)、造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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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與全球氣候變遷(Findell et al., 2007 ; Gluch et al., 2006 ; Kalnay and Cai, 2003 ; Meyer and Turner II, 1992 ; Pauleit et al., 2005 ; Whitford et al., 2001)、土壤劣化 (Meyer and Turner II, 1992)、水文改變(Haase and Nuissl, 2007 ; Meyer and Turner II, 1992 ; Pauleit et al., 2005 ; Whitford et al., 2001)、減少碳儲存(Whitford et al., 2001) 等。土地利用變遷造成的環境衝擊不論在區域性或全球性皆是互相影響的,雖然 許多土地利用是發生在小規模的個體單元,但其影響是累積且全球性的(Meyer and Turner II, 1992 ; Turner II, 1990 ; Veldkamp and Fresco, 1996)。故在這些負面影 響下,該如何找出一個平衡點乃是重要的課題。

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指出,在 1940 年時每八人中只有一 人居住於都市,至 1980 年時即提升至每三人中即有一人(WCED, 1987);據聯合 國估計,到 2030 年時居住在都市地區人口的比例將達到 60.8% (United Nations, 2007)。在人口聚集於都市的情形下,都市地區的土地最易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而 快速變遷(周天穎,2003),對人類的影響也最直接,因此必須先了解土地利用變 遷的動態,方能知道土地改變的情況與評估相關政策的影響(Veldkamp & Verburg, 2004)。Forman (1995)就強調一個好的計畫應考量長期之土地使用變遷過程及其 自然與人為之干擾機制,並預期未來可能之變遷,作為土地規劃參考之依據;若 無法充分瞭解土地利用變遷情形,就無法制訂良好的土地利用計畫來規劃管理都 市的發展與環境的保育,可見偵測土地利用變遷對於都市土地規劃是具有相當影 響力的。

二、土地利用變遷之驅動力(driving force)

「驅動力是造成可觀察到的地景變遷的力量,亦即,在演變的地景軌跡中具 影響力的過程」(Burgi et al., 2004)。Briassoulis (2000)認為,土地利用變遷之研究 涉及兩個核心問題:1.是甚麼驅使土地產生變遷?2.土地變遷會產生何種環境及 社會經濟衝擊?由於土地利用變遷是受到各種不同驅動力在不同系統下交互作 用的空間呈現,故在探討土地利用變遷時勢必要了解影響變遷之驅動力。Verburg (2004)即指出在一土地利用變遷理論中,概念化土地利用變遷驅動力是必須的。

土地利用變遷充分反應出人類活動的空間變化,當某種設施或活動在空間上擴張、

縮小或移動等等,皆反應了當時各項自然、政治、經濟、社會、法規及科技等因 素所形成之驅動力的變化,或是個人價值觀的改變(馮正民等,2006)。了解土地 利用變遷驅動力,即可了解土地利用與社會經濟過程、土地開發、各項活動與自

然環境之間的關聯性(Turner II and Meyer, 1994 ; 吳振發,2006),也是預測未來 土地利用變化趨勢和制定土地永續發展決策的基礎。表 2-4 整理過去土地利用變

生物物理和社會經濟驅動力探討居多(Briassoulis, 2000 ; Veldkamp and Fresco, 1996),而事實上還有多種驅動力,在不同的觀點下也會有不同的分類。如 Turner II 等人(1995)將驅動力分為社會經濟驅動力、生物物理驅動力和鄰近驅動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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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彥(1999)將土地利用驅動力分為土地的實質條件、經濟和利用技術的條件、社 會制度所規定的條件三大項;Brandt 等人(1999)認為驅動力可主要分為社會經濟、

政治、科技、自然和文化驅動力五項。Verburg 等人(2004)認為驅動力包括生物 物理限制及潛能、經濟因素、社會因素、空間互動及鄰里特徵、空間政策等五個 面向。鄒克萬、張曜麟(2004)和張伊芳(2010)將驅動力分類為自然環境、社經環 境、計畫環境、立地環境驅動力四類。本研究綜合相關文獻將土地利用變遷驅動 力整理如下:

(一)自然環境驅動力

自然環境為影響土地利用方式的先天條件,自然環境會對各種不同的土地使 用存在限制與潛力(張曜麟,2005)。自然環境驅動力包括非生物因素(地形、地貌、

氣候、土壤、水文、自然資源、限制發展區、淹水潛勢區、土石流潛勢區)、生 物因素(害蟲、疾病、植被演替)以及自然干擾(火山爆發、全球暖化、雪崩、山崩、

土石流、颶風)等(Briassoulis, 2000 ; Burgi, 2004 ; Fang et al., 2005 ; Veldkamp and Fresco, 1996 ; Verburg, 2004 ; 黃依卿,2005 ; 鄒克萬、張曜麟,2004)。通常自然 環境驅動力不會直接造成土地利用變遷,而是造成土地覆蓋變遷,土地覆蓋變遷 又會影響到土地管理者對於土地利用的決定,如:在貧瘠的土地不會有農業活動 (Briassoulis , 2000)。地區是否適於開發,亦對土地使用之類型、強度具有相當程 度的決定力(鄒克萬、張曜麟,2004)。

(二)社經環境驅動力

社經環境驅動力主要乃因人類的參與所造成,也是現今在都市中被探討最多 的部分。土地利用與地區社經環境存在互動關係,各種社經因子明顯影響土地使 用類型、規模及區位(鄒克萬、張曜麟,2004)。社經環境驅動力包括人口(人口數、

人口遷移率、勞動力、人口密度)、技術(科技進步,如:火車、高速公路的興建、

資訊科技)、政治(政治結構、法律、政策)、經濟(經濟成長、產業結構與變遷、

市場機制與貿易、最小商業生產規模、國際貿易收入、高於可餬口之生活水平的 盈餘、全球化程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與否、外國投資)、區位、社會(區 域態度與價值觀、文化)等(Briassoulis, 2000 ; Burgi, 2004 ; Long et al., 2007 ; Seto and Kaufmann, 2003 ; Veldkamp and Fresco, 1996 ; Verburg, 2004 ; 吳振發,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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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環境驅動力

計畫環境驅動力主要為政府的政策與管制項目等導致的土地利用變遷。像是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對於基地劃設為住宅、商業、工業、農業等各種使用區的範 圍與位置,並提供使用類型、類別、發展強度等管制的內容,對土地具有引導性、

限制性的功能(張曜麟,2005)。又如國家或區域的空間政策,亦對於土地利用產 生影響,像是保護區劃設、科技工業區設置或經濟發展特區(Fang et al., 2005 ; Long et al., 2007 ; Verburg, 2004 ; 張曜麟,2005)。另外像是土地所有權移轉、財 產權制度等(Briassoulis, 2000 ; Verburg, 2004)。

(四)立地環境驅動力

立地環境驅動力為基地的屬性條件與周遭空間互動關係所帶來的特徵,其中 可及性為重要的影響因素。立地環境驅動力包括基地的屬性條件(地價)、可及性 (交通、市中心、公共設施、自然資源等之可及性)及鄰近土地使用類別、鄰近家 戶數、過去土地使用的影響、自然資源可及性、土地所有權屬等(Briassoulis, 2000 ; Fang et al., 2005 ; Veldkamp and Fresco, 1996 ; Verburg, 2004 ; 鄒克萬、張曜麟,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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